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天，作為下鄉知青的我，被派到蘇尼特左旗巴彥寶力道公社紅光大隊海焦浩特插包放羊。我騎著馬，馱著行李和糧食來到海焦浩特，開始了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牧羊生活。這是一個有3戶人家的浩特，其中最大戶，也是最窮的人家是馬倌朝魯家。朝魯，30多歲，是紅光大隊最好的馬官，也最愛喝酒，只要他在家幾乎都在喝酒，我也就是在這時開始學會喝酒的。朝魯上有60多歲的老母親，下有5個子女，最大的姑娘12歲（她原來在家放羊，因為紅光大隊成立了學校，她才有機會去上學，所以我被派去放羊）。浩特長是朝魯的妻子，她對工作特別認真負責，也是浩特中最能幹的，負責浩特的各項工作安排。朝魯一家人住在一個蒙古包裡，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朝魯一家的鄰居是一位近40歲的老姑娘，她的體重估計在200斤左右，行動非常吃力，家裡的活兒主要靠她收養的一個十四五歲、眉清目秀的上海孤兒來完成，娘倆相依為命，日子過得比較安穩。這兩家養著30多頭奶牛，為全浩特提供了奶食品。
我被安排在老愛德布家，也是浩特中最乾淨、蒙古包最大最好的一家。老愛德布家中只有哥倆，大哥老愛德布快50歲了，身高1.80米，膀寬腰細，以放牛為職，他放著紅光大隊的160多頭牛。他過去曾是草原博克手，「文革」期間，草原沒有了那達慕，博克手也就無用武之地了。當時，老愛德布除每天早晨例行公事似的伸腿，扭腰，搓臉，擺臂外，就是騎馬放牛，家中的活兒很少幹，都由他的弟弟額爾敦來完成。額爾敦，當年17歲，是小兒麻痺後遺症患者，一條腿又瘦又短，上下馬時非常吃力，沒有上過學，自學蒙古文，思維敏捷，是家裡的一把好手。
給頭羊上絆子
這裡的北面是沙地，南邊有幾個不太大的丘陵，再往前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場。浩特前面有一條路溝很深的東西走向草原公路，據說是日寇侵華時開闢的，路邊有很多裡程碑，底座是水泥的，在水泥墩上分別固定著4塊小石頭，可能是標明公路走向，中間是一塊大石碑看不清寫著什麼。浩特西面10多裡處有一個大湖，每天有馬群、牛群在那兒喝水。
我到海焦浩特時，那裡剛剛剪完羊毛，有600多隻還沒有分群的羊羔、900多隻大羊。當時，我的任務是每天早晨把羊群趕到5裡外的井旁，我與牛倌一起用手提水，把牛羊飲飽。然後，我趕著羊群往南或往西南方向走，到與無水草場交界的地方去放羊，單程有十五六裡。我放羊時騎著一匹叫嘎幸哈拉的老黑馬，騎著它永遠追不上頭羊，可是它離開羊群回家的速度卻非常可觀。
夏天的草原，天氣瞬息萬變，早晨晴空萬裡，說不定中午就有一場大雨，我每天放羊都帶著雨衣。頭羊是一隻十幾歲的老青山羊，長著大大的角，白白的鬍子，體格特大，能馱著我走十幾步，每天它回到浩特就成了朝魯家幾個孩子的坐騎，孩子們一邊餵它炒米，一邊輪番騎著它圍著幾家的蒙古包亂跑，別有一番情趣。開始它好像知道我是放羊生手，每天領著羊群走得飛快，但走到一定距離就開始壓住陣腳，不讓其他的羊走到它前面。開始我並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以為羊群要跑，就用力打馬去追，可總也追不到它，幾天後我換了一匹馬，拿著套馬杆，像馬倌套馬一樣在羊群裡追著去套它，可當我套住它後，它卻回過頭來，鑽到馬肚子底下，嚇得馬一蹶子把我尥下馬來。這下我可生氣了，馬也不去抓，徒步圍著羊群跑起了馬拉松，直到把它追得跑不動才抓住，我給它做了一個絆子，把它絆在那裡，這下可好了，羊群幾乎半天沒離開那塊地方。連著幾天，我每天走到那一帶，就設法抓住頭羊，把它絆在那裡，羊群也就穩定下來，我則騎馬到前面山頂上的三腳架附近，爬上三腳架坐在上面中間的圓盤上，用雨衣搭個小棚，邊看書，邊觀察著羊群的動向及遠處草原上過往人馬的動靜。
