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您對瑞·達利歐（Ray Dalio）這個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您很可能聽說過或讀過《原則》這本暢銷書。而達利歐的才華遠不止如此，他還是全球最大的對衝基金公司橋水的創始人。這一切，都源自於達利歐對經濟周期和貨幣財政政策變動的洞察，以及對市場趨勢的把握。今年三月起，達利歐將他的這些洞見寫成了《Changing World Order》（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系列，陸續發表在全球知名職場社交平臺領英（LinkedIn）官網上。我們的金融外文翻譯計劃，作為這個系列的領英官方翻譯合作者，將持續提供譯文支持，以供更多朋友參考。
本文是金融外文翻譯計劃的第十篇，對應的文章是達利歐12月2日作品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第八章。本文由鄒百陽、周思源、孫松明、趙紫桐、方文弘、褚自航負責翻譯，汪涵負責校對，劉琦負責製圖，胡濤濤負責排版。
本文探討的是：哪些力量驅動一國國內秩序發生變化，以及美國當下所處的階段。
本文要點如下：
1. 社會秩序的失衡在當今一些發達國家愈演愈烈，這一點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如何應對當下的混亂將對美國人、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大多數經濟體和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
2. 從古至今，在大多數國家對大多數人影響最大的事情是如何創造、獲取和分配財富和權力。儘管其他因素往往也具有重大影響，比如意識形態和宗教。對於財富和權力獲取和分配的爭奪貫穿人類歷史。這些爭奪對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極大的影響，比如稅收、經濟發展以及人們如何在繁榮與蕭條、和平與戰爭時期相處。這一切如同潮水般反反覆覆不斷循環。
3. 四種永恆而普遍的動力是推動變化最重要的力量：1）財富與權力階層的鬥爭動態，2）權力的動態平衡，3）人類傾向於短期享受而不是長遠利益的天性 ，4）大多數人未能以史為鑑。
4. 美國正處於從印鈔及信用擴張到革命與戰爭的臨界點。
以下為翻譯全文，希望以下內容對大家理解我們當下的位置以及未來可能行進的方向有所幫助。
國內秩序與混亂的周期以及我們所處的階段
概要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決定了他們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各個國家內部都有一些制度或「秩序」來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方式。而這些體系以及人們在體系中的實際行為都將產生一定的結果。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我們將探討是哪些亙古不變的普遍因果關係形成了社會的內部秩序，以及有哪些行為導致了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相互轉化。
我們看到社會秩序的失衡在當今一些發達國家愈演愈烈，這一點在美國尤其明顯。我想將這種混亂狀態置於相關背景下進行探究，所以我做了相關研究並在這些章節中與諸位分享。因為美國如何應對當下的混亂將對美國人、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大多數經濟體和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在這兩章中，我更多關注的是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不過我將在此之後對其他領先國家進行探討。
下圖以簡化的方式顯示了美國在之前描述的典型的帝國興衰大周期中所處的位置。目前美國處於財務狀況不佳、衝突加劇的階段。如圖所示，這個階段往往出現在過度消費與借貸、財富和政治鴻溝擴大之後，但還沒到爆發革命與內戰那一步。
美國正處於這樣一個臨界點，如果稍有不慎它的內部緊張局勢可能會從可控走向革命和/或內戰。需要聲明一點，我並不是說美國或其他國家將要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這一道路，而是說目前是個特別重要的時期，我們需要了解、觀察和標記各種節點，以便掌握未來的全部可能性。在本章中，我將借鑑類似歷史案例的經驗教訓來探討這些標記。
因為這個主題如此重要，我希望竭盡所能完整呈現給讀者，所以我將分兩章進行論述：第八章是「國內秩序與混亂的典型周期」，第九章是「深入探討內部循環的六個階段——美國篇」（詳見第九章：https://www.linkedin.com/pulse/delving-six-stages-internal-cycle-particular-focus-us-ray-dalio）。
溫馨提示：如果您希望快速完成本篇閱讀，可以只看加粗的重點部分。主要原則以加粗和斜體表示。
背景
如您所知，我被相互關聯的三大因素間的獨特角力所吸引。自1930-1945年以來，這三大因素對財富和權力的擁有權產生了最大影響。它們分別是：
1）債務、貨幣和經濟的大周期；
2）秩序/混亂的內部大周期（由財富、價值觀和政治差距造成）；
3）戰爭與和平的外部大周期（由崛起的大國——最重要的是中國——挑戰世界領先強國美國造成）[1]
由於我已經在第2章和第3章中介紹了1）債務/貨幣/經濟大周期，在第5章至第7章中介紹了3）對外關係大周期（尤其是中美關係），現在我將重點介紹2）秩序/無序的內部大周期。內部秩序大周期是最重要的周期，畢竟國家實力和幸福指數更多取決於人們與其同胞之間的和睦相處而不是人與國家在國際間的互動方式。
想知道我們當下的狀況和政策與過去相比有什麼變化，所以我先看看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以及事情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現在的。最近內部秩序的運動明顯趨向於更大程度的混亂，這點在美國尤為明顯。換言之，民眾和政客之間的對立是我這一生71年之前所未見，而且人與人之間對財富和權力的爭奪也越加肆無忌憚。這促使我研究了歷史上的類似時期。
