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殺死了林嘉文？
這是一個肅殺沉鬱的正月。
一個年方40歲的青年學者自殺了。接著，一個18歲的青年學生自殺了。
2016年2月19日（正月十二）晚，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身亡。凌晨，他的同事寫道：「剛剛與幾個朋友在學校送別緒林兄離開閔行校區，當殯儀館的車急速駛出校園，將他從這個他工作了七年多的校園帶走時，守到最後的老師和學生失聲痛哭。緒林熬過了世紀寒潮，等來了春天，卻在這個最寒冷的春夜決然離我們而去，希望他信仰的主在天國給他溫暖和愛。」
2016年2月23日（正月十六），也就是前天的晚上，林嘉文在貌似輕鬆地與自己的同學倪天睿打了一聲招呼後，他回家實施自己兩年來一直在策劃的自殺計劃。連自殺方式都已經討論過多次了，他曾經胸有成竹地論證過：「安眠藥看起來不痛苦，實際上很痛苦的。因為死亡的過程很漫長。不像跳樓，上吊，一下子就死了。就疼那麼一下下。」可讓人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最後選擇的，仍然是那個「最漫長的死亡方法」——吃安眠藥。
從二人的遺書來看，他們都有著深重的抑鬱症是無疑的。
心理學上對抑鬱的臨床判定，概括為無望（hopelessness）和無價值（worthlessness），伴生著強烈的自責與自我貶低。抑鬱者的自我價值評估每每存在著強烈的高條件性自我價值感（Condtional feelings of self-worth）。他們的自我理想態勢每每處在過分要求被愛、被欣賞、被讚美、有能力、有貞潔、有道德的層面。他們的功能性自我認知扭曲每每通過這樣四種情況表現出來：一是選擇性提取，二是武斷性推論，三是以偏概全，四是絕對化的非此即彼。二人的諸多表現都吻合這些規定性。
統計數字表明有200分之一的抑鬱症患者有自殺傾向，越來越理性。江和林便是如此。江緒林說：「沒有什麼眷戀，卻沉滯，懼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為總會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顯然被壓抑了。……請給我勇氣面對未知的一幕。啊，我終於要知道真相了。」
江博士遺書裡的幾多括號反映著他在思維上的一些反覆。可小夥子林嘉文就則思慮成熟多了：「一走了之的念頭曾在腦海裡萌發過太多次，兩年多來每一次對壓抑、恐懼的感受都推動著我在腦海裡沉澱下今日對生死的深思熟慮，讓我自己不再會覺得自己的離開只是草率的輕生，讓我可以以為我最終的離去不僅是感性地對抑鬱、孤獨的排解，也是種變相地對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達。」
二人顯然都認為活下去了無意趣。而「沒有意思」幾乎是所有自殺者的共識。江博士說：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虧，洛克的墓志銘都說：「讓我犯下的邪惡隨著塵土掩埋吧。」林天才說得更明確：「未來對我太沒有吸引力了。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像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認清了我永遠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沒意思了。更何況我精神上生活在別處，現實裡就找不到能耐的下腳的地方。活著太蒼白了，活著的言行讓人感到厭煩，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活著。……說放下也就放下了。」
可林嘉文還是有許多的特殊性。這個看上去發展態勢良好的這個小夥子該是比當年天之驕子們還要受到青睞和期待的，他怎麼又想不開了呢？
林嘉文，一個西安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西安乃至全省全國的某個圈子裡，這孩子應該是一個名人。因為從三年前開始，他已經連續出版過二部歷史方面的著述，分別是《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和《憂樂為天下：範仲淹與慶曆新政》，另有兩部正待殺青，一是《救斯文之薄》，一是《文景》。有關方面對這樣一位「天才少年」進行了可以理解的炒作，有關方面也確實對他十分看好。比如西北大學招生辦劉春雷主任邀請他報考西北大學，比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將其評為夏令營的優秀營員並得到宋史名家鄧廣銘的女兒鄧小南的關照，比如宋史專家李裕民對他的極端推崇，所謂他的水平已經在博士之上，認為他是自己見到的、新中國成立後最年輕的具有學術研究能力和水準的作者。