學蒙古語
有一天晚上，我放羊回來，一進門老愛德布就對我大發雷霆，說得都是蒙古語，搞得我是一頭霧水，因為我一點兒也不懂蒙古語。正在這時，額爾敦出現在門口，他了解情況後，說清了情況，原來是接連幾天人們發現羊群走得很慢，後來有人發現我給頭羊帶了絆子的事兒，並轉告了浩特長。那時沒有手機，草原上的消息都是人們來回串門時互相轉告的。
額爾敦給我解釋，羊群把浩特附近的草都吃光了，明年春天附近沒有草，羊群就得往遠走，而懷孕的母羊走得太遠很容易流產或沒奶。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頭羊也有環保意識呀！由於語言不通，老愛德布發了一通火，也沒能與我溝通，從此我下決心開始學蒙古語。
由於沒有教材，也沒有老師，我和額爾敦達成了每天晚上睡覺前互學蒙古語漢語的協議。那時紅光大隊是個窮隊，工分很低，一個勞動日才1元多錢，人們生活比較艱苦，所以晚間點蠟也受老愛德布的限制。我和額爾敦先從吃飯喝水學起。他指著碗說「阿依格」，我告訴他「碗」，我用漢字注音在筆記本上，他用蒙古文寫在小本上，後來還加上了漢字。白天我把羊群趕到草場後就爬上附近的三角架或坐在山頭上背單詞。額爾敦比我決心大，除幹好家務活兒外，就是學漢字。1個月後，我們倆可以用蒙古語或漢語進行簡單交談，主要是牧業生產及日常用語，由於他的胃口大，不僅學漢語、漢字，還學了加減乘除等數學知識。我雖然是高中畢業，但是在「文革」中並沒學到多少知識，幾乎把能記住的都教給了他，這為他後來當隊長起了一定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他當上了紅光大隊隊長，帶領全隊近500名牧民開展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並與一位上海孤兒結成伉儷，生有一雙兒女，只可惜，由於他患有小兒麻痺後遺症，腿腳不便，1984年騎三輪摩託車去公社開會時，不慎翻下山溝，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我特別懷念他——我的蒙古語老師。
由於我的語言溝通能力不斷增強，我從牧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放牧知識，也逐漸融入到牧民群體中，每當我在三腳架上看到遠處小夥子們抓生個子馬時，我便衝下山幫著抓馬，我很快就學會了套馬，有時也騎朝魯的馬一顯身手。在大夥的鼓勵下，我也開始學著調教生個子馬，下鄉的第二年，我名下已有16匹我自己調教出來的坐騎了。
羊群摻群了
一天下午，我到附近牧民家幫助殺羊，吃飽了羊肉，還喝了不少草原白酒，看看天色，太陽快下山了，才想起羊群還在山坡上，急忙上馬到山上去找。我到山頂往下一看，可把我給急壞了，山下的三群羊就要摻群了，好在我的頭羊領著中間一群開始往回掉頭了。我騎著剛調了兩三天的生個子馬飛快衝了過去，把羊群分開，等我掉轉馬頭，看著我的頭羊領著羊群往家走，我才放下心來，可跟著羊群走了一段路，總覺得左面相應位置上缺幾隻我所熟悉的羊，心想可能是摻群了，掉轉馬頭在後面的那群羊裡還真發現了那幾隻羊。為了減少損失，我把三群羊乾脆合在一起趕回了浩特。羊群還沒進浩特，我就懷著負罪的心情向浩特長匯報摻群的事兒。這可把全浩特的人都驚動了，大家全體出動，準備往開分羊。大家繞著羊群看了幾圈後，都來到我們蒙古包，說我喝醉了連自己的羊群也不認識了。原來那兩群羊並不是摻群的羊，都是我放的羊，當時散開吃草，分散的面積太大，加之天快黑了，我著急，當然也有草原白酒的功勞。1500多隻羊的羊群，像我這樣心不在焉的牧人是不可能記住全部羊的。這件事後來成了牧人與我開玩笑的笑料。