如同之前章節的分析方法，我喜歡像醫生一樣學習，即分析大量的過往案例再尋找規律。在過去差不多5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作為一個全球宏觀投資者遇到了大量案例也研究了大量歷史案例。對眾多案例的研究幫助我理解其背後的因果關係。
我結合自身經驗、與傑出學者交談、閱讀經典書籍以及鑽研數據檔案，對這些案例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過這些學習，我獲得了這些事件發展變化典型周期的直觀印象。在此基礎上我再去研究每個典型周期的不同之處並試圖加以解釋。之後我會把這些模型編寫成算法，用來監測狀況相對於原型的變化，並幫助我據此作出決策。
我會將上述過程貫穿始終，直至生命完結，所以您正在閱讀的是一個不斷開發完善中的版本。
為了弄清社會體系/命令出於控制財富和權力的目的是如何不斷演變，以及它們被哪些亙古不變的通用原則所決定，我不得不把許多零碎的東西放在一起，因為歷史通常是以零碎的片段呈現的，而世界秩序變化這一主題太過宏大，實在難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和消化。
正因此我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過去500年的世界以及中國自唐朝（約公元600年）以來的歷史。這樣我可以比較全面地研究這段時間內的歷史，此外對更早時期的歷史作了比較粗淺的了解。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那些對現在和將來最有幫助的宏觀趨勢、最主要的因果關係和原則上。
我當然不是相關歷史領域的專家，但我對上述歷史的研究令我清楚認識到社會內部秩序和混亂的周期以及推動變化的主因。這也為我判定我們現在的處境和接下來可能發生的狀況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意識到國家就像任何有機體一樣有著明確的生命周期。我也意識到內部秩序（即國家的內部治理體系）的變化和世界秩序（即在全球範圍內治理權力的體系）的變化是如何以日益關聯的類似方式持續而無處不在地發生。這些變化從人類有記錄開始一直持續至今，共同匯合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故事。
對許多關聯案例的研究讓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支配這些案例發展的內在規律以及推斷未來如何發展。最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研究讓我看到了在爭奪財富和權力的過程中，1）內部體系/秩序和2）外部體系/秩序如何不斷演變，也讓我看到了這些內外秩序如何相互影響。即世界秩序就像一臺永動機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演變的同時，又由於基本相同的原因不斷重複著同樣的事。
從古至今，在大多數國家對大多數人影響最大的事情是如何創造、獲取和分配財富和權力。儘管其他因素往往也具有重大影響，比如意識形態和宗教。對於財富和權力獲取和分配的爭奪貫穿人類歷史。這些爭奪對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極大的影響，比如稅收、經濟發展以及人們如何在繁榮與蕭條、和平與戰爭時期相處。這一切如同潮水般反反覆覆不斷循環。
當這些爭奪以良性競爭形式展開從而鼓勵人們積極投入到生產活動中時，帶來的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的繁榮。相反，當這些爭奪以惡性競爭形式展開而引起內部鬥爭時，接踵而至的是秩序的消失和痛苦的困難時期。
社會秩序在生產性秩序和破壞性混亂之間的搖擺通常背後有邏輯因果關係可循並且基本適用於各個國家。崛起中的國家之所以崛起是因為一系列的主要因素同時顯現；衰落中的國家之所以衰落是因為這些有利因素逐漸消失。
在一個漫長的周期中，一個國家從周期的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很常見。比如說在一個世紀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經歷至少一個快速發展/和諧/繁榮階段和至少一個蕭條/內戰/革命階段是十分罕見的。所以我們應該做好經歷上述兩個極端的預期。
然而，大部分人都一直認為未來的生活將會和他們經歷過的生活沒有太大區別。
這麼想也很正常。畢竟真正的大繁榮時代和真正的大蕭條/革命時代是一輩子只會經歷一次的小概率事件，而這種一生只有一次的經歷很自然會給人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偉大的時代和痛苦的時代如此不同，讓人心理上覺得相隔很遠，以至於我們會期待未來更接近我們經歷過的生活而不是相反。
例如，我的父親和大多數經歷過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咆哮的20年代」的債務激增導致）的同齡人從未想像過二戰後的經濟繁榮，因為這與他們過去所經歷的相反而不是相似。我理解，他們在這些經歷後，不會考慮借貸或者將辛苦攢下的積蓄投入股市，因此他們錯過從經濟繁榮中獲利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樣，我也理解為什麼幾十年後，那些只經歷過債務融資繁榮而從未經歷過蕭條和戰爭的人會借很多錢去投機，並且認為蕭條和戰爭是不可能的。貨幣也是如此：二戰後，貨幣曾經是「硬」的（即與黃金掛鈎），直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為了適應借貸和防止實體破產，把貨幣變成了「軟」的（即法定貨幣體系）。因此，現在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應該借更多的錢，儘管從歷史來看，借貸和債務融資的繁榮導致了蕭條和內戰。
我開始相信，雖然歷史教訓和警告再清楚不過，但大多數人卻不去尋找，因為大多數人只會從自身經歷中學習，而人生苦短，無法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這些教訓和警告。在本章中，我將與您分享我所認為從自身經歷和探索中得到的教訓和警告。請記住，雖然我儘可能做到準確，但我並不擔保正確與否，所以我只是簡單地把我對事物的看法呈現給您，供您自行評估。
