瑞典著名藝術史學者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對於20世紀上半期中國藝術知識在西方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巖波西洋人名辭典》增補版（1981）稱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中國繪畫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於1956 年榮獲第一屆查爾斯·蘭·弗利爾（Charles LangFreer）獎章，高居翰（James Cahill）稱這一獎章相當於藝術史學界的諾貝爾獎。
2013年8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喜龍仁的專著《沉迷於羅漢：喜龍仁的中國藝術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該書利用了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的喜龍仁檔案，把西方中國藝術史學術史研究推進了一步。然而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充分利用中國史料，對於喜龍仁與近代中國文化名人如張元濟（1867—1959）、蔡元培（1868—1940）、胡適（1891—1962）和黃賓虹（1865—1955）等人的交遊根本沒有提及。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補充該書由於種種原因而遺漏之處。
喜龍仁與張元濟喜龍仁與常住上海的美國收藏家Florence Ayscough（1875—1942）很熟悉，Florence Ayscough 在中文文獻中的名字有多種，包括「愛詩客」 「愛士高女士」 「艾士高甫夫人」 「愛司克夫人」。她的父親是加拿大商人，母親是波士頓人。Florence Ayscough 生於上海並且少年時代亦生活於上海，1889年被送回波士頓接受正規教育，1898年因為嫁給在上海祥泰洋行（Scott, Harding & Co.）工作的英國商人Francis Ayscough（約1860—1933）又回到上海。喜龍仁很有可能是在她的介紹下認識張元濟的。1922年2月4日，上海很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刊登了喜龍仁建議上海建立一所藝術博物館的報導。
1922年3月3日，張元濟致蔡元培書中曰：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美術教授Osvald Sirén( 按：即喜龍仁) 雲專程來華考察吾國美術，曾在英人俱樂部演講中國圖畫，報紙極為稱美不置。友人有往聽者，亦傾倒之至。渠亟欲晉謁左右，屬為介紹。謹畀一函，伏祈延接。此君在本國專授美術，且於吾國美術亦研究有素，倘能留其在京，在各學校演講，似於交換東西文明之道不無裨益。未知尊見以為何如？喜龍仁在1922年3月5日就已經在北京了。
喜龍仁與蔡元培蔡元培本人曾在歐洲留學，而且極其重視美術。蔡氏與外籍學人多有來往，曾經與德國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孔達有交往。因此在見到張元濟的推薦信後邀請喜龍仁到北大演講也順理成章。
雖然因為蔡元培日記缺1922年，我們無法了解蔡元培與喜龍仁見面的詳情，但是當時蔡元培擔任校長的北京大學的《北京大學日刊》第999號在1922年4月13日（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刊登的《校長啟事》中提到邀請喜龍仁到北大演講。
該校長啟事如下：
校長啟事後來蔡元培還邀請喜龍仁擔任北大考古學會通訊會員。
喜龍仁與胡適胡適本身英語流利，知識面極廣。留美時女友韋蓮司系學美術出身，胡本人在美國時也常去博物館參觀。胡適評論福開森《中國繪畫》的書評極有見地，與外籍學人更是交遊甚多。
胡適1922年上半年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喜龍仁，1923年收到喜龍仁的信函，1926年在倫敦見到喜龍仁時，還稱在北京時和他很熟悉。但是1926年以後就很少提及喜龍仁，雖然喜龍仁後來又多次來華並曾在北京短期居住。據喜龍仁傳記作者說，她也沒有見到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檔案館所藏喜龍仁書信筆記中提及胡適。這大概是因為喜龍仁是神秘主義者，而胡適信奉科學；喜龍仁對中國傳統文化評價甚高，而胡適則認為中國人更需要學習西方。兩人觀點衝突甚大，因此後來就不怎麼聯繫了。
胡適1922年3月18日的日記中說：
到六國飯店訪斯託洪（Stockholm，按：即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西倫（Osvald Sirén，按：即喜龍仁）。此君專治美術史，很注意中國的美術；他說中國的美術品所代表的精神的意境，比西洋美術品更多，因為中國美術不拘守物質上的限制，技術更自由，故能表現抽象的觀念更深刻。我們談得很暢快，他把他的書Essentials in Art（《美術綱要》）送給我。胡適1922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說：
