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讀《一個紅衛兵的自白》
文/楊曙明
或許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緣故,也或許是自身有過「知青」經歷的歷史原因,這些年來,我特別喜歡閱讀梁曉聲有關知青題材的小說。《一個紅衛兵的自白》當年我是讀過的,時隔二十多年再聆聽這部小說,因了播講人的聲情並茂,因了人生閱歷比當年初讀時又豐富了些,所以我仍舊不免百感交集,感慨萬千。
一
其實,單就故事情節而言,《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並不複雜,也談不上什麼跌宕起伏。它好似是一部紀實小說,實際上並不是。雖然小說中的黑龍江、哈爾濱以及有些「走資派」是真名真姓,但更多的內容則是作者把「十年浩劫」中,發生在全國範圍內的某些荒唐、荒誕和荒謬的片段,有機地與主人公「我」串聯了起來,並通過鋪陳那些被釋放出的人性醜惡,真實再現了中華民族那場史無前例的歷史災難。
「史無前例」當年曾經是文痞們對「文化大革命」增加的前綴,可事實的確是這樣。因為但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大都會對當年那些荒唐、荒謬、荒誕的事頗感不可思議,頗覺史無前例,很多人甚至還會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悲感和痛感。說實話,當年那些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黑五類」們的命運固然悲慘,可讓我說,普通草民的命運,尤其是紅衛兵們的結局豈不同樣悲催?他們先是被利用,而後是被拋棄,直到命運多舛、備受磨難之後才算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
《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寫照出當年芸芸眾生的命運。以收購廢品為生的盧叔,因為不經意間收購了破碎的毛澤東石膏像,便被關押、毆打、虐待,因不堪忍受而登高爬梯,並跳進了三十多米高煙囪裡身亡;初三學生王文琪,原本是班裡品學兼優的團支部副書記,可是因為走火入魔般地想要加入紅衛兵,便向造反派們告發了偷聽來的,其父對其母說過的私房話,雖然他因此如願以償,但結局卻是父子反目,親人成仇,人格扭曲,良知泯滅,並最終不堪重負成了強姦殺人的死刑犯;身背「臭老九」罵名的老師們,為了保全自我,情無可原地利用大字報互相揭發,使得沒有被揭發的所剩無幾;那位姓艾的數學老師有三個兒子,因為分別取名為艾國、艾民、艾黨,因而被「神經質」們分析成為愛(艾)國民黨;「我」的哥哥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可他無中生有杜撰的大字報竟讓廣大革命群眾信以為真,致使市公安局遭到圍攻;「炮轟派」和「捍聯總」兩大派性組織,為了捍衛所謂「真理」,竟然真槍實彈地兵戎相見,最終致釀成數十人死亡的血案。雖說這些人和事都是小說中出現的,但在當年,可以對號入座的大有人在、大有事在。十年浩劫不是哪個人的悲哀,也不是哪類人或是哪個階層的悲哀,而是我們中華民族全民族的共同悲哀。
二
巴金在其《隨想錄》中有這樣一句話讓我刻骨銘心:浩劫不是文字遊戲,而是真切的歷史真實。
重慶有處「紅衛兵墓園」, 2007年那次山城之行,我曾特意到那裡去看了看。當然,此去不是為了獵奇,更不是為了觀賞,而是為了回望歷史,並通過回望把那場中華民族的歷史災難銘刻在心裡。記得由於墓園不開放,我們還是通過關係才獲得了入內的準許。至於為何至今不開放,或許這也是那場噩夢的陰魂至今尚未完全散去的原因。
十年浩劫期間,在「文攻武衛」的迷惑下,重慶曾發生過慘烈的武鬥,見於官方記載的,較大規模的就有31次之多,其中有24次還動用了真槍實彈,致使645人死亡。「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選集》的開篇語錄,可在那個荒唐混亂的年代,全國上下有幾個人能說清這個問題?說不明白這個首要問題的「革命」,又怎麼能不演變為「浩劫」?
