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名者，實之賓也。十多年前辭世的蔣進先生在書畫上的修為，教學上的付出，皆落在實處，而圈裡圈外，知者甚少。與時下太多名過其實的「大家」恰恰相反，蔣進先生是實過其名的。如其學生所言：「在我所見過的師長之中，黯然自修，不務聲華者，不止先生一人，但先生大約是最不為外人所知曉的一位。」
清明憶舊人，在中國美術學院蔣進學生的筆下，那些留存於記憶中的人和事，依然歷歷在目。
蔣進1958年生於杭州，祖籍雲南楚雄。生前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副教授、主任助理，
2005年3月17日卒於杭州，享年47歲。
蔣進遺影
蔣進老師離開我們晃眼14年了，2010年看到王義軍《紀念我的老師璞齋蔣進先生》（《美術報》2010年3月20日第8版，附文後），就想自己也應該給蔣進老師寫一篇紀念的文章，以表達緬懷之情。
1992年考上美院，軍訓一個月回到校園後，系裡組織了一個新生見面會，我們三個專業還有研究生的新生，特意邀請了各個專業的老先生，現在算算他們那個時候的年齡也就四十幾歲到五十幾歲，吳山明、馬其寬、童中燾先生，還有老教授代表章祖安先生。本科生代表講話我忘了是誰，研究生代表講話是蔣進老師，老教授代表講話是章祖安先生，記得秋農先生看我們軍訓回來，說起傳統教育「六藝」中的射、御等與藝術的關係。作為一個老考生，好不容易考上美院，對什麼都感興趣，看到的事物都用碎片化的信息來連貫自己對這個嚮往已久校園的理解。蔣進老師是國畫人物專業1980級入學1984屆畢業的學長，怎麼現在來讀書法的研究生了，當時那一點知識結構不足以支撐詩書畫印或跨學科等深層次的認識，只記得自己考前臨摹過《國畫寫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和《浙江人物畫選》（西泠印社1986年8月第一版）那張蔣進畫的作品《工程師》，率性的意筆線描，成為自己以後人物畫寫生中努力的標杆。
蔣進《工程師》，選自《浙江人物畫選》西泠印社1986年8月第一版
陸續知道蔣進老師跟其他研究生不一樣，實際還是學院外辦的老師，日常除了進出教室讀研之外，看到他行色匆匆處理一些學校的事務。當時國畫系進門口兩側的櫥窗，一面是前輩大師的照片，一面是國畫系的簡介，那一片行草之間介紹文字就是蔣進老師的書跡，點劃間時有潘天壽和沙孟海行草書的意思，國美書法直接學潘天壽先生的不多，當時感到好奇，但沒機會請教，或一時信筆為之。人物專業大部分課時安排素描、線描、水墨的人物寫生，每學年也有山水、花鳥、書法等課程，書法是陳見、蔣進、陳大中等老師，二年級是蔣進老師給我們上課，看到我跟班裡的同學在整理前一單元寫生課模特留下的棉被等道具，蔣老師留了一句：「多做好事總是有好報的。」現在想來「好報」有形而上的因素，對我來說有點神秘主義的色彩；也有在做事中學到東西的因素，倒是日後體會頗深；當時且作老師的一句鼓勵，如風拂面。從那次上過課後，校園裡碰到蔣進老師會說上幾句話，內容大多數是看到走廊櫥窗裡某張習作稍有點個人意識而顯得有點出格的鼓勵，這或許是他多年在外辦工作接觸海外信息較多有關。
大三的時候，旁聽了他的碩士畢業答辯，那次答辯學術爭鳴的火藥味，估計可以成為美院口口相傳的美談。大抵是他的導師章秋農先生不太喜歡用氣功裡玄之又玄的概念來討論書法裡本來可以具體清晰的問題，為自己學生辯護的導師成了提問的主力，而秋農先生的嚴厲在美院又是另一個傳奇，那次答辯可把蔣進老師折騰出一身大汗。我們這些低幾年級的看客，在感到緊張的氣氛之餘，無形中也卸下青春的驕傲，而去感念學院中學術的尊嚴。蔣進老師研究生畢業展上有書有畫，除了傳統書法創作外，繪畫是大寫意花鳥的範疇，一件疏影橫斜的梅花圖上，秋農先生題詩堂：「蔣君進從餘習書，而情之獨鍾則在畫，固為畫而復專攻書，此其有識見處，然畫書之理有同亦有異，此又不可不辯也，君共勉之。一九九五年章祖安題。」
蔣進，《香夢沉酣》，69x69cm
