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同花順金融研究中心
大約十年前，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就曾預言，美聯儲量化寬鬆將激起空前的階級、收入和財富分化，美國社會距離內戰更進一步。
達利歐近日在社交平臺上再次警告，美國處在轉折點，走到了大變革的前夜，如果危機處理不當，可控的內部衝突可能會演變成革命或/和內戰，產生的影響不會局限在美國，更會波及全世界。
美國處在歷史轉折點
按照達利歐的模型，帝國的崛起和衰落有其周期。完整的一個周期分為8個階段：新世界秩序建立―>繁榮期―>債務泡沫―>巨大的貧富分化(整個周期的頂點)―>債務危機―>印錢和信貸擴張―>革命和戰爭―>債務和政治重組―>新世界秩序。
如果本輪周期從裡根任內打造的全球金融秩序為發端，以蘇聯解體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的標誌性，在近20年的繁榮之後，2008年債務危機爆發，之後美聯儲開啟量化寬鬆。
當下所處的階段正如達利歐所說的，是在「印錢和信貸擴張」階段，往前一步是債務危機(1929年大蕭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往後一步是革命和戰爭。
眼下，美國正遭受疫情沉重打擊，經濟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過去十年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貧富差距空前擴大，政治分裂對立嚴重，美國社會像一個高壓鍋。
儘管美國作為一個「大熔爐」，個人的奮鬥比階級鬥爭更是社會思潮的主流，階級問題和許多社會議題相比都敬陪末座，但是達利歐警告稱，社會矛盾持續加劇的期間，美國的階級問題可能會被引爆，這也是人類社會普遍規律。
美國兩次大危機比較
1910-1940年代美國經歷了完整的一個周期，並通過這次危機成為世界霸主，建立了新秩序。
1929年大蕭條前後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存在的許多相似性：極高的負債率，超低的利率和極窄的貨幣政策空間，懸殊的貧富差距，政黨惡鬥和政治分裂。
兩次金融危機實質都是債務危機，私有非金融部分負債率都超過GDP的100%，1930年代的峰值是140%左右，而2010年代峰值則超過160%。
但是，和1930年代不同，美國此次的負債率在量化寬鬆後，並沒有明顯下行，仍舊維持在歷史高位，而且由於疫情對經濟的沉重打擊，債務率再次飆升，有突破前高的趨勢。而新周期的開始，是以負債率回歸低位作為起點的。
為了化解債務危機，美聯儲兩次危機都開足馬力印錢，利率下調趨近於零，貨幣政策彈性被大大壓縮。這意味著，如果危機繼續惡化，或者任何突發的黑天鵝事件，美聯儲的武器庫彈藥所剩無幾。
在貧富差距方面，1930年代和2010年代90%的底層和10%的上層收入比例曲線幾乎吻合。
巨大的貧富差距必然導致政治對立。此次大選川普疫情扣分嚴重的情況下，仍然和拜登打的難分上下，普選票幾乎是五五開，而兩黨在參眾兩院的對立情況幾乎和1930年代遙相呼應。
不過，本輪周期美國遭遇的的危機，比1930年的更複雜，更具挑戰性，在過去十二年近乎空轉之後，美國解決危機的條件遠不如2008年。
和1930年代相比，美國在過去20年裡遭受了三次重大的災難：「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當下嚴重的疫情和經濟下行。在這二十年間，美國二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兩代人陸續退休，美國還面臨老齡化加劇的挑戰。
這三次災難，以美國的國力並非不能克服，危機一波接一波的背後，是美國應對危機的方式出了問題――依賴技術手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逃避矛盾，最終可能導致危機積重難返。
美國應對911事件，是在中東打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燒掉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軍費，至今仍深陷戰爭泥淖。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聯儲祭出量化寬鬆，代價是空前的階級、收入和貧富分化，而美國的製造業回流、基礎設施老化和教育、福利體系改革等重大根本問題，都沒有取得實質性改觀。
今年的新冠疫情，美國為了保經濟，不進行全國封鎖，押寶疫苗，感染人數超過1300萬，死亡人數超過26萬。
為了應對疫情衝擊，美國繼續加大印錢和舉債力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火力全開，注入數萬億美元流動性。效果是美股從三月低點反彈了60%，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經濟仍危如累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歐巴馬上臺如日中天，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高呼變革口號。
而今拜登艱難取勝，民主黨再次上臺執政，團隊成員多數都在歐巴馬政府服務過，誇張得說是一個「弱化版、老齡版」的歐巴馬團隊，而面對的危機不亞於2008年，但是對國會的控制力、貨幣政策和舉債空間卻遠不如2008年。
如果危機處置不當，美國內部的可控的衝突，確實可能如達利歐所說，會滑向革命和戰爭的邊緣，屆時遭殃的也不僅僅是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