到六國飯店Professor Sirén（按：即喜龍仁）處吃飯。他談及蚌埠有瑞典人某君及教士Morris 與他曾議組織一個古物學會，擬在滁州發掘古物。近年此地出土的古物甚多，故引起人的注意。此事尚未成，因官廳方面尚遲疑，以土匪為推託。2013年8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喜龍仁英文傳記也提到，喜龍仁曾經打算在安徽發掘古物，不過是在壽縣而不是滁州。胡適日記中提到的「某君」是Orvar Karlbeck（1879—1967），一位鐵路工程師兼收藏家。傳記中還提到常住安徽的長老會傳教士明慕理（Du Bois Schanck Morris，1873—?）。
1922年4月13日的日記中說：
讀Sirén's Essentials in Art （喜龍仁的《美術綱要》）。此君很推崇中國畫，所言亦有獨到處。書中引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的「六法」，第一條「氣韻生動」便不好譯。在美術史上，中文的「氣韻」「神韻」無法譯西文；西文的tone,rhythm, form 也無法譯中文。胡適1922年5月的日記也曾兩次提到喜龍仁。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最後部分收入一封喜龍仁致胡適的英文信，日期為1923年10月23日。在信中喜龍仁提到，住在加州的朋友想知道一位著名的通神學宗師的書是否有可能出中文版。喜龍仁想知道胡適的看法，因此寫信諮詢。這封信字跡極難辨識，筆者請美國漢學家Charles W.Hayford 先生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原信做出完整釋讀，在此抄錄全信並附上筆者的中譯文：
Grand Hotel Des Wa gon-Lits, Ltd. Peking C hina Oct. 23, 1923筆者的譯文如下：
親愛的胡適教授：胡適1926年10月17日的日記：
Prof. Osvald Sirén（按：即喜龍仁教授）來談了幾個鐘頭。在北京時，我們很熟，前天他去聽我講演，約了今天來談天。他陪我去B. M.（大英博物館）看了一些中美洲的瑪雅（約相當於三國六朝時）文化作品；他說這裡面有些與中國相近的Motif（母題）。我不很信此說。胡適1935年6月11日和7月22日的日記也提到與喜龍仁一起吃飯。
喜龍仁與黃賓虹黃賓虹與長期生活在上海的西方收藏家Florence Ayscough 很可能從1913年就認識。1913年12月23日，《神州日報》曾報導黃賓虹友人史德匿（E.A.Strehlneek）和諦部等人舉辦西人收藏中國名畫展覽會，參加展覽的收藏家包括艾士高甫君暨（及）其夫人。這裡的「艾士高甫君暨（及）其夫人」就是Francis Ayscough 與Florence Ayscough。
黃賓虹1919年所做的《古畫出洋》一文即提到Florence Ayscough 女士。喜龍仁跟她很熟悉，同時跟黃賓虹的友人西人史德匿也認識，因此很可能是Florence Ayscough 或者史德匿將喜龍仁介紹給黃賓虹的。
黃賓虹在1936年2月19日致許承堯的書信中稱：「昨有瑞典圖書館主任喜龍仁者，酷愛鄭畫，謂新安派為世界第一等高品，江浙名家皆所不及。如四王之甜，藍田叔之俗，歐人亦厭之矣。」
此處「瑞典圖書館主任」是瑞典博物館主任之筆誤。喜龍仁從1928年到1945年擔任瑞典國家博物館繪畫與雕塑部主任館員。
黃賓虹1943年致傅雷的書信中說：「近二十年，歐人盛讚東方文化，如法人馬古烈談選學，伯希和言考古，意之沙龍、瑞典喜龍仁、德國女士孔德、芝加哥教授德裡斯珂諸人，大半會面或通郵，皆能讀古書，研究國畫理論，有明於元代士大夫之畫高出唐宋，而以明季隱逸簪纓之畫不減元人，務從筆法推尋，而不徒斤斤於皮相。」
喜龍仁與完顏衡永喜龍仁1930年3月28日購畫清單上兩次提到民國時期北平著名鑑賞家完顏衡永。
喜龍仁1935年3月22日在北京六國飯店寫給他妻子Rose Sirén 的書信中說：「我被那位穿著很好的絲綢袍子的高個子老先生打斷。他五年前常常來訪問我，還賣給我幾幅好畫。衡先生我想你還記得他，他跟我們一起吃過飯。他還問起你。我們剛剛一起看了我在上海買的很多畫，他似乎覺得我這次的交易很走運。」
衡永即衡亮生（1881—1965），本姓完顏，為晚清重臣完顏崇厚三子，入民國後北京的完顏氏多改姓漢姓王，因此又名王衡永、王湘南，1949 年後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張伯駒稱其為清末民初主要鑑藏家之一，啟功稱端方死後，藏品多為完顏衡永和完顏景賢叔侄所有。完顏衡永舊藏《劉熊碑拓本》現存國家博物館，《趙氏一門三竹圖卷》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吳鎮《漁父圖》現存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筆者曾有專文談完顏衡永。