為了做到這一點，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將帶您了解我認為的關於國內秩序從一組條件轉為下一組條件的永恆而普遍的原則。我認為，在任何時刻都存在著兩種情況：1）現有的一組條件，包括現有的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2）引起這些條件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相對於2）引起這些條件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大多數人往往更關注1）目前存在著什麼。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因為理解產生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我將分兩部分進行探討。在這一章中，我將重點討論產生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包括背後的永恆、普遍的驅動力以及典型周期的六個階段，在第九章中，我將更加深入地探討這六個階段，並審視美國在這一背景下的處境。
產生內部秩序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
我認為以下四種永恆而普遍的動力是推動變革最重要的力量。
1. 財富與權力階層的鬥爭動態
只要有歷史記載，幾乎在所有的社會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口（「統治階級」或「精英」）控制著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儘管比例有所不同）。[2]自然，那些從體系中受益並控制體系的人，大體上都喜歡這個體系，並相互合作來維護這個體系。因為有財富的人可以影響有權力的人，而有權力的人同樣可以影響有財富的人，所以這些統治階級或精英之間結成聯盟，他們希望每個人都遵守他們的規則和法律，即使這個制度擴大了擁有權力和財富的人與沒有權力和財富的人之間的差距。因此，所有的內部秩序都是由特定階層的人來管理的，他們擁有財富和權力，並以一種共生的關係來維持秩序。雖然結盟後不會破壞對自己有利的秩序，但古往今來，這些精英們為了財富和權力而相互鬥爭，也與想要財富和權力的非精英們鬥爭。當形勢好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比較富裕，鬥爭相對較少；當形勢不好的時候，鬥爭就比較嚴重。而當情況對大多數人而言非常糟糕時——比如出現了無法解決的債務危機、經濟不景氣、嚴重自然災害——由此產生的痛苦、壓迫和鬥爭通常會導致革命和/或內戰。
正如亞里斯多德很早以前說過的「窮人和富人互相爭鬥，無論是哪一方佔了上風，都不是建立一個公正或受歡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上的優勢作為勝利的獎品」[3]
一般而言，大周期會隨著和平時期和生產率的提高而發生變化，和平時期的財富會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長，這導致極少數人獲得並控制了特別大比例的財富和權力，然後變得過度擴張，然後便遇到了不好的時期。這使那些最貧窮和缺少權力的人受到的傷害最大，從而導致衝突，並由此產生革命和/或內戰。一切結束後，新的秩序產生，周期又重新開始。
驅動這些周期的是人性。因為所有人都有這個共同點，所以全世界人民在面臨類似情況時都傾向於以相似方式處理這些問題，這就是我們將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探討的永恆而普遍的因果關係。
我們先來探討一下它們是如何影響不斷變化的內部秩序。
古往今來，在所有國家，擁有財富的人都是擁有財富生產資料的人，為了維持財富，他們與有權制定和執行規則的人合作。這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雖然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但它的具體形式已經發生演變，並將繼續演變。
例如，在13世紀至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農業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大多數人相信君權神授，世界各地的內部秩序都是類似的，甚至在從未有過任何聯繫的國家也是一樣的，它們由統治階級或精英組成：1)君主制，與2)貴族聯合，貴族們控制著生產資料（當時的資本是農業用地），和/或3)與軍隊聯合。工人被視為生產資料的一部分，他們使土地具有生產力，為統治階級精英創造財富；他們對如何管理秩序幾乎或完全沒有發言權。
那些相互之間很少接觸或沒有接觸的社會以相似的方式發展，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情況要處理，因為他們的決策本質是相似的。例如，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歐洲、中國和大多數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是君主和貴族，但他們又有一點不同，因為在歐洲，教會也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在日本，君主（天皇和大臣）、軍隊和商界（商人和工匠）是統治精英。世界各地的君主都需要有人為他們管理日常事務。最高層的人監督著承擔各種具體治理工作的官僚機構的人。在不同的國家，一直有，而且現在仍然有國家級、州/省級、直轄市級、市級等不同級別的治理，它們之間有一些永恆而普遍的運作和互動方式，這些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一致的。這樣的治理體系（即秩序）幾乎在世界各個地方都存在，並且差異相對較小，它們都以類似的方式得到了官僚階層的支持，從為統治者服務的大臣開始，一直到執行任務的職能人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通過階級鬥爭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演變。今天所存在的，只是這些永恆而普遍的互動方式自然演化的結果，其中還加入了自身的文化味道。