摔跤手的故事
語言的溝通拉近了我和老愛德布的距離，雖然歲數相差很大，但我們之間的話逐漸多了起來，從牧羊，放牛到草原歷史和紅光大隊各家各戶的小故事。只要一提到摔跤，他馬上精神煥發，特別是蘇尼特摔跤手阿日奔珠日嘎的故事，他是百講不煩，我和額爾敦也是百聽不厭。最經典的一個故事是「倒勞毛」，說的是當年16歲的阿日奔珠日嘎代表王爺去摔跤，得勝後在回家的路上，路過一口水井，準備飲馬，卻看到有7個牧人在井口忙著往出拽駱駝，怎麼也拽不動。阿日奔珠日嘎走上前去看清情況後，讓那7個人把繩子都給他，並讓他們躲遠一點兒，他把7根繩子攬在懷裡，大吼一聲，就把駱駝從井裡拽了出來，並把井口的石頭也給拽下了好幾塊，那7個人看得目瞪口呆，張大的嘴半天合不上。阿日奔珠日嘎飲完馬要走時，7個人中一個膽大的人問他叫什麼名字，他非常藐視地說：「我叫『倒勞毛』（蒙古語，意為笨蛋）。」
阿日奔珠日嘎是蘇尼特草原人民特別尊敬的摔跤手，大力士，也是個孝子，有一年，他由於參加比賽，延誤了往冬營盤搬家的時間，牲畜都走場了，而他的母親卻在秋營盤等著他回來搬家。當阿日奔珠日嘎回來時，草原剛下了沒膝深的大雪，馬上就要刮白毛風了，他家拉車的牛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在這緊急的關頭，他把蒙古包拆了，捆在一起，把家裡的東西放在勒勒車上，讓他母親坐在蒙古包上面。就這樣，他拉著勒勒車在大雪中步行20多裡來到冬營盤，搭起了蒙古包……
老愛德布一有時間就教我摔跤，由於他歲數大了，我從來沒有與他正式交過手，後來在得知鄰隊的北京知青陳琳在體工隊學過摔跤，我走了30多裡路找到他，跟他學了幾手。第二年，在紅光大隊裡已經沒有能摔倒我的人了，後來我參加了公社組織的那達慕大會摔跤比賽進入了前幾名。
那時，大集體的羊如果有病或腿斷了，或有其他原因跟不上羊群，由浩特長籤條報大隊會計備案，就可以殺了吃，只要把羊皮交大隊部就可以了。浩特裡幾家輪著殺羊，幾天殺一隻羊，殺羊後給另外兩家每家一條羊腿、一些羊肉、部分羊下水。我很快就學會了殺羊，掏心、剝皮、大卸八塊，灌腸、燒羊肝、灌肉腸這些活兒，我都搶著幹，而且每次殺羊都有酒喝。這樣，我也就養成了以後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習慣，體重很快突破了180斤。
牧羊犬
夏日的草原，夜晚前半夜，蒙古包裡熱得無法入睡，只好拿塊條氈鋪在蒙古包外乘涼，夜晚的星空是那樣的遙遠。躺在那裡想著過去、現在和遙遠的未來。聽著遠處的狼嚎和近處的狗叫，還有羊群不時的躁動，任憑蚊子蒼蠅的叮咬也懶得去打它們。我養的一條大牧羊犬，不時走過來舔舔我，又很知趣地走開了。這條狗非常聽話，每次放羊時，我離開羊群時，只要它在那裡守護著，我就可以在三四個小時裡騎馬玩耍，到鄰隊知青點借書，到附近牧民家喝酒、吃肉。當然它的待遇也不錯，幾乎是我吃啥，它也吃啥。它很通人性，從來不進家，放在外面的肉讓它看著時，從不吃一點兒，還不讓其他動物靠近。我放羊時，它總跟在我旁邊，讓它看羊群時，除我們浩特的人外，外人很難進羊群。它還有個特殊的識別本領，凡是知青它都不咬，全大隊的人都認識它。5年後，我離開大隊，它也失蹤了，不知去向。
因為我放羊心不在焉，每天往馬群跑，調生個子馬時又踩斷了幾隻羊的腿。浩特長對我很不滿意，待到羊群走場去秋營盤時，我被解職了，回到了知青點開始了新的生活。這短短的3個月，對我來說可是人生的轉折點，為以後在牧區工作、生活打下了基礎。我參加工作後，在衛生系統，一幹就是30多年，經常下鄉，與牧民的關係處得很融洽。現在退休回城了，還真想他們，也特別留戀那時無憂無慮的草原生活。文/王憲
劉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