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元代八思巴字與漢字組合
符合押印的釋讀
曹學曾
摘要：本文旨在對一方元代八思巴字與漢字組合的鬥檢封式符合押印進行釋讀，結合八思巴字「仿篆書」體入印後的寫法特點，進行對比排除，確定該符合押印的印文內容和寓意，展現了八思巴字的發展史以及在我國文字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思巴字對促進漢蒙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進民族社會融合發展和文明進程的突出貢獻。
關鍵詞：八思巴字 符合押印 民族融合
符合印，是古代一種印式，始見於戰國，一般有左右或上下對合，也有多種形式綜合。押，也稱「押記」、「花押」等，是指在公文、契約上的籤字或畫上某種記號。押印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獨特印式，「通俗地說是將籤字形式刻入印中，通常也泛指遼金元時期民間使用的帶有不同押記符號或文字的私印」[1]。符合押印，即同時具備符合印形制與押印功能的組合套印，在元代趨於成熟。
這是一方八思巴字與漢文字組合的鬥檢封式符合押印，形制為上下兩半子母對合式。上半部高度1.4釐米，裙蓋下為方形外凸臺狀子印，印面1.25釐米*1.25釐米；下半部母印高1釐米，寬度2.65釐米（帶耳）*1.8釐米，上面呈鬥狀內凹，底部印面1.7釐米*1.7釐米。子印圓柱鈕，中空，靠近裙蓋部兩邊各有一橫孔相通，與下部母印兩側邊緣耳孔相對。子母兩個印面，母印印文為漢字，子印印文為八思巴字，均作陽文，質料青銅，形制與結構屬元代符合印中的標準品類。（圖1為實物照片）
此印子母印文均為單字（圖2）。母印為漢文楷書「福」字，子印為八思巴字，釋讀過程頗繁瑣。
八思巴字是我國文字史上一朵清新的小花，蒙元時期曾作為「譯寫一切文字」的「國書」廣為流行，並在西藏一直保留至今[2]。八思巴字產生於忽必烈執政時期，當時蒙古統治疆域不斷擴大，尤其是進佔漢地後，漢族成為主要統治對象。蒙古皇帝和官員多不識漢字，當時使用的畏兀字（回鶻字）符號少，對漢字譯釋十分不便[3]，急需一種即適用蒙古語，還適用漢語以及領土內諸民族的通用文字。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喇嘛創製蒙古新字。八思巴從梵文中借用字母符號，參照畏兀蒙文形式，自上而下垂直拼寫而成「八思巴字」，常用41個字母（圖3）[4]；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推廣使用，截止目前所見最後一件八思巴字文物——天元五年（1383年）六月北元「甘肅省左右司之印」（圖5-7[5]），八思巴字至少使用了114年[6]。
單一的八思巴字印文較難準釋，這是由其本身為「拼音文字」所致。簡單說，就類似於現在漢語同一讀音對應的多個「同音字」，如無上下文字關聯，很難精準對釋。即使是相對簡單的「姓氏」或「吉語」，也只能選其一個比較合宜的漢字來譯釋。
此印文為八思巴字「仿篆書」體，上部字母「篆法」標準，下部一筆類似於漢字「九疊篆」寫法，是釋讀關鍵。我梳理出有可能的三種寫法，找出與之最接近的五種八思巴字標準拼寫字形，逐一進行比對（圖4）。
圖4①，與之最接近的是八思巴字常用字「記」（或「寄」[7]）的拼寫方式，但該字入印後最後一筆未見此類似「九疊篆」寫法。如圖5（5-1）[8]、（5-2、3、4、5）[9]為八思巴字私印「記」的「疊篆」寫法。我對比了幾百方八思巴字「疊篆」印與漢字「九疊篆」印資料，發現八思巴字入印篆法與漢字「九疊篆」有很大差別。八思巴字「疊篆」筆畫多為「迴旋盤曲」，而漢字多做「延伸摺疊」。如圖（5-6）元八思巴字「國師之印」[10]、圖（5-7）北元八思巴字「甘肅省左右司之印」、圖（5-8）元漢字「移相哥大王印」[11]、圖（5-9）宋漢字「鷹坊之印」等不同時期官印對比，可看到二者「官方」篆法的明顯區別。另八思巴「記」字最後一筆「迴旋盤曲」的同時，右面由上筆延伸下來的豎筆不省略，這也與印文明顯不符，故排除。
圖4②對應兩種八思巴字標準寫法與印文比較接近，關鍵還是最後一筆「延伸摺疊」的「篆法」在現有八思巴字資料中未見，亦排除。
圖4③是與原印最接近的寫法，與之對應的有兩種八思巴字，下部均由兩個字母組成。但這兩種標準字形都與印文稍有差別，均在末尾缺少了一個轉折，此情況在元八思巴字押印中有見。因元代官印由官府專門機構鑄造，篆刻較為規範，而私刻印押，則難免筆畫差誤[12]；另八思巴字「仿篆體」私印是當時官印模式直接影響下來的產物，這類私印中，有書寫不規範甚至誤寫誤刻的情況，當是製作者不熟諳曲疊規則所致[14]，因此綜合判斷4③最符合此印文字。
此字在《蒙古字韻》中可查到對應：「稽、計、薊、繼、吉……」等15個漢字（圖6）[14]。因在元代押印中，單字押是一種主要形式，印文內容多見有姓氏[15]，因此可暫將此印文對應漢字範圍縮小到《百家姓》中：「吉、薊、計」三個姓氏文字（圖7）[16]。
此印的另一個特點是鬥檢封式符合押印。子母印皆有孔，且母印鬥封中可存印泥，方便隨身系戴使用，功能不同於「符信驗證」的「半分對合」符合押。此類押印內容常見有八思巴字、漢文字或兩種文字組合，多為吉語「大吉」、「大吉利市」、「福」、「壽」或吉祥圖案與「姓氏」、「花押」、「合同」等內容組合。此印母印為吉語漢字「福」，周圍配以吉祥花稜邊欄，充滿幸福吉祥氛圍，此八思巴字印文內容無論從「姓氏」角度還是「吉語」角度皆可與漢文內容相合。
因此，六百多年前此押印主人姓什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歷史長河中，有這樣一種文字，以其優美的造型、廣泛的用途、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蒙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進了民族社會的融合發展和文明進程。一度成為元代官方文字的八思巴字雖然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其承載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珍貴，為我們對古代文明的探索帶來了樂趣和空間。
[1]孫家潭：《中古時期符合押印一組》，2017年第五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
[2]郝蘇民：《鮑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獻語研究入門》導論，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6頁。
[3]撥子德涅耶夫：《蒙古文學史講義》，1895年版,第166頁。
[4]照那斯圖：《新編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
[5]《中國歷代篆刻集萃》③唐宋官印·元押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頁。
[6]郝蘇民：《鮑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獻語研究入門》，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頁注⑦後案語。
[7]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頁、351頁。
[8]孫家潭：《關於八思巴文字印釋讀的幾點體會》，中國書法2018年15期。
[9]孫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409、401頁。
[10]照那斯圖：《元國書官印匯釋》，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003頁。
[11]葉其峰：《古璽印與古璽印鑑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頁。
[12]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頁。
[13]孫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頁。
[14]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頁。
[15]孫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記初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6]照那斯圖：《新編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