老美院校園人少，那時著名的「芒耀大道」，不管學院大咖或後生學子仿佛相互面熟，只要好感都有機會說上兩句，與蔣進老師總在打開水的鍋爐房或黃福林的裱畫鋪碰到。有一次在黃福林的裱畫鋪門口，給我談起一個有點行為藝術的方案，他想挖一個立方米杭州玉皇山帶草或其他植物的土，與美國洛杉磯某處的一立方米的土平移互換，記得他還強調完整的平移以及對等空間的鉚合，讓它們在各自不同的環境繼續存在，反映什麼思想觀念現在已經不記得了，足見那個時代蔣進老師在現代藝術領域的思考。
蔣進，《巖》，68x49cm
畢業後在浙江藝術學校工作，學校裡當時有一個政策，鼓勵教師跨學科進修，2001-2002年我報名參加了書法系的進修班學習，進修班辦在十五奎巷的市委黨校，教師陣容極其強大，書法系老中青老師都參與，還出面邀請杭城書壇名宿。蔣進老師已是書法系的書記，班裡也傳聞他在日本講學因病提前回來，也有同學冒冒失失的問他身體情況，他也不忌諱如實回答，也委婉的告訴我們與家族病史有關，還說來上課有事做，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安慰我們通過醫治已經好多了。課堂上大家一點也沒感覺到蔣老師生病的感覺，他帶來自己收藏整張顏真卿《勤禮碑》拓片給我們看，說只有看整張的拓片才能感覺到顏體字的氣象，經常看看顏真卿的字可以壯氣；也帶來他父親退休後寫的字，一位沒有學過書法大學數學教授晚年筆痕，從而討論原生書寫沒有習氣的好處。書法進修班一年結業，像模像樣的在印學博物館做了一個結業展，開幕那天書法系的老老少少都來了，當時手機還沒有拍照功能，班裡同學用相機幫助我跟蔣進老師合了個影，現在看來彌足珍貴。
蔣進《臨歐陽詢虞恭公溫公碑》130x65cm
2004年1月下旬,好像農曆正月初幾的一個上午，接到章祖安先生一個電話，問我什麼時候進城？順道幫助帶一本書給濱江孔仲起先生，我就問現在方不方便就去看看他？接到電話一刻我正與李桐、三凱看朱豹卿先生，也問李桐與三凱一起過來方不方便？秋農先生那天心情舒暢，說曾三凱不是在北京讀書，怎麼回杭州了，就一起過來吧！我們打車去了老先生家，到時看到蔣進老師也在，聊天中說起健身練武之事，老先生高興滿足我們這些頑皮青年的好奇心，露一手給我們看看。先是打開冰冷的水龍頭淋溼全身，幾分鐘後全身並不冒熱氣，先生告訴我們一般人淋冷水都會冒熱氣，說明在消耗體能，一點不冒熱氣才是本事。戶外零下兩度的氣溫，戶內十度上下，老人全身赤裸威嚴自在，兩三小子裹著厚厚的羽絨服屏住呼吸，知道機會難得，看老先生露上一手絕活。先生擦拭乾淨後，穿上平時練功的衣服，展示了幾段年輕人都做不起來的動作。老人也不神秘化自己的武功，說這些動作年輕人堅持練幾年都做的起來，只是到他這個年齡還做的到，必須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蔣進老師畢恭畢敬微笑站在邊上沒有說一句話，反而是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嘰嘰喳喳問這問那，記憶中這是最後一次見蔣進老師。那段時間還收到蔣進老師託人轉交的畫冊《蔣進寫梅》，打開扉頁一行硬筆字：「王犁老弟正之，甲申新春蔣進。」字跡硬朗，一點不顯病態，哪會想到隔年的三月離開我們。
《愈損愈精神-蔣進書畫作品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年五月第一版
2017年蔣進老師當班主任的那屆書法班同學王客、王義軍、王寵、施立剛、周燕、周峰等一起給他做了一個展覽，並編輯出版《愈損愈精神-蔣進書畫作品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雖然漏收記憶中見過的幾張極其精彩的少字數作品，但已可窺蔣進老師短暫一生努力的學術概貌。作品集裡章秋農先生一篇2001年的長文《尋覓新式武器-與蔣進君談話錄》，其中對「回歸傳統」的警惕，成名書法家的「三怕」，至於「全盤西化」的態度，對待看不懂的抽象畫，老一輩學人以其更開闊的視野討論時代的困惑，至今讀來仍醍醐灌頂。收錄一套私人收藏《歲寒知己冊》，秋農先生題籤：「蔣進墨梅冊，乙酉夏章祖安署。」並跋：「蔣君為餘弟子，甚服餘，而對餘之短亦直言不諱，此真交情矣。君外柔內剛，作和事佬而是非分明，故人亦樂與之遊，多才藝，墨梅已自成格局，若天假之年使淡而又淡，餘益不能測其所詣矣，惜折於英年，今對遺墨不勝愴惻，輒題數語以寄哀思云爾。星林兄寶之。乙酉歲五月二十六日攝氏三十九度，山陰章祖安於杭州青春坊寓所佛魔居。」這是他的老師秋農先生的肺腑之言，而留給我們晚輩的印象，是他的善良、熱情、溫和、開闊、堅定……讓我想起鮑勃·迪倫的歌名《上帝在我們這邊》。