例如，幫助君主政體的大臣們的角色就演變成了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的首相/總理和其他大臣的角色（儘管在美國他們被稱為「國務卿」）。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制度因財富和權力的鬥爭而發生了合乎邏輯的演變和變化。例如，在1200年左右的英國，起初是一場財富和權力的鬥爭，突然演變成貴族和君主制之間的內戰，這些轉變通常就是這樣演進的：起初逐漸變化，然後突然爆發。絕大多數的鬥爭都是這樣，為了錢和權力，決定誰能得到多少錢的權力。約翰王領導下的君主制想要多徵稅，而貴族們想少繳稅。他們在——貴族應該享有多少發言權——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於是他們發生了內戰。貴族們贏了，獲得了更多的制定規則的權力，這就有了他們最初所說的「議會制度」，很快，第一個議會成立了，逐漸演變成了今天英國人擁有的議會。把這個協議正式寫入法律的和平條約叫做《大憲章》。和大多數法律一樣，這個法律沒有解決兩個階層矛盾的問題，所以又爆發了一場內戰，貴族（一個階級）和君主（另一個階級）再次為財富和權力而戰。1225年，他們制定了一個新的《大憲章》，由當權者解釋和執行。然後幾十年後，戰事又起。在那場戰爭中，貴族切斷了對君主的納稅，這迫使君主（當時的亨利三世）屈服於貴族們的要求。這些鬥爭持續進行，導致了制度的不斷演變。
快進到15、16、17世紀，可以看到財富的來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是由於全球探索和殖民主義（從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開始），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誕生（即股票和債券）和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特別幫助了荷蘭，其次是英國），使從這些財富來源中獲利的人變得更加強大——即在這幾個世紀裡，財富和權力的轉移是從a）土地所有者貴族（當時擁有財富）和君主（當時擁有政治權力）到b）資本家（後期擁有財富）和民選代表或專制政府領導人（後期擁有政治權力）的轉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發生了這些轉變——有些是和平的，但大多數是暴力和痛苦的。
例如，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法國的國王與其他三個階級在權力平衡的安排下進行統治：1）神職人員，2）貴族，3）平民。這些群體中都代表人物進行投票。前兩者只佔人口的2%，但與佔人口98%的平民相比，他們的票數更多，或最終與平民的票數相同。他們把這種以三個階級為基礎的內部權力談判秩序稱為「舊秩序」。1789年5月5日開始的法國大革命，幾乎在一夜之間就以一種革命性的方式改變了這種秩序，當時第三階級——平民——受夠了這種制度，推翻了所有其他階級，並將權力據為己有。在當時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同樣的基本統治秩序佔據了上風——即君主和貴族只佔人口的很小比例，擁有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直到突然間，一場內戰/革命導致舊秩序被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秩序所取代。
雖然管理這些階級鬥爭的統治秩序（即內部秩序）在不同國家的過去和現在都盡相同，但它們在各國的演變過程是相似的。例如，它們的演變既漸進（通過改革）又突然（通過內戰/革命），成為現在存在於所有國家的秩序。我預計它們將繼續逐步和突然地演變，產生新的國內秩序。雖然擁有財富和政治權力的階級會發生變化，但產生這些變化的過程從古至今都是大同小異的。它們通過鬥爭發生，導致a）通過談判進行和平改革，b）通過內戰和革命進行暴力改革。和平改革往往在周期內較早發生，而暴力內戰和革命改革往往在周期內較晚發生，其邏輯原因我們將在後面深入探討。
階級鬥爭相對於個人鬥爭的重要性，我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我們，尤其是生活在美國這個「大熔爐」裡的人，往往更多地考慮個人鬥爭，而對階級鬥爭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直到我對歷史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才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我對歷史的研究讓我用一種我希望能傳達的方式來看待它。
古往今來，在所有國家（雖然程度不同），人們被定型並歸於「階級」當中，要麼是因為他們選擇了和他們一樣的人在一起，要麼是因為這個群體之外的其他人將他們定型，就這樣，權力被劃分成三四個階級。人們如何被劃分為階級，決定了他們的盟友和敵人是誰。不管人們是否喜歡，都會被歸入這些階層，因為所有的人都會被定型。雖然1）富人和窮人，2）右派和左派是最常見的大階級區分，但圍繞著3）種族，4）民族，5）宗教，6）性別，7）生活方式（如自由派或保守派），8）位置（如城市與農村），還有許多其他的區分。一般來說，人們傾向於聚集在這些階層中，在周期早期情況好的時候，這些階層之間比較和諧，而當情況不好的時候，他們之間就會有更多的爭鬥。
雖然我很高興美國是一個階級差別無足輕重的國家，但在美國，人們的階層還是很重要，而且在階級矛盾激化的緊張時期，階層區分更為重要。
為了幫助你更好地了解情況，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練習。假設大多數不了解你的人都把你看成是某個階層的人，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假設。現在，想像一下你是如何被看待的，看看下面的列表，問自己你屬於哪一個或哪幾個階層。回答完後，問自己，在下面列出的階級中，你對哪些階級感到親切，並期望成為你的盟友。哪些階級你不喜歡或視之為你的敵人？哪些是統治階級，哪些是想推翻他們的革命階級？哪些是上升期，哪些是衰退期？你可以考慮把這些寫下來思考，因為在衝突較大的時期，你所處的階級或被假定的階級在決定你將與誰在一起和反對誰，你將做什麼，以及你將在哪裡結束時將變得更加重要。
1. 富人還是窮人？
2. 右派，左派，還是溫和派？
3. 種族？
4. 民族？
5. 宗教信仰？
