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程靖
疫情下的達拉維貧民窟陷入了寂靜。
這座位於印度孟買市中心、曾拍攝了《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貧民區面積僅2.1平方公裡，聚居著約85萬人口。相當於2891人擠在一個11人制標準足球場裡。他們中有計程車司機、傭工、手工匠人、裁縫、拾荒者和小商販。他們支撐著印度的經濟，卻因封鎖而失去生活來源，被病毒與貧困兩面夾擊。
（圖說：達拉維貧民窟，一位婦女坐在家門口。圖/Reuters）
居住環境擁擠、難以社交隔離、缺乏公共衛生設施……達拉維貧民窟曾被國內外媒體稱為「印度疫情的定時炸彈」：截至5月23日，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已成為印度疫情最嚴重的邦，累計確診近2.9萬例；達拉維貧民窟則是「震中」的熱點地區，23日單日新增確診36例，累計確診達1514例，累計死亡58例。
但被病毒感染是明天的危險，飢餓與貧困才是今日的威脅——封鎖下的貧民窟裡，一些居民開始積極自救。
底層居民的失業自救
食品、消毒液、肥皂、牙膏……蘇雷什·庫馬爾和同伴們正在清點物資，分成一包一包裝好，準備分發給因疫情而失業的鄰居們，購買物資的錢是蘇雷什與友人們眾籌來的。
43歲的蘇雷什是孟買達拉維貧民窟的居民，3月14日起，他所任職的計程車公司因疫情停工；25日，達拉維被封鎖。蘇雷什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自己和家人已在家「自我隔離」兩個月了。
蘇雷什的家是達拉維貧民窟裡一間13平米的小屋，與妻子和兩個孩子共住。他每月要花7000盧比的租金（約合人民幣657元）。他告訴記者，身邊的司機同行通常一天收入1000盧比，其中300盧比是油錢，此外還要維護車輛，支出生活開銷，一旦失業，日子將難以為繼。
（圖說：蘇雷什一家人。圖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生活在達拉維的司機中有80%～90%都不是合同工，是按月、甚至按天結工資。」蘇雷什告訴記者，「現在我估計80%以上的司機都失業了。」
達拉維的司機只是疫情下印度勞動力境況的縮影。據《華盛頓郵報》引用高盛經濟學家的分析，印度的全國「封鎖」造成了至少1億人失業或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失業率已飆升至27%。
德裡國際經濟關係研究協會的高級顧問卡普爾表示，在印度數目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沒有社會福利網，甚至沒有最低保障」 。
（圖說：希奇（右）和兒子。圖/The Washington Post）
今年45歲的拉利塔·希奇是一名家政工，每周為三個家庭打掃衛生。自封鎖以來，她無法外出，兩個分別在審計事務所和藥店工作的兒子也丟了工作。存款所剩無幾，所幸當地援助組織發了一些大米和小扁豆。她對《郵報》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吃的，會餓死。其他問題都可以解決。如果繼續封鎖，我和我兒子馬上每天只能吃一頓飯了。」
蘇雷什和友人們決定幫助失業的人。蘇雷什是個熱心人，曾與友人們一起運營著一個叫做「傑賓姆基金會」的非營利團體，旨在用印度「賤民之父」安倍多伽爾的理念來幫助達利特人（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賤民」階層）爭取權益。蘇雷什和達拉維另一些非營利團體一起發起了眾籌。
蘇雷什告訴記者，四月份他們在網上眾籌到了30萬盧比，用這筆錢，他們購買了足夠分給300戶人家的口糧，以及消毒液、肥皂、牙膏等清潔物資，給每家每戶發了10公斤大米和10公斤麵粉。
蘇雷什說，現在有15個志願者一起為互助項目工作，五月份已籌到了1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4077元）的資金，能為150戶家庭送去援助，「這個月能幫多少人還得看籌到多少錢。」
4月14日，印度總理莫迪在一次講話中承認了全國封鎖帶來的「巨大苦難」，並推出了一套經濟援助方案，包括為貧困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和小額現金救濟等舉措。但有媒體認為，相比美國使用GDP的11%來實施經濟補助，印度政府劃出GDP中不到1%的金額很難滿足貧困人群的需求。
另據報導，儘管印度政府制定了每人每月5公斤的派糧計劃，但每個邦的執行情況不盡相同，而且只有持有配給卡的人才能領到糧食。很多達拉維的居民都是從其他邦移居過來的，無法註冊配給卡，因此並沒有領取糧食的權利。
此外，孟買市政官員每天為近2萬人提供兩次便餐，但對於達拉維85萬人口來說只是杯水車薪。因此，蘇雷什等人的民間互助尤為重要。
（圖說：除了蘇雷什的團體外，有不少公民組織為貧民窟內的貧困人群發放援助。圖/The Washington Posst）
疫情下的零工經濟難以為繼
比大多數鄰居幸運的是，蘇雷什的司機工作有份合同，儘管沒有出去開車，他依然收到了三四月份的工資。但他告訴記者，不知道五月的工資還發不發，「月底我就知道了。」
