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
《衝繩札記》
[日]大江健三郎著
陳言譯
三聯書店
2010年2月第一版
185頁，19.80元
今年4月25日，日本民眾在東京街頭遊行示威，要求解決衝繩美軍基地搬遷問題。
在中譯本《衝繩札記》的序言中，作者大江健三郎寫道：「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地位？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該序言撰寫於2009年，距該書原版的出版已近四十年。大江在序言中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旨在為中國讀者指出一個閱讀其作品的方式。大江頗有些用心良苦。這是因為，這本出版於近四十年前的書得到重新聚焦與閱讀，首先得益於日本國內對該書獨特的閱讀方式。事實上，《衝繩札記》對不同的讀者而言有不同讀法，而每種特定的讀法都揭示著特定的道德與政治意識，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第一種閱讀《衝繩札記》的方式體現在日本國內當下的讀法當中。在該書的「代譯後記」中，譯者陳言為我們清晰地勾勒了這種閱讀的原委與奧秘。在19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新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大江在該書中揭發的二戰末期日本軍人強迫衝繩人「集體自殺」的事實被視為「自虐史觀」的產物，因而大江（以及原著的出版社）在當事者「名譽受到損毀」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告上了法庭。自此，原告、被告及相關當事者圍繞「集體自殺」是不是事實展開了法庭內外的論戰。由於該問題與日本國內的「戰爭責任」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直接關聯，人們的眼球也被吸引到這一討論得異常激烈的問題上。日本一般的讀者不得不關注：慘無人道的強迫性「集體自殺」果真是事實嗎？
然而，細讀《衝繩札記》的行文，上述閱讀方式不禁讓我們疑竇叢生：大江在《衝繩札記》中設定的主題難道不是被當下這一特定的問題嚴嚴實實地遮蔽了起來了嗎？其實，作者大江的本意絕非暴露或揭發某個特定的歷史事實；相反，作者在行文中反覆迫使自己思考——同時也是迫使讀者一起思考——的問題是：「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是一種對本民族存在方式的徹底思考。如果說，最初看到這個問題的中國讀者會感覺曖昧，那麼當作者通過細緻的筆觸一幅一幅地展示「琉球人」如何轉換為「衝繩人」，在這個過程中當事者琉球人承擔了怎樣的痛苦和犧牲，以及在未來還要承擔怎樣的代價之時，大江的問題終於撬開了我們的心扉。由於大江幾乎以一人之力背負了日本「本土」對琉球人的所有「原罪」，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為大江的正義感與勇氣而動情。大江似乎要通過個人的札記為他身列其中的日本人洗脫，至少是減輕部分罪責。就此而言，大江無疑部分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2009年的序言中，大江將原書中的追問具體化為對日本人自身的追問與啟蒙：大江似乎在擔心他的同胞沒有讀懂他的本意。顯然，他的擔心並非多餘：通過一場關於事實敘述的審判，《衝繩札記》的主題被簡化為其內容的真假問題。然而大江沒有繼續追問的是，在日本右翼導演的這場法庭大戰當中，他關於衝繩的真正主題遭到了抹殺，這又意味著什麼？
第二種閱讀《衝繩札記》的方式與上述日本國內的讀法相互呼應、互為表裡；這種閱讀方式可能體現在中國讀者身上。由於中國讀者對近年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歷史觀、美化軍國主義罪行的行徑早有所聞，與右翼勢力展開百折不撓的鬥爭的大江，自然會被視為日本「左翼」、「進步知識分子」的代表。因此，中國讀者可能將焦點轉向這位有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從作者對現實的介入角度閱讀他在文本中體現出的正義與勇氣。考慮到當下中國言論空間的性格，這種閱讀方式並非僅僅是設想。不過，就大江在《衝繩札記》中原本設定的問題而言，這種閱讀同樣可能導致原作的主題遭到置換：基於道德立場的閱讀可能會遮住讀者洞察政治生活的目光。
第三種閱讀《衝繩札記》的方法是作者本人在文本中為讀者提供的，因而可以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讀法。事實上，《衝繩札記》撰寫於1969-1970年，當時的大江從一個更廣闊的道德與政治角度思考了同時代的「衝繩問題」——所謂的「衝繩本土回歸」問題。這一點體現在作者在文本中提及的一個獨特角度——「日本屬於衝繩」。在這樣一個看似違背世人常識的表述中，大江將「衝繩問題」先後引入近代政治獨有的三個層面加以思考，那就是衝繩的主權、治權與人權問題。不同於專家、學者或政客的話語，大江以其卓越的筆觸為讀者描述了他所接觸、交往或熟悉的琉球人物，而正是在這種雖則淡淡的、然而卻令人感到些許壓抑的敘述中，這些問題的歷史與現實得到了文字上細緻的還原。