6. 性別？
7. 生活方式（如自由派或保守派）？
8. 地理位置（如城市、郊區或農村）？
直到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來自這些階級中的少數人，擁有大部分財富和權力，並作為「精英」進行統治。在我看來，很明顯，a）資產階級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擁有最多的財力；b）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掌握在所有選擇投票的人手中，而專制國家的政治權力則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些人通過他們必須進行的某種選舉程序選出來。[4]所以，在今天的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都是監督目前國內秩序的「統治階級」和「精英」，儘管他們現在正受到攻擊，所以也許這一點正在發生轉變。比如，現在美國有一場大運動，無論是商界還是政界，都要對不同階層的成員有更大的包容性。這些轉變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取決於和平處理還是暴力處理，處理方法是聰明還是愚蠢。我在學習歷史時看到一個永恆而普遍的真理，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孔子時期前，那些吸引最廣泛的民眾，並根據他們的優點而不是特權賦予其責任的團體是最可持續成功的，因為他們找到最優秀的人才來很好地完成工作，他們有多樣化的觀點，他們被認為是最公平的，這促進了社會穩定。
我推測，目前各國的內部秩序，就像過去的秩序一樣，會通過不同階級之間在如何劃分財富和政治權力上的鬥爭，繼續演變成為不同的東西。因為這種財富和權力的動態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們密切關注，以辨別哪些階級正在獲得財富和權力，哪些階級正在失去財富和權力（例如，人工智慧和信息技術開發者正在以犧牲那些被這種技術取代的人的利益為代價來獲得財富和權力），同時也要辨別對這些變化的反應導致的周期性的變化。
所以，在我看來，世間的一切都在被久經考驗的永動機的驅動下，以經典的方式發生持續的改變。這臺永動機已經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制度，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專制政體、民主政體，並且會持續產生出這些制度的進化後代以及混合體。基於人們如何與他人相處，即人性對與選擇的影響，這臺機器將生產出新的內部秩序，來劃分財富和政治權利，進而極大影響我們的生活。
為了解釋我的意思，我將會展示一些經典而普遍的驅動內部秩序變化的案例。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列舉過一些國際關係的例子，特別是中美關係的例子。所以如果接下來的案例對你來說是多餘的，我在此表示歉意。
如前所述，推動國內秩序變化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們如何相處，即人性對人行為的影響。人們的相處模式其實是由邏輯上的因果關係來驅動的。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
2. 權力的動態平衡
在任意一段關係中，雙方都可以定義這段關係，但關係的最終確定必須是雙方共同認可的。比如，在一段關係中，人們可以選擇雙贏或雙輸，可以選擇同盟或對抗，但關係的建立必須通過雙方的行動來確定，進而巧妙地使其運行良好。如果他們選擇的是以合作-競爭-共贏為主的關係，他們必須考慮到對對方真正重要的東西，並努力給予對方，以換取對方的回報。在這種雙贏的關係中，雙方可以在尊重和考慮周全的情況下達成較難達成的共識，正如集市上兩個友好的商人或者奧運會上兩支友好競爭的隊伍一樣。如果他們選擇的是雙輸的相互威脅的關係，他們會主要考慮如何傷害對方，希望迫使對方陷入恐懼的境地，以便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這種關係中，雙方更傾向於互相毀滅而非友好而高效的交流。顯然，雙贏關係要比雙輸關係好很多，但雙贏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正如囚徒困境。
當兩個相互競爭的實體擁有相當的權力，包括摧毀對方的權力時，除非雙方都有極高的信任度，相信自己不會受到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摧毀，否則決一死戰的風險會很高。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亦遵循這個規律。
想像一下，當你面對一個人，你們都有與對方合作或毀滅對方的能力，且不清楚對方會如何選擇時，你會怎麼做？即使當下的最優解是雙方合作，邏輯上來說雙方最可能的做法也是在被對方毀滅之前先下手為強。這是因為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你不確定他們是否想要毀滅你，但你清楚，對於對方來說，在被你毀滅之前先下手才是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在博弈論中，這被稱為「囚徒困境」。這也就是為什麼想要避免毀滅性戰爭，就必須建立多方認可的保護機制，以避免有人在合作中先出手傷人。建立深度的利益交換和依賴關係可以進一步加強雙贏關係。這是因為a）大多數戰爭都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強大的時候發生的，所以結果是不確定的，b)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c)輸掉戰爭是毀滅性的，所以只有在有信心不會產生無法接受的損失時，才會進入戰爭狀態。因此，必須考慮清楚到底是什麼令你不惜血戰到底。有時，當衝突雙方存在的問題無法解決時，戰爭（內部或外部）就無法避免了。