沒有承諾和保障的工作就脆弱得多：希奇做家政工的20多年裡都在為固定的三戶人家打工，但從疫情開始後，她試圖聯繫服務了小半輩子的僱主，希望對方能夠伸出援手，但僱主不是不接電話，就是閃避她的請求。希奇到現在也沒法相信，有些絕望：「如果連他們都不幫忙，我還能指望誰呢？」
達拉維也不僅僅是貧民們的住所，更是生產經營場所。自19世紀中葉印度城市化進程啟動以來，全國各地的低收入人群遷徙到此地，定居在達拉維，各式手工作坊，裁縫鋪、麵包店到制陶工場、皮革工廠，肥皂工坊和廢品回收站平地而起，帶動了貧民窟裡大量非正式就業——在這面積僅2.1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有約5000家小企業和1.5萬家小型工廠，生產的商品不僅能自給自足，還遠銷海外，每年商品交易額超過6.5億美元。
（圖說：達拉維貧民窟。圖/EPA-EFE/Shutterstock）
「橡子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坎伯的父母就是達拉維一家小型廢品回收公司的經營者，他們擔憂，如果公司關了，就無法給員工發工資。而拾荒者原本就處於勞工階梯的最底層——每撿到一塊塑料，只能賺3美分（約合人民幣0.2元）。坎伯對《郵報》表示，如果封鎖持續，不知道達拉維居民該何去何從。
平日裡開著一家手機維修店的喬達裡要養活一家七口人，但維修店關閉後，他失去了生活來源，甚至沒有拿到非營利組織發放的援助食品。喬達裡告訴《郵報》，他的錢只剩侄子儲蓄罐中約合人民幣70元的錢，還夠全家人吃一周，再往後就不得不去尋求援助。
貧民窟防疫有多難？
蘇雷什告訴記者，上周接到了公司人力資源部的電話，讓他近期不要去公司，「大樓管理處要求，不讓司機進來，達拉維居民也不得入內。」拉利塔·希奇的二兒子也因達拉維居民的身份而被藥店解僱。平日裡「達拉維居民」就是底層身份的象徵，在疫情中更是讓人避之不及。
但達拉維的生存環境與衛生條件確有諸多防疫難點：建築物密集低矮，排水溝暴露在外，汙水遍地，多數家庭居住面積不足10平米；自來水每日限時4小時，約73%的居民使用著180個公共廁所……早在印度零星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時，就有媒體擔憂貧民窟會是印度疫情的「定時炸彈」。
當達拉維確診病例僅有100餘例時，印度病毒學家賈米爾·薩希德就指出，孟買核心地區1200萬人口中有65%的人生活在貧民窟裡，疫情在貧民窟暴發「只是時間問題」。
（圖說：達拉維貧民窟，一名男子穿過路障。圖/The Washington Post）
為避免貧民窟疫情出現燎原之勢，當地政府採取了相當積極迅速的防疫舉措。在報告確診病例後，孟買政府在達拉維設立了多個路障封鎖了重點地區，所有居民都不允許隨意走動。達拉維的一所學校、一個體育場和一間廢棄醫院被改造為隔離點。
《印度斯坦時報》外文版總編喬杜裡稱，印度軍方於4月初進駐了達拉維，在貧民窟裡建起多個隔離帳篷作為「方艙醫院」，若居民接受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就會被送到隔離帳篷接受治療，重症患者則會被轉移到當地醫院。
孟買市政助理、負責達拉維片區的官員迪加夫卡爾曾說，由於貧民窟很難嚴執行社交隔離，最好的辦法是篩查出潛在感染者並儘早將其隔離。另據《印度快報》報導，本周四起，為大規模篩查達拉維的潛在感染者，孟買市政集團（BMC）啟動了18個流動診所，每個流動診所由一輛救護車、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組成。截至周四，達拉維已有40萬居民接受了篩查，約佔總人口的一半。孟買官員稱，希望對達拉維所有人口進行兩次篩查。
但政府紙面上的抗疫舉措與現實依然有一些落差。蘇雷什告訴記者，他所住的社區，至今沒有見到過醫護人員前來進行篩查。防疫物資的價格很高：一瓶免洗洗手液要價200盧比，抵得上達拉維居民兩天的夥食費。蘇雷什有幾個N95口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人用布料、手帕自製口罩，「許多人連飯都吃不起，怎麼可能花錢買口罩呢？」
（圖說：達拉維貧民窟內的居民們戴著口罩或用面紗遮面。圖/ThePrint）
貧民窟內外的封鎖還在繼續。對於蘇雷什說，「宅家抗疫」生活並非沒有好處：不用早出晚歸，打破上下班的時間表，有時間和家人呆在一起——明顯的壞處則是體重長了12公斤。
達拉維的防疫圖景只是印度城市貧民生活境遇的一個縮影。印度有約6500萬人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他們多數打著零工、拿著低薪，支撐著經濟金字塔的最底端，卻無法享受良好的公共資源和社交距離的「特權」，在大流行病與貧困的兩面夾擊中度日。
黃昏中，喬達裡和家人們在等待夜幕降臨後的開齋。作為穆斯林，齋月應是一年中節日氣氛最濃重的月份，而家門口平日裡總是摩肩接踵的窄巷，如今是一片死寂，「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達拉維。」
喬達裡的手機維修店已經兩個月沒有交租了。隔離意味著沒有收入，他的不安與日倍增。父親患有心臟病，喬達裡不敢讓他出門冒險，只能讓他戴著口坐在窗邊透氣。上周家裡的錢用完了，喬達裡不得不向朋友借了1萬盧比，以購買家裡的夥食。
「活了四十年，我從來沒有這麼無助過。我好像被斬斷了手腳一樣，被迫乞討。」喬達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