初聽到江緒林與林嘉文自殺的消息時，我如十幾年前看到網絡上有人祭出某某自殺的消息時一樣，第一反應是「假的」、「炒作」！待到越來越多的旁證紛至沓來，一個油然而起的疑問則是：是誰殺死了林嘉文？
既然是自殺，當然是他自己「幹掉」了自己。這顯然是一種比「幹掉」別人更勇敢的表現。可是，你認真去看他的遺書和別人對他的形容，難道不能看到在這自殺後面，有著巨大的社會責任缺失麼？
當大家都為著自己的生計和前程自顧不暇，關心別人每每成為一種虛套。就如微信群裡未看別人文章就發出來的那些一目了然的客套話、了無意義的寒暄、驢唇不對馬嘴的討論。而自殺率在特定年景內的上升，依了過去的某種習慣句式，必是因為社會環境中的負面氣場。相互虛應的貌似溫情與各懷異心的實質淡漠，被敏感的人們感知到，定是導引「沒有意思」的觸媒。如林嘉文言：我曾自私地想讓我嘗試去適應與世界相處，努力過放下我自以為是的精神潔癖。但我天性敏感，總是善於從在貌似愉快的氛圍中的發生的小小分歧裡窺探出自己與別人的殊途。
林少年在遺書中強調「我的心理問題太形而上了」的時候，他一定還在悲嘆著自己可以平行論學論世的人太少。「高處不勝寒」的錯覺讓他了無生趣。高傲與玩世不恭的毛病是被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慣出來的。所以他會說：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內心竟然有種施捨般的悲憫。我想我應該坦白地告訴你們這一點，好讓你們以對我的狂傲和自以為是的嘲笑，來減少點你們心裡的恐懼。這樣的話，已經比他當年在班上環顧全班感嘆的那句厲害多了：「你們都只會學習，但你們不會研究。」
面對這樣的狂言，本來應該具備上位優勢的某些學者沒有給他當頭棒喝，而是繼續著遇到「天才」時的諂媚動作：誇，玩命的誇，一直誇到讓林嘉文都感到不好意思。必須說，無論小夥子有著如何的治史天賦，他寫的那四本書的內容都算不得多麼高深難解，按照常理不應該由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去挑戰。真要顯示自己的天賦絕倫，去寫一些當今歷史學者們不敢觸碰的高難度話題才更顯力道。
可這如流行病一樣的「賞識教育」在某種時點上必是害人的。對於沒有多少自信的人，誇才是有用的。對於那些已經瞭然自己的才具者，「錘子」也許好過「讒言」。恰恰沒有一個專家大腕擔當這樣的黑臉。久而久之，林嘉文越來越輕視那些本來的學界名流，他甚至對歷史研究越來越升騰起輕視、睥睨、不屑之色。試看他的遺書，對鄧小南李裕民等，他多的只是謝意，可有敬意麼？特定狀態下，澆冷水甚至當陽橋大喝才是愛，才是讓人清醒一下自己實際斤兩的愛。
在我昨天在朋友圈發出林嘉文死訊的帖子下面，有同學頗是感性地說林少年將會是五十年不遇的治史奇才。我大笑：這樣沒有長性甚至對歷史研究缺乏足夠皈依之心的浮躁之人，怎麼可能會是治史的上選，更別說是什麼奇才了。
看看他在遺書中是如何實用甚至自私地褒貶歷史研究吧：我要承認我對歷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體上抑或私下裡，總冷冰冰地說歷史研究只是漸漸隨年歲長進而被我習慣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後，對之還是曾有過牽掛。人活在世上，實在不該太把自己當回事，但只要人要賴活著，總得靠某種虛榮來營造出自我存在的價值感，無用的歷史研究曾讓我底氣十足。雖然我的兩本著作爛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對我的學問有信心。我對古人的歷史沒什麼興趣，但每當我為活著感到疲憊、無趣時，對比之下，我總會自然地想去縮進歷史研究的世界。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並非能讓我擁有盡善的生活感覺，因為有太多虛假的「研究」，還因為本質上少有其他人會對研究愛得純粹。一個人喜歡追索，哪怕是對任意領域的，都會受到現實的阻撓和精神的壓迫。問太多、想太多是種折磨，因為這樣的情況下人會很難活得簡單膚淺起來。好像說遠了，其實僅就對做歷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遊，拘泥在一門學問之中，那樣活著也是很庸碌的。
是這個輕躁的社會捧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天才少年。「韓寒」們的成功加重著特定局部的虛榮。據說在高中期間發表論文、著作、小說等都是可能提升特定學校的績效值，有人當年對我提及此點時就遭遇了我的譏笑。