和平和戰爭發生的機率，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遵守現有的規則，是否在遇到戰爭威脅時願意調整現有的規則，以及同歸於盡的危險性 ——這些因素越多，和平的機率越大，反之，則戰爭的機率就越大。國內關係和國際關係都是如此。比如，（在民主國家中）很多制度都限制了雙方給對方造成威脅的最大值，以及造成傷害的方式。如果雙方都遵循規則，那麼他們之間的戰鬥就會像兩支球隊一樣，可以打敗對方，但無法消滅對方。因此，失敗的一方還有恢復實力，重新戰鬥的可能性。然而，在目前的某些社會體系，以及過往的案例中，內鬥的雙方都是以死相拼，因為勝者要確保失敗者永無翻身之日。歷史同樣告訴我們，不能單純的依賴制度，並指望不會出現違背規則的人。許多假定規則和文明會延續，自己處境安全的人，遭遇了無法預知的快速變化，並付出了自由或生命的代價（如1933-1945年，德國制度改革影響了猶太人。1949年中國的制度改革影響了資本家。1959年古巴的制度變化影響了大多數人）。由於環境的變化，我們同樣不能指望所有人一直遵守協議。想要獲得最佳結果，各方必須以參與者都能接受的方式更改協議。理想的情況是：1）良好的規則和協議，2）持續維護這些規則和協議的決心和靈活性，由此產生的良好關係才能延續。然而，如果這些都不存在，同歸於盡的威脅也可以維持和平，因為生存下去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基本需求。
這些案例將引向我的下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基於人類如何互動的現實。
擁有權力，尊重權力，明智地使用權力，否則寧可離開也不去鬥爭。擁有權力是好事，因為權力在任何時候都會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這是因為，當事態危急時，有權執行自己對法律或規則解釋的人，或有權推翻法律或規則的人，將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解決分歧的順序如下。當分歧發生時，雙方會先嘗試不訴諸法律/規則的前提下，自行解決矛盾。如果無法解決，雙方會嘗試使用他們共同認可的法律/規則來解決。如果還是行不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就會開始使用自己的權力。當一方訴諸權力，而衝突中的另一方沒有屈服時，就會出現對權力的考驗，典型的形式就是戰爭。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別人給你想要的東西，比如通過霸凌的方式。使用權力，也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相較於雙輸關係，雙贏關係會獲得更意想不到的回報，儘管它並不容易實現。當內外戰爭發生時，你將不得不決定你是參與還是逃離。拿不準的時候就逃開。因為你總是有辦法重新參與進來，但不一定總能逃得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盟友、敵人和戰爭是如何發展和結束的，以及一段又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是如何發展的。
在研究了許多歷史並親歷了其中一小部分後，我看到了權力的動態平衡實際上是如何驅動幾乎所有權力爭奪的——例如：組織內部的辦公室政治，地方政治，塑造國內秩序的國家政治以及塑造國際秩序的國際政治。通過權力的動態平衡來形成盟友和敵人並進行戰爭是按照一系列步驟進行的：1）敵對雙方陣營內部各自結盟，使敵對雙方擁有大致相等的實力；2）雙方相互鬥爭，並且最終確定贏家與輸家；3）獲勝者內部為爭取控制權而鬥爭，直到某一方獲勝並鞏固了權力；4）然後，當權力明確建立並且再沒有某方願意同獲得權力統治地位的贏家進行對抗時，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期將會到來，通常也會產生更大的財富和權力差距，直到5）出現財富和權力差距，具有權力統治地位的一方走向衰弱，並且由於各種原因，新的財富和權力鬥爭導致上述過程重新出現。準確地說，這一進程就是這樣展開的，儘管進程展開的具體細節取決於這一進程所處時代下的社會秩序和人：
A) 同盟將會形成
當雙方實力並未達到大體相當的階段（例如在美國，民主黨的實力比共和黨強得多，反之亦然），實力較強的一方很可能會利用和控制實力較弱的一方。為了平衡實力較強的一方，處於弱勢的一方自然會找到其他勢力，和他們一起來制衡實力較強的一方，這樣一來，他們從整體上就擁有了可以與之抗衡甚至更強的實力。反之，如果以前處於弱勢的一方的總體實力比以前實力較強一方更強，那麼後者就會與其他勢力達成協議，與他們結盟，以此來削弱另一方的優勢。這樣一來，既得利益取向截然不同的盟友就會聯合起來反對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態勢自然會導致雙方的實力趨於均衡。在對抗共同敵人的過程中，各方力量會被捆綁在一起，但這不應被誤解為它們是親密無間的。例如，在最近的大選中，人們就可以看到這種權力制衡的動態。這就是為什麼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與對方的鬥爭中獲得了數量大致相同的支持者，變成勢均力敵，但與此同時黨內的分歧又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些派系想要摧毀其他派系，進而控制整個政黨。這種建立聯盟和成為敵人的動態會發生在各種不同層次的關係中，上至定義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國際聯盟，下至定義內部秩序的國家內部的最重要的聯盟，再到各州內部、城市內部、組織內部和個人之間的聯盟。影響這些聯盟最重要的演變因素是世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日漸「縮小」。在過去，全球化程度並不高（比如一些歐洲國家結成聯盟來對抗另一些歐洲國家，亞洲國家也有類似的例子），但隨著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進步，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聯繫日益緊密，規模更大、更具全球性的聯盟逐漸出現。這就是為什麼一戰和二戰會有兩個強大的陣營，並且這樣的格局將延續下去。
B）決定贏家和輸家的對抗隨即出現
當雙方勢均力敵且彼此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時，通常會出現激烈的對抗。當雙方力量並不對等的情況下，這種對抗不會發生。因為處於明顯弱勢的一方要和實力較強的一方戰鬥是極不明智的，如果他們真的發生對抗，也會是小規模的對抗。但有時候，當雙方的力量水平大體相當時，當在試圖擊敗對方的過程中，對自己造成傷害的威脅大於你死我活式對抗所獲得的收益，則二者之間可能會發生僵持而不是大打出手式的對抗。而當存在同歸於盡的可能性時——例如，像美國和蘇聯當時所面臨的情況那樣，他們無法拼個你死我活——僵持的可能性遠大於戰爭。和平時期通常發生在實力不平等的情況下，強國慷慨地讓弱國臣服，從而使所有人都滿意。