喜龍仁與袁同禮國立北平圖書館是民國時期中國最好的圖書館，收藏的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獻極為宏富，因此外國學人來華一般都會造訪北平圖書館。喜龍仁認識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主要負責人袁同禮一點也不奇怪。
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檔案館藏有袁同禮致喜龍仁信函一份。原件信頭上印有中文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長沙辦事處」以及英文的「 Changsha Offic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Kiu Tsai Yuan, Changsha, Hunan, China」（按：即中國湖南長沙韭菜園國立北平圖書館長沙辦事處）字樣。
信件原文如下：
Changsha Office筆者的譯文如下：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喜龍仁博士楊周翰先生是研究歐洲文學和比較文學的大家，年輕時曾擔任過喜龍仁的助手。喜龍仁在英文版《中國畫論》（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的導言部分還曾向他表達謝意。
據楊周翰在20世紀80年代回憶，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師Miss Bowden-Smith 把楊介紹給來華訪問的瑞典美術史教授喜龍仁，要楊和他一起核校一 部他已出版的《中國畫論》的英譯文。後來他又邀楊去瑞典和他工作。
「1936年3月，我應前一年夏天喜龍仁之約，離開北平，經偽滿、西伯利亞抵 莫斯科，又轉列寧格勒、芬蘭，搭船到了斯德哥爾摩。」楊周翰回憶說：
喜龍仁原是研究義大利繪畫的，專攻文藝復興早期畫家喬託（Giotto）, 有專著（英譯本，1917），後來研究中國建築和園林藝術，1920年就到中國來過，據說是唯一獲準在宮內拍攝建築物的外國人（當時紫禁城還由溥儀居住），繼而又研究中國繪畫。在我認識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國畫論》和《中國早期繪畫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他約我去的時候，正在準備寫中國後期繪畫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漢語不能獨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畫論、畫史、畫家傳、題跋、詩詞等口譯成英文，他寫下來。在口譯過程中，對原文的理解總要經過一番商討。我當時只二十一歲，對古文略知一二，但對繪畫則一無所知，尤其繪畫理論、繪畫術語，什麼氣韻生動、骨法用筆這些至今聚喜龍仁40歲左右才將研究方向從西方藝術史轉向中國藝術史，由於不能獨立閱讀古代漢語，所以必須僱用助手或翻譯。這在20世紀上半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喜龍仁與其他在華外國人由於語言文化方面的原因，喜龍仁與其他在華外國人交往起來當然更為便利。前面提到，喜龍仁與在上海的外國人Florence Ayscough 以及史德匿很熟悉，這些在2013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沉迷於羅漢：喜龍仁的中國藝術之旅》中皆有提及。該書中也提及長期居住在北平的德國近代來華藝術史學者艾克（艾諤風）和德國藝術品商人步夏德與喜龍仁相友善。後來我查閱部分喜龍仁檔案，發現喜龍仁在1935年3月22日寫給他妻子的信中還提到，在北京的外國人跟他友善的還有德國藝術史學者、收藏家、藝術品商人米和伯（米松林）。筆者曾有專文《魯迅日記中的兩位德國收藏家》談艾克和米和伯。
胡適曾在愛沙尼亞漢學家、梵文學者鋼和泰家中見過喜龍仁，哈佛燕京社圖書館所藏鋼和泰書信中有鋼和泰1927年10月2日給喜龍仁的回信手稿。
奇怪的是，《沉迷於羅漢：喜龍仁的中國藝術之旅》竟然隻字未提喜龍仁與福開森的交往。福開森1929年在《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第11卷第5期發表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的書評，1936年曾經在英文《天下》月刊第三卷發表對喜龍仁所著《中國畫論》的書評。從書評中的文字判斷，福開森跟喜龍仁不僅認識而且很熟悉。
其他魯迅和梁思成也曾在書信、日記或著作中提及喜龍仁或其著作。
魯迅1936年寫給出生在波蘭盧布林的莫斯科猶太裔藝術史家巴惠爾·艾丁格爾（P.Ettinger）的一封信中對喜龍仁的著作評價很高。他說：「有一部Osvald Sirén（按：即喜龍仁）的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中國早期繪畫史》），雖然很貴（約40美金），然而我以為是很好的書，非Kiang（按：即江亢虎）的著作可比。」魯迅後來在1936年4月25日請其三弟周建人幫他以九元大洋的價格買了本喜龍仁編著的《中國畫論》，並於5月4日寄贈這位藝術史家。