紅衛兵墓園位於沙坪公園內,地處在人工湖岸的緩坡上,緊鄰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墓園佔地不大,約有3000平方米。墓群坐西朝東,據說是為了表達「心向北京」的拳拳之意。墓園的布局顯得頗為雜亂,顯而易見是沒有規劃的隨意而為;周遭的圍牆據說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所壘,目的是為了讓其成為相對封閉的空間;墓穴、墓碑所用的青石、青磚等材質都很粗糙,砌壘也絕非能工巧匠的精工細作。墓園裡113座墓穴,埋葬著400多人,他們都是1967年至1969年間因武鬥致死的紅衛兵,其中絕大多數是青年工人和在校學生,年齡最小的僅有14歲。1985年,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對紅衛兵墓園批示了「三不原則」,即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隨後,重慶市民政局為之撥款修建了更高更結實的圍牆。據相關資料介紹說,重慶的這處紅衛兵墓園,是全國僅存的紅衛兵墓群。既是「僅存」,也就是說在全國其他地方,也曾有過這樣的墓地,只是如今沒了痕跡而已。
在紅衛兵墓園裡,最醒目的當是留在墓碑上的那些時代痕跡。「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紅巖嶺上,歌樂山巔」;「揮淚繼承烈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置身在墓園內,我心中充滿了難言的苦澀,因為面對著那些墓碑,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們不是為了民族利益而捐軀的將士,不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獻身的先烈,死得其所無從談起,輕如鴻毛又太過冷酷,瞻仰談不上,崇敬更談不上,思來想去,腦海裡僅剩下可悲的「憐憫」二字。
在那場災難深重的十年浩劫中,究竟有多少冤假錯案?有多少人牽涉其中?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含冤自殺?至今尚無全國範圍內的統計數據。假如日後數據能統計出來並公布於眾,肯定會是觸目驚心的,因為即便是已經披露的零星數據,也足以讓人悲痛萬分了。
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十年浩劫」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領導幹部有230萬人,佔總數的19.2%;其中,省部級以上的「高幹」被立案審查的高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通報的數據,僅因劉少奇案件之株連,全國就有2.6萬件冤案,並有2.8萬多人被判刑。據《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的相關報導,十年浩劫的最初兩年,中科院在北京的171名高級研究人員,有131人被列為打倒和審查的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學家多達229名。前不久網上流傳有「百名開國元勳的照片」,我從頭至尾看了看,其中的絕大多數在十年浩劫中受到過衝擊。卻不說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最先被打翻在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賀龍,以及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等等,不也都被迫害致死了嗎?難怪鄧小平在反思「十年浩劫」時,曾講過這樣的話語:「老實,說我們對不起人民。」
十年浩劫曾被冠名為「文化大革命」,可是其對文化的摧殘,尤其是傳統文化的破壞,卻絕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所能相比。它就像是潘多拉之魔盒,把人性中的自私、嫉妒、貪婪等都釋放了出來,從而造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自身釀成的最大災難。
三
十年浩劫波及到了各個階層,殃及到了千百萬個家庭,以下是我親身經歷或是親耳所聞的幾件事。
「浩劫」泛起,最先受到衝擊的是各級領導幹部,他們大都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母親所在的濟南捲菸廠也不例外。時任黨委書記不僅自己飽受摧殘、磨難,其幼兒也受到株連,以致精神失常,終生不能生活自理。另據《濟南捲菸廠志》記載,1968年5月23日,原黨委副書記朱萍被迫害致死。
當年我們家住在煙廠的西工地宿舍。1967年初,時任歷下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的父親,雖然官職不大,卻也未能逃脫被打倒的命運。他因之被關進了牛棚,並有家難回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只是偶爾行色匆匆地回家拿過幾次換洗衣服。當他恢復自由的時候,原本還算健壯的身體已經變得瘦弱病喘。也正是那幾年被折磨留下的病根,讓他在60歲剛過便辭別了世間。
我至今不喜歡吃粗糧,也不喜歡吃地瓜,甚至還不喜歡吃大白菜,原因皆是當年吃得太多之緣故。你想啊,只抓革命,忽視生產;只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了,人民豈能吃飽?豈能吃好?歷史的真實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十年浩劫作出的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結論,絕不是危言聳聽。
1968年的某天,還是小學四年級學生的我,無聊地在教室的黑板上板書了兩條標語:向門合同志學習!向門合同志致敬!說來也是巧合,因為就在那天晚上,在我們工業二路小學校門口發現了反動標語。標語的具體內容我不太清楚,可因為我板書在黑板上的字體與「反標」相似,因而成了「嫌疑犯」。第二天上午,班主任陪著兩個陌生人找到我。他們先是問了問我的情況,而後又讓我在黑板上板書了「毛主席萬歲」等。母親下班後回到家對我說,那天也有人找到她了解情況,並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她。此後這件事便沒了動靜,也沒有人為此再找過我,估計是我的嫌疑被排除了。
說起「反標」又讓我想起另一件事。同樣是1968年的某天,煙廠幼兒園的一名孩童回到家中,說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家長很是驚愕,連忙問孩子誰教的。孩子不懂事,懵懂之下說是幼兒園的張阿姨教的。那位家長聽後二話不說,立馬報告了廠領導。張阿姨是我的街坊,慈眉善目且和藹可親,當年我們都把她親切地稱呼為張娘娘。第二天上午,張娘娘就被帶走了,先是被關押在煙廠的禁閉室接受審訊,幾天後便被押送進了濟南看守所。後來,或許是因為孩童的話當不得真之原因,因為當年「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兩句口號震耳欲聾,孩童弄混了也有可能,因而一年多後張娘娘被釋放,但她為此丟了工作,直到「文革」落幕之後才被恢復名譽,平反昭雪。
季羨林先生在其《牛棚雜記》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十年浩劫的「所作所為之殘酷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廣,前無古人。」噩夢醒來是早晨,但願我們不要忘記那場噩夢,或許這也是梁曉聲、巴金、季羨林們和我這個小人物時常回憶並書寫和補記那段歷史的動機。
【作者簡介】楊曙明,祖籍沂源的濟南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歷下區作家協會主席。出版有《歲月無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覺遠》《凝固在記憶裡的時光》《光陰的印記》《我的父親母親》《歷下名士尋蹤》等九部散文集,《有話明說》《話由明說》兩本時評專著;曾為《齊魯晚報》「有話明說」的專欄作家;主編有《濟南的味道》《歷下傾城》《詩意歷下》《歷下民間故事》等書籍;曾獲得過冰心散文獎、齊魯散文獎、泉城文藝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