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論博採眾長又自成體系，注重茶人的人格美與茶論的語言美
綜觀明人的茶學論著，其內容與形式對唐宋茶論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從茶文化美學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審美特徵：
其一，集大成之美。集大成，是一種美，一種難得的博採眾長的壯闊浩大之美。明代茶論，以廣博的胸懷繼承與發展唐宋茶論的歷史成果，成就了自己博採眾長的茶文化美學風格。明人茶論頗多重複書名者，如《茶經》，則有徐渭的《茶經》1卷、張德謙的《茶經》1卷，僧真清的《茶經水辨》1卷、《茶經外集》1卷；如《茶譜》，則有朱權的《茶譜》、朱枯的《茶譜》12卷、錢椿年的《茶譜》、顧元慶的《茶譜》、趙之履的《茶譜續編》1卷；如《茶錄》，則有張源的《茶錄》1卷、程用賓的《茶錄》4卷。雖然陳陳相因，卻是相續相禪，是明代茶論注重歷史的沉積與精粹之美的茶文化表現。
其二，茶論自成體系的完備之美。明代茶論著作，自成茶文化理論體系者居多。從朱權的《茶譜》到田藝蘅的城煮泉小品》，從馮時可的《茶錄》到俞政的《茶集》，無不以完備的理論體系而名世。例如田藝蘅的《煮泉小品》，前有引言，敘述其寫作緣起，並列「品目」，凡10節，目錄清晰；後有跋語，正文分論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靈水、異泉、江水、井水、敘談等，結構嚴密，條理清晰，構成煮茶泉水論的一個完整體系。同時，明代茶論注重品茶要領的理性規範化，如錢椿年《茶譜》提出「煎茶四要」(一擇水，二洗茶，三候湯，四擇品)與「點茶三要」(一滌器，二惰盞，三擇果)之說，且一一加以論述，對茶藝的總結，充滿著一種超乎前人的理性思考與文化分析。相比於唐宋，明清茶書在總體上對於茶飲的社會文化價值與審美鑑賞功能的認識更加深刻。
其三，注重茶人的人格之美。茶品宜真，人品宜真。以茶墨俱香比喻賢人君子，早在宋代茶詩茶文中見之，而明代茶論第一次將「人品」寫入茶論。劉謙吉《茶史·後序》云：「史內所載，茶宜精行修德之人，非謂精行修德之人始茶，而精行修德之人，領略有不同，寄興略別也」。屠隆《考架餘事》論茶，其中有「人品」一則，云：「茶之為飲，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醒酗甘露抗衡，斯善賞鑑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篙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汲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作者對武則天之惡茶、李德裕之水遞、陸羽之以鐵索縛奴等缺德無行，均予以鞭答。徐渭《煎茶七類》則以「人品」為首，謂：「煎茶雖微清小雅，然要須其人與茶品相的。故其法每傳於高流大隱、雲霞泉石之輩，魚暇糜鹿之鑄」。俞政輯錄《茶集》2卷，卷一收錄宋人蘇軾的《葉嘉傳》、元人楊維禎的《清苦先生傳》、明人徐煊的《茶居士傳》與支中夫的《味苦居士傳》，皆以茶喻君子，「葉嘉」、「清苦先生」、「茶居士」、「味苦居士」之譽，賦予茶以高雅名號，表明茶人對茶的人格之美的無限景仰之情。
其四，注重茶論的語言之美。明人茶論善於對茶文化作語義學分析，是審美語言學在論茶品茶方面的具體運用。諸如田藝衡《煮泉小品》，以小品文的藝術手法寫作茶論著作，文辭優美，妙語連珠，平易流暢，不營是明代小品文的佳作。其論「源泉」之美者，則從字源學角度入手，注重「源」「水」「泉」三字的構建形態之美，云：「積陰之氣為水，水本曰源，源曰泉。知三字之義，而泉之品思過半矣」。其論水的「甘香」之美，則從語義學角度入手，注重甘香的味覺嗅覺之美，云：「甘，美也；香，芳也。《尚書》:「稼檣作甘黍」。甘為香，黍惟甘香，故能養人。泉惟甘香，故亦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味美者曰甘泉，氣芳者曰香泉，所在間有之」。其論「靈水」者，則從自然與哲學角度入手，注重其天地自然之美，云：靈，神也。天一生水，而精明不淆。古怪上天自降之澤，實靈水也。古稱上池之水者，非與要之，皆仙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