蔣進，《玩物喪志》,146x38cm
更何況看到他帶的那個班級同學近年在書壇驕人的成績，足以告慰我們的蔣進老師了；也是這群當年的青蔥學子，多少年後一起以編輯畫冊和展覽的方式紀念自己的老師，讓我們看到蔣進老師的善良、熱情、溫和、開闊、堅定……在他們身上繼續生長，更讓我這個無神論者相信上帝站在我們這邊。
（此文撰寫得到曾三凱、王義軍老師的幫助）
本文作者王犁與蔣進老師合影，攝於2001年
附：紀念我的老師璞齋蔣進先生（王義軍/文）
我的老師璞齋蔣進先生離開已經五年了，這期間我總想寫點什麼，然而每每提筆，卻又放下。這當然是由於我的疏懶，但也不無另外的顧慮。 一方面，對人的追憶有時候並不可靠，準確者難得生動，生動者未必準確，一個人，尤其如先生那般簡單而豐滿，真的是很難言說。另一方面，懷念的感情樸素真實，而一旦形成文字，這真實總免不了有些隔膜，變得俗套起來。心裡的懷念，深沉平淡，靜穆而充實，卻始終無所留痕。獨有深層的觸動幽微真切，偶然湧來，隨即消散。紙上的文字，難免小心翼翼，惟恐其過於簡單而不能承載生命之重，又生怕悉心雕琢，只剩下空洞的詞藻，反破壞了懷人的靜穆。 但一想到先生生前的散淡，身後的寂寞，想到我從先生所獲得的勉勵、啟發和教益，又逼迫我不能不寫點什麼。
古人說，名者，實之賓也。先生在書畫上的修為，教學上的付出，皆落在實處，而圈裡圈外，知者甚少。與時下太多名過其實的「大家」恰恰相反，先生是實過其名的。在我所見過的師長之中，黯然自修，不務聲華者，不止先生一人，但先生大約是最不為外人所知曉的一位。
我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99年9月，我到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專業讀書，從課表上得知一個叫「蔣進」的人將是我們的班主任，指導我們四年的專業學習。我對於美院，其時還很陌生，只是覺得這四年，將和這個人有些關係，而1999年9月，應該是一個久遠的開始。然而，先生對我們的指導，不是四年，而是三年。在我們入學的同時，他已被公派去了日本講學，直到一學年將要結束之際，2000年6月的某一天，才突然聽到系裡說「蔣老師」回來了。此前我們這個班一直由陳大中老師代班主任。那一年裡多得力於他的指導教誨，快樂而充實。我們在初入大學之際，很多思路的轉換都有賴於他的指引，如今想來，仍覺得頗為幸運。
可大家還是有著一個固執的偏見，有如所有孩子對於母親回家的期待，經過這一年來的積聚，在此刻變得尤為焦急。然而我們的等待，一天一天地落空，心下少不得一些失望，甚或是埋怨，只是這不滿被禮節性地掩飾著。等到真正見到他，已經是一個星期之後了，記不清具體的日子，也記不清是上午下午、課上課下，只有先生提著個小布包，略顯侷促和抱歉的神情，依然清晰。他走進教室幾步，站在離門口不遠的地方，簡單地和我們打了招呼，說本來應該早來教室看看我們，只是師母生病，脫不開身。言語間無所遮瞞，也並不裝點，看得出他滿心的歉意流露，平易而真誠。
蔣進，《臨周牆盤金文》，27x24cm
這就是他給我們的第一次印象，個子不高，聲音不大，溫厚，樸素。
此後的三年，先生帶我們的課程也並不多，只是有事沒事，常來班上轉轉。國美的學風嚴格而自由，學生凡事多能自主，二三年級以後，為學習方便，我們都陸續在校外租房。有時候為了指導我們的創作，他要到各人住處去了解大家的書寫狀態，還會讓我騎著自行車載他前去。對我們的作業，先生很少有嚴厲的批評。甚至對於大家在書寫中很幼稚荒唐的想法，先生也多以鼓勵為主，從不疾言厲色，作強硬的要求。這種「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的包容，曾經讓我走過一點彎路，卻也使得一些思考得以在日後成長，讓我受益更多。