上述問題當中，大江著墨甚濃的是衝繩人的人權問題：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它遭到了日本以及美國怎樣粗暴的踐踏。值得注意的是，大江並未將視角局限於人道主義的感傷，儘管這種感傷的情緒在作者無與倫比的筆觸下得到了令讀者心痛的表述；相反，作者冷靜地將視角再次投入了歷史，將琉球王國在近代東亞的主權與治權問題引入理性的思考當中。通過敘述琉球士人的反抗歷史與自我意識，大江試圖尋找解脫情感上的壓抑與痛苦的現實出口。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在對兩位琉球士人、亦即林世功（1841-1880）與謝花昇（1865-1908）的敘述中，或許找到了一絲慰藉。
大江筆下的這兩位琉球士人富有傳奇性的遭遇首先會撥動人們的心弦。面臨明治日本的第二次「琉球處分」，當時琉球的政治精英林世功因「宗社成墟」、「國王世子見執」，懷著「以死泣請天恩」的氣概，向宗主國中國（清朝）申訴，試圖謀求屬於琉球的正義。然而當得知中國未盡全責、救亡存國無望之時，他壯懷激烈，在北京揮劍自刎身亡。與在北京國子監接受過教育的林世功不同，另一位琉球士人謝花昇則在明治日本接受了農學的專業教育，以日治時代琉球的官員與實業家身份，將自己的抱負付諸政策實踐。在經歷了絕望的抵抗之後，謝花昇最終在日本的神戶車站、在周圍人冷漠的目光中萬念俱灰，選擇了自我毀滅：他突然發瘋致狂，理想與夢想就此黯然凋謝。在這兩位士人悲壯的人生敘述中，大江稱之為「處於特殊狀態的獨立國家琉球」被「納入日本」的契機得到了展示：兩人在異國他鄉的相似遭遇意味著琉球人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任何可能。事實上，在東亞冊封體系崩潰後出現的弱肉強食的秩序中，弱小的琉球絕無半點維護自己主權的力量。意味深長的是，當年的宗主國對屬國未盡保護責任，竟也成了此後的帝國繼續「處分」琉球的理由。
不過，琉球的命運並非就此終結；《衝繩札記》將讀者帶到了琉球命運的另一個關頭。隨著日本帝國崩潰的來臨，琉球命運出現轉機。1942年10月29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表明琉球應該從日本剝離，數日後進一步表明，戰後中國將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的主權」。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首腦發表的《開羅宣言》，以及其後美、英、蘇三國發表的《波茨坦宣言》，雖未明確提及琉球，但卻明確表明戰後日本主權被限制在本州等四島以及「吾等決定的諸小島」。不過，由於戰後東亞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除了194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張群發表要求返還琉球諸島的聲明外，中國基本上被排斥在涉及琉球主權與治權的安排之外。1949年解放戰爭結束後，分治的中國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1953年，當美國將琉球東北部的奄美大島的「施政權」返還給日本時，海峽另一側的政府以「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義發表了反對聲明，理由是琉球本來就是中國領土，美國無權將其中一部分的奄美大島轉讓給日本。
有趣的是，在當事者各自的打算中，琉球的主權問題一直被擱置了起來，琉球的命運似乎也脫離了日本。然而，1945年後的東亞並沒有實質性的力量阻止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而處置琉球。1952年美日籤署《舊金山和約》，最終在琉球群島確定了「以美國為施政者的聯合國信託統治」這一實際支配秩序。1972年，美國在獲得長期保留軍事基地的條件下，單方面將琉球的「施政權」返還給了日本。本來，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受託管地區的未來地位應選擇自治或獨立，或者根據二戰期間的一系列法律文書規定，由「吾等決定」相關事務；然而在冷戰下的強權政治當中，琉球的最終「主權」問題再也無人問津。在《衝繩札記》的文本中，大江以罕見的筆力與勇氣揭示了事關衝繩的這一根本性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大江提出的「日本屬於衝繩」的這個悖論性命題，昭示了戰後日本的真正權力中心的所在。事實上，就美國至今在衝繩保留的強大軍事基地而言，大江的這一個命題甚至可以進一步擴充而表述為：東亞屬於衝繩。換言之，大江的《衝繩札記》所激發的問題將在時間和空間上觸及近代以降整個東亞國際秩序的歷史與權力結構。今日東亞包括領土、領海紛爭在內的複雜的國際關係，在某個意義上都與「衝繩」這個權力中心有關。
這裡要說明的是，上面例示的三種閱讀——乃至「誤讀」——方式並非是讀者隨意為之的簡單結果；毋寧說，它們是讀者根據自身的處境與立場進行的有意識的選擇。《衝繩札記》以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及其現實意義，想必會得到中國讀者的關注。那麼，中國讀者會選取哪一種閱讀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