儘管這些激烈的對抗一般都充滿暴力，但只有當各方都秉持用非暴力接觸的規則來化解爭端，尤其是要解決當下存在的爭端時，非暴力的情形才會出現。例如，在上一次美國大選中，兩個政黨的實力大體相當，而他們之間的分歧又不可調和，為了爭奪政治主導權，按照《憲法》的規則實現政權的和平過渡，雙方便有了激烈的衝突。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則，亦或當事雙方不遵守這些規則，那麼鬥爭將變得殘酷許多，甚至真會拼個你死我活。
C）贏家內部也會出現紛爭
歷史經驗表明，在權力爭奪戰以共同的敵人被打敗而告終時，那些先前聯合起來對抗共同敵人的各方通常會為了瓜分權力出現內部鬥爭，而失敗的一方在計劃下一次反擊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我把這種情況稱為權力平衡動態中的「清除」狀態。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其中以法國和俄羅斯的內戰和革命最為出名。要想了解這種典型的動態，不妨去看看一個政權剛剛取代另一政權時的歷史。例如，美國現在已經完成政治鬥爭階段（即大選），隨著美國領導層的政權更迭（即新總統）進程不斷推進，我們現在應該把注意力轉向民主黨內部各派系間如何爭奪控制權上來。我們也應該關注共和黨內的各派系如何爭奪黨內的控制權。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他們黨內最為激進的陣營是否獲勝，這將進一步加劇兩黨間的對立，並為兩極分化（民主黨和共和黨）所帶來的更大衝突埋下伏筆；或者看看兩黨中的溫和派是否獲勝，進而拉近兩黨的之間的距離。當新政權（即獲勝的政權）上臺後，他們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被他們擊敗的敵人，他們知道，如果不將他們徹底擊垮，他們很有可能會東山再起，再次發起鬥爭。他們究竟會怎麼做取決於制度和制度中的領導者。在美國體系以及一般民主制國家中，規則允許失敗者不受傷害和約束，允許他們努力恢復實力，再次發起挑戰。而在其他大多數體系中，失敗方都會以各種方式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D）然後出現一段和平與繁榮時期，並導致貧富差距和財富過剩
歷史經驗表明，由於權力的動態平衡，最好的時代——即和平與繁榮時期——通常發生在戰爭之後，當領導權和權力結構逐漸清晰，國內或國與國之間不再為爭權奪利發生劇烈衝突——因為實力更強大的一方會讓實力較弱的一方過上好日子。
E）隨後衝突再次加劇
因為只要大多數人能享受和平與繁榮，即只要人民保持自律和高產，和平與繁榮就有可能延續；但如前文所述，和平與繁榮時期往往會帶來巨大的貧富差距，而當繁榮褪去，其他需要為之爭奪的事物出現時，衝突將再次發生。
如前文所述，這些動態反映了人性，它們是永恆而普遍的。接下來要提到的是推動周期的一些其他重要、永恆且普遍的因素，這些因素也存在於人性之中。
3. 傾向於短期享受而非長遠獲益的動力
大多數人都傾向於短期的享受而不是長遠的福祉。這也是推動這些周期的重要因素。偏愛短期享受而非長期獲益，自然會放大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這體現在很多方面，最明顯的就是造成債務增長和經濟蕭條的周期。
雖然大多數個體和組織偏愛短期回報而非長期健康（這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對於政府來說尤其如此，因為這就是政治的運作方式。更具體地說，a）一直以來，政治家們都被激勵優先考慮短期而非長期任務，這一激勵機制仍將持續；b）他們不想面對各種限制和艱難的財務權衡（例如，為了「國防」目的撥付軍事開支，還是把錢花在社會項目上）；c）通過向人們徵稅，把錢從他們身上拿走的這一做法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基於這些原因，借貸和支出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因為a）這樣可以讓政治家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提供更多的服務；b）如果中央政府有印鈔機為還款提供保障，那麼無論它背負了多少債務，貸款人都會很樂意向它提供貸款。因此，政府會逐步借貸，支付相應開支，直到他們無法再借貸和花錢，這時，這個過程就會反轉。當他們達到債務極限時，如果貨幣是「硬」的（即他們不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那麼支出必須壓縮到和收入相符的水平，因此需要削減預算和/或增加稅收。這就導致了政治問題和其他一系列的問題。最為重要的是，當預算削減後，這些服務也相應被削減，對於那些被徵稅的人和依賴公共服務的人而言，這個地方就變得不那麼宜居了。那些較為富有、擁有更多選擇的人便會離開，這就產生了一個自我強化的空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增加稅收，稅收收入也會下降，這種自我強化的螺旋式下降會一直持續，直到出現革命性重組為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監控這一過程的發生，而且這樣做很有價值。
資金短缺將會演變成何種情況，最大的變數取決於是否可以通過印鈔的方式來彌補漏洞。無論何種情況，人們都會承受痛苦——只是承受的痛苦種類有所不同。如果無法通過印鈔來償還債務（例如，在債務以外幣計價的情況下），緊縮和債務問題則會出現。另一方面，當可以通過印鈔來償還債務時，往往又會印出超過償還債務所需的貨幣，使得貨幣貶值。這也是一種非常「隱性稅收」的獲取資金方式，因此沒有人抱怨，這使其在政治上更受歡迎。即使在那些擁有硬通貨的地方，他們也會放棄這些硬通貨而選擇印鈔，具體方式在第3章中已經進行了詳細說明。然而，正如俗話所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債務和貨幣供應的增加使債務和貨幣貶值。儘管現在有很多關於如何在避免不利後果的情況下，產生債務和金錢來增加支出的討論，但是不要相信它。去了解它運作的機制，這些機制在第2章和第3章中有所介紹。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當還錢的時刻來臨時，人們都會承受痛苦，這會加劇原本已經巨大的貧富差距，使衝突進一步升級，而這周期通常會以某種形式的革命性重組作為結束。因為長期最終會變為當下，清算的一天終會來臨，而那時每個人的選擇餘地更小。例如，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由於之前那些做出決定的人選擇短期欲望優先長期利益，美國所面臨的情況使我們擁有的選擇餘地更小。