也許在多數人的印象中，他就是這樣一個好好先生，言語和氣，教學耐心，行事持重，待人寬厚。然而在先生的溫和背後，卻有著極不苟且，極為堅定之處。這見於先生早期作品的氣局強悍、一任雄肆，更見於先生對於現代書法和水墨的探索歷程。
在進入書法專業攻讀碩士、博士和擔任教學之前，先生本科學習國畫人物，曾有過長期的素描訓練，在西風猛烈的時代下受了不小的影響，加之個人的性情使然，在接觸現代書法、現代水墨之後，便花了大量的精力，一發而不可收。曾經滿懷激情，沒日沒夜地試驗、創作，全然不知疲憊。先生是有家族遺傳病的，身體本就瘦弱，再加上如此長期的透支，到接手我們這個班的時候，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所以他經常勸我們不要熬夜，慢慢來。然而，與之前相比，先生除了對休息稍加留意之外，教學仍是毫不懈怠，創作方向更是不改初衷，不管有沒有人理解，他都獨立而堅定地前行。
回想當時，不知道有過多少師友善意的規勸，讓他不要徒費年華。可直到先生最後的歲月，這些嘗試始終沒有動搖。
蔣進，《老梅著花》，138x70cm
傳統書畫的現代性探索，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作為先生的學生，我本不該妄加評說，但古人有言，「事師無犯無隱」，先生生前，我也時常自將鄙陋發為意見的，與先生看法不合之處，他也總能包涵。
西方藝術，習聞思潮變換，總有新的標準凸顯和舊的價值貶值，而在中國的書畫史中，這樣的規則似乎並不適用。藝術誠然都離不開現實，都是現實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則各有不同。徐復觀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指出，西方藝術傾向於對外界的直觀反映，是順承性的；而中國文藝卻總是返觀內照，以一種自省的角度，詮釋著時代的精神。也就是說，她不僅從來沒有，即便當下，也完全不必跟著世俗「現代化」。徐復觀先生的這本書，是先生推薦我看的，這個差異，他不會沒有覺察。然而讓我迷惑的是，他為什麼還要不斷地做「現代」的嘗試！先生自己也曾經對我說，潘天壽作畫，是以周身之力為之，一股霸悍之氣，撼之不動；黃賓虹作畫，一派渾然之氣，不必勞筋動骨，盡得意境圓融。兩者相較，前者傷而後者養。說這話的時候，大約是03年末，當時先生的身體狀況不太好，我沒敢問他為什麼不做後者的選擇。
蔣進，《欹紅醉露》，81x48cm
隨後我不意間看到先生的一段話：「關鍵是你是否有內在一種需要讓自己非要這麼做，而且要做的好。」這本是先生對他人所言，但同時也解答了我的疑惑。文藝原是本於性情之真，又何求一律呢？大抵賦性有別，聞見各殊，各人的取捨畢竟不能如黃茅白葦，一望靡同。我們總希望先生能輕鬆閒適，不近危苦，但這不過是做學生的一點偏私之心，在先生堅卓的識見面前，這私心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有搜索枯腸的苦心經營，也有不意間的妙手偶得、自然流淌，二者之間，取捨各由其人。真能隨分自適，不虧其性，又何必計較高下呢？
先生勤於思索，但平日不喜與人爭論，於創新、回歸，東方、西方，也很少提起。分畛一立，難免執礙橫生，在先生看來，自有比爭論是非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說，我們的「爭論總是多於實踐，相反地，實踐自會篩選出結果，這本是不用太操心的事。」於是先生所操心的，便不在外人的臧否異同，而在於他能否聽見自己內在的呼聲。反諸己，求諸內，先生的「現代」追求，原無關於外在的喧囂擾攘，也絕不做順承尾隨，卻全然聽由本心虛靜中的體認和指引——這與中國藝術的「自省」傳統，竟是何等一致！他在自己的路途上跋涉，卻絕沒有半點對於傳統的不尊重。相反，他始終將傳統視為自己的生養家園。這與那些自始便以一種追風少年般的輕狂姿態登場，打著「現代」的幌子勇往直前，於古典全然不見一絲敬畏的人們，著眼又是何等不同！