梁思成在《中國雕塑史》一書中亦多次提到喜龍仁。他在其前言中說：
乾隆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書畫及銅器，未嘗有真正之雕塑物也。……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藝術，向為國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鮮有提及；畫譜畫錄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詳。欲週遊國內，遍訪名跡，則兵匪滿地，行路艱難。故在今日欲從事於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於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於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龍仁（Osvald Siré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今在東北大學講此，不得不借重於外國諸先生及各美術館之收藏。梁思成的《中國雕塑史》講義有不少部分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據賴德霖統計，在《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中國雕塑史》佔了三十一頁。其中重點是南北朝至宋朝的雕塑史。這部分內容共有五百二十五行，而其中翻譯或節譯自喜龍仁《5—14世紀中國雕塑》一書中的至少有一百五十行。
跟梁思成關係密切的中國營造學社社刊上也曾發表喜龍仁的文章。喜龍仁其實早在1924 年就出版了英文專著《北京的城牆和城門》。
近代中國學人編寫講義時參考外國學人的例子甚多。近代意義上的文學史和藝術史學科本起源於西方，最早的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專著也是由西方人士或者日本人士撰著的。呂叔湘曾指出：「他（Herbert A. Giles，漢名翟理思或翟理斯）所著的《中國文學史》在當時很有名，現在看來當然缺點很多。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還沒有一本用中文寫的中國文學史。」 其實對於藝術史也是如此。因此早期中國人撰著的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專著多有借鑑西人和日人著作的情況。如陳師曾曾經翻譯日本學人大村西崖《文人畫之復興》，潘天壽1926 年編寫的《中國繪畫史》參考了日人中村不折和小鹿青雲所著的《中國繪畫史》。因此梁思成的《中國雕塑史》講義大量參考甚至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放到那個時代背景中也不奇怪，而且梁思成本人就是把它當作教學材料，從來未打算出版。雖然梁思成的《中國雕塑史》大量篇幅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但是梁思成對於喜龍仁的中國建築史研究有嚴厲的批評，稱喜龍仁不懂中國建築的規律。不過李軍指出，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敘述方面也曾經受到喜龍仁的影響。
蘇雪林在其散文名篇《山窗讀畫記》中提到，她曾在一個夏天從武漢大學圖書館借出喜龍仁的著作《美國收藏中國畫錄》（Chinese Painting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瀏覽。
結語喜龍仁在華交遊反映出近代來華藝術史學者的一般情況。近代來華藝術史學者出於研究等方面的實際需要，往往非常希望與中國文人、學者、藝術家、鑑藏家和藝術品商人建立聯繫。而在20 世紀上半期，如張元濟、蔡元培和胡適這些傾向於學習歐美、日本等國家的學者當然樂於與來華學者交遊。20 世紀上半期在中國傳統繪畫受到西潮衝擊的情況下，黃賓虹這種藝術家很容易把喜龍仁等注重中國傳統繪畫的外國藝術史學者引為知音，而完顏衡永等鑑藏家和藝術品商人也樂於與外國藝術史學者交往。另一方面，外國藝術史學者的撰著對於國內學者也有很大影響：梁思成的《中國雕塑史》講義中很多部分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梁思成對中國建築史的敘述也受到喜龍仁的影響；一直很關注藝術和藝術史的魯迅也注意到並且高度評價喜龍仁的著作。
（本文摘自《西洋鏡：5—14世紀中國雕塑》序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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