人性中還有一個更為普遍的重要方面，導致這些周期變得更加極端與痛苦。那就是…
4. 未能以史為鑑
大多數人只是從他們自身經歷中吸取教訓，而這些教訓與他們將要得到的教訓大不相同。僅僅從個人的經驗中學習是不夠的，以史為鑑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之前所解釋的那樣，由於大周期持續的時間長達一生甚至更長，因此人們將會遇到的事物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事實上，因為在這個漫長周期的兩端，情況和環境是相反而非相似（例如，和平/繁榮時期與戰爭/蕭條時期相反），人們在人生下半場所面對的情況可能比他們在上半場面對的情況更為相反而非相似。因此，除非他們能以史為鑑，否則他們通常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這些情況。這使他們無法很好地應對周期，進而使得周期的漲落幅度更加巨大，這也造就了周期的繁榮與蕭條。
這四種力量與我們所繼承的環境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我們的內部秩序、行為以及所得結果變化的主要驅動力。
當下的情況和變化的力量如何共同驅動國內秩序的變化，即機器如何運作
我發現，以歷史上的類似時期為參照物，將正在發生的事情看成是不斷發展的故事的當前情節，其中a）當前情況和b）影響這些情況的強大力量，共同使現有的和將要出現的事物產生了變化，此為最佳的觀測視角。然後我們就可以觀察到，每種秩序和處於該秩序中的每個群體都將根據自身狀況進行改變；觀察面臨不同情況的國家中不同秩序和不同群體將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行動，是非常有幫助的。
例如，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其選擇新領導者的方式，但在所有情況下，領導者都是由現有體系（即現有秩序）和在其中運作的人們所選擇的，因此結果取決於體系和體系中的人的情況——而他們的情況是由先前存在的體系以及塑造先前體系的人所決定的。例如，在美國體制中，總統是由：1）憲法規定的民主制度，以及2）今天在這個制度裡運作的人員共同選擇的，因此，制度的運行狀況同時取決於制度本身和它內部人員是怎樣的，這些都由它們先前的決定因素產生。由於現在處理體制的人員與處理同一體制的前幾代人不同，因此，基於人員的不同，我們應該期望產生與過去不同的結果。不承認這種差異和缺乏歷史觀點是不利的障礙。
PS：一點建議[5]
根據您的情況，我想就如何獲得最佳結果提供以下兩項建議：
您個人和那些領導者都需要對自己所處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存在的可能性範圍以及在這些情況下如何做出決策以取得最佳的可能結果有現實性的了解。因為您將要面對的情況將與您之前遇到的情況不同，需要您以史為鑑，想像它們如何應用於處理您所面對的情況。您還需要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來做一些超出您當前能力範圍的事情。如果您能夠延遲滿足，您將擁有更好的未來。
現在情況如何？
以下圖表是我之前展示過的，這些圖表有助於描繪出美國在債務和貨幣、財富與收入差距、政治分歧、以及在世界上的實力方面現狀。我不想再次偏離主題來討論這些問題和它們的意義，我只想說的是，第一張圖表表明，債務/貨幣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後面的兩張圖表顯示了財富和收入差距是如何達到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在這之後左邊的一張圖表反映出政治分歧也已達到1900年左右以來最大，右邊的一張圖表表明美國仍然是主導力量，但正在衰落，而中國則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可比大國，我展示這些圖表只是想表達，現在存在的需要處理的情況與之前存在的情況不一樣，所以如果不考慮這些和其他情況就認為一切皆有可能，那將是愚蠢的。最好把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放在歷史背景中，並參照過去類似的時期。而這就是下一章的內容。在下一章中，我將描述我認為的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的導致其興衰的六個階段。通過了解不同國家所處的階段——可以通過觀察其反映出的徵兆來確定——我們可以知道未來大致的可能性。
[1] 雖然自然行為（尤其是疾病和氣候事件）和技術變化是另外兩種一直具有重大影響並有望在未來產生更大影響的力量，但它們的影響並不那麼直接，我現在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深入研究它們。
[2] 例如，在上個世紀，美國前1%的人的財富份額從20世紀20年代的接近50%到70年代末的略高於20%；在英國，從1900年的70%到20世紀80年代的15%左右，到目前的35%左右（來自世界收入不平等資料庫的數據）。這種不平等的轉變至少可以追溯到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時代，正如沃爾特·沙伊德爾在《不平等社會》中所描述的那樣。
[3]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4.11節（史蒂芬·埃弗森譯）
[4] 這並不意味著專制統治者不會最終向民眾匯報，畢竟民眾最終可以推翻政府。
[5] 實際上，我正在為我的孫子們寫這條建議，這樣當他們長大而我已不在時，他們也能看得到。
[6] 資料來源：世界收入不平等資料庫
[7] 資料來源：世界收入不平等資料庫
[8] 基於voteview.com網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