先生在長期實踐中親歷甘苦，自有他的思考，他說：「古人敦厚，今人多『爽』，然以『氣韻』生發，於象外求『象』，古今一也。流於酸腐或浮燥之兩者，皆因個人修為之偏頗與不足。」
「文人水墨畫本來就帶有很大成分的抽象意味，沒有徹底抽象化，是因中國傳統哲學不喜歡太絕對化的東西，一切皆把握在中庸的『度』中。筆墨總是『與時俱進』，現代水墨不過是較以往『分寸』離遠點兒罷了，但依然是有所依據的，『物物而不物於物』，正是高出西人一籌的地方。」
這便是他的態度，尊重自我，敬畏傳統，於古典之內沐浴濡染，在探索之途驅遣陶熔。身處世務煩亂，紛華雜擾之中，卻如處幽獨，不為所動，始終保留著一分包容和冷靜。於古典倍見溫情，也將自身方向看得清晰明白。
蔣進，《嚴谷素貞》，136x45cm
先生在現代書法和水墨的探索之餘，亦多作梅花，常以石頭順手裝點，一股孤傲清矍之氣，倒是多得同行認可。對於外人的傾心讚賞或痛心疾首，他始終坦然面對，清醒自持。世人厚此薄彼與厚彼薄此，亦未必於彼此真有所見，多半都只是人們習慣的喜好在作祟罷了。花開兩朵，原是水出一源。這梅花石頭在題材和風格上都顯得更為「傳統」，然興之所至，觸機而發，縱橫塗抹，曠然無系。梅與石常混容糾結而幾至不可辨，筆與墨之奇崛堅定則巍然不可奪。離方遁圓，窮形盡相，非梅非石，亦梅亦石！一種驚世駭俗之美，與他的現代探索，則是全無二致的！
徒有顏、柳、歐、趙之「形」，花、鳥、魚、蟲之「象」，未必真有「傳統」，「傳統」之精神原在象外。形神俱佳，當然是可喜的境界，然而當感情之積聚既深且厚，一至於幽懷難遣，又怎可盡以「形象」來拘限，必使老守一窟，盡求精備呢？當興致來時，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情動於中，形見於外，其情有所不能名，其形有所不可解，先生真「為畫而至相忘畫者」。
直到最近，我在翻讀先生梅花冊的時候，想起先生曾經對我說過，顏真卿原是和王羲之說著同樣的話，對先生才漸有了一點新的理解。「傳統」與「現代」，都不過是一層外衣，他們原可以說著同樣的話。不同的時空之下，不同的經驗與遭遇，同樣的話，這大概就是先生的理想吧。他絕無意於傷害和消解傳統本體，更不奢望自己的探索方向會成為主流。他反覆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卻又不斷地將全身力氣用於前行中的披荊斬棘，探幽鑿險——先生所有的努力，正是追尋那同樣的話所留下的一份真實印記！這印記純然是先生自我生命與精神的表達，因勢生發，一空依傍。真切！純粹！活脫脫！沉甸甸！
蔣進，《古人題梅詩句》，78x28cm
2003年8月，畢業後我隻身入川，此後回杭州與先生還見過兩面，他問我入川之後的變化，我聽他談新近的感悟，侍坐半日，相談甚歡。再後來他便又去日本講學。記得05年3月，我又去杭州，知道他已回國，便欲前往看望，電話裡先生說等過幾天他身體好一點，再讓我去他家。可我終究沒有能等到他的電話。
人事代謝，原本平常。先生帶病多年，這一天，我們的心裡也是早有準備的。只是事情的到來，顯得更為安靜。
我在先生最後的時刻，沒能看到他的樣子，沒能聽到他的聲音，在我的印象裡，他便還是那個初入我們教室的輪廓和神情。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說，樹上的鳥兒沒了，但它們在別處，繫於無限與絕對的心魂也將一樣的，在別處。所以有時候，我更願意相信，先生也是另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只是我們不能見、不能言，就如同我們入學的第一年，亦如我們畢業後的那一年。在這一前一後的兩年裡，他都在外講學，也正是這一前一後的兩年，先生在我們的生活中，從出現到離開，深沉、匆忙，卻又平靜而從容。
……
回想初見先生的模樣，已近十年，最後聽見先生的聲音，正足五年。其間我們都有了一些變化，只有先生的溫和與堅定，一如從前。
謹以此文，作為對先生的懷念！
原文刊《美術報》2010年3月20日第8版有刪節，全文刊《愈損愈精神-蔣進書畫作品集》（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