林少年恰好有歷史方面的天賦和情趣，他周圍的好多人自是欣喜若狂。而他的性格又確實適合於靜靜地讀些別人沒有讀過的書，於是，「受到《百家講壇》相關書籍影響，林嘉文在中學階段開始研究民族史，並開始自學西夏文。通過網絡，他和微博上活躍的史學界的前輩交流探討，也搜讀他們的著作。此外，他還自學了文獻學、目錄學以及學術規範的知識，開始大量閱讀關於宋史的一手文獻，例如《涑水記聞》《湘山野錄》《墨莊漫錄》等。」
沒有人說這是拔苗助長。沒有人關心他的身心實際處在什麼狀態。沒有人產生什麼不和諧的感覺並試圖幹預。尤其沒有人會照顧他自己面對人們的推崇、哄抬、炒作產生出了什麼樣的反感。
研究歷史似乎不需要絕頂的聰明，因為這種聰明極可能對這種研究本身是一種無形的障礙。這種研究當然需要悟性和聰慧，但更需要某種常人承受不了的苦力。「冷板凳」和「冷豬肉」是家常飯。相對而言，歷史領域是一個講究大器晚成的地界。因為需要進行的訓練太多，要受的薰陶太多，要讀的書太多，在特定選題上開悟到相當程度又太難。
當然也不會排除一些天賦極高、天資英特的種子進入這個領域後少年得志暴得大名：比如十八歲的張蔭麟甫一入大學便發表《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針對史學家梁啓超對老子事跡考證提出異議，清華師生大為震動，並得到梁啓超的激賞。比如十七歲的楊聯陞利用一個暑假祭出歷史名著《東漢的豪族》。可即使是這些人，即使是這些人老早就露出某種苗頭，他們要真正在做出相當過硬的成績，也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最為要緊的是，做任何研究都需要一種獻身精神，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一種低調自己而推重使命的精神。
小孩子林嘉文顯然沒有這些精神。他內心裡早就認定：拘泥在無用的學問之中，那樣活著也是很庸碌的。
我一點想去看這位天才少年的著述的衝動都沒有。他不尊重歷史研究，他自然也不應該得到歷史愛好者如我的尊重。既然他在最為低落的情緒下論定「我的兩本著作爛到算作草稿都不配」，我願意接受他給自己的這一差評。
抑鬱症患者時常纏身的那種漂泊不定、起伏不定、起落不定的自尊器質，在江緒林和林嘉文的遺書中都有體現，比如總會關心一些雞毛蒜皮的細節。這讓人產生這樣的錯覺：莫非他們在自殺前的一剎那，一直處在生死莫名的中間態？
林少年的遺書中也有這樣一段莫名其妙的話：煩請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們覺得不能理解我，請給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題發揮，像對江緒林一樣，那種行為挺卑劣、愚昧的。我實在不想虛偽地以令人作嘔的謙虛把自己「留與後人評說」——以我自己的解釋為準就好了。更何況我相信那些芸芸大眾裡的旁觀者，只會給出那種為我所不屑的輕薄、庸俗的解釋。
這該叫作典型的「棄世」了吧。對這個世界充滿了貌似的輕蔑，卻又愛惜羽毛地想像著自己死後的樣態。比如那一句：「離世前唯一的擔憂是我的遺體大概會很難看且任人擺布。」小夥子實在太偏激也太天真了。人在這個世間盡如螻蟻，誰又能對你有多少超乎常情的眷顧呢。
浮淺的溫情顯然是無力去幹預這樣高端的抑鬱症患者的。而那個教父一般的心靈導師又沒有出現。陳超、江緒林、林嘉文們思來想去，最好的歸宿就是「歸去」。因為這些曾經有過「吸濡之魚在江湖」理想的人們，發現了江湖的骯髒與無趣。「潔癖」是什麼？那是一個人對周遭環境的推拒。潔癖到了無以復加的狀態，自然只好退出這齷齪的江湖。從這個角度說，難道不是環境、社會、我們殺死了林嘉文們麼？沒能、沒有能力、沒有善意、沒有自覺、沒有動作、沒有道義、沒有情操建立起一個讓他們感覺溫暖、清醒而又向上的滋潤空間，而是用最為粗淺、直線、省事的邏輯處理一切，難道說我們不是殺死天才的兇手麼？
不要說人家自殺是不負責任甚至不孝的行徑，每個人都先天、自主、優位地擁有處理自己生命的權利。
不要抱怨他們的輕生、脆弱、敏感、衝動，相對而言，他們的心靈空間要比我們純淨，他們對生命價值的判斷要比我們唯美。
不要譴責自殺者。死者已矣，人們應該盡其良知反思一下我們在他們的自殺問題上所應負擔的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的責任。人家已經死了，而且是我們間接殺死的，再去譴責人家，是不是有點不厚道？
千萬不要推脫自己的責任。我們就是因為對別人的生死總是持了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旁觀者冷漠，遠處或者身邊才會一個又一個堆起自棄者的屍驅。江緒林的同事嘆道：總有一個問題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朋友」意味著什麼？對緒林究竟意味著什麼？為什麼通常所說的友誼最終不足以幫助緒林應對內心的絕望？此刻，這個未解之謎變得如此沉痛。
不反思社會對個人的連帶責任，陳超江緒林林嘉文還會前赴後繼。社會是個體組合的社會，莫非個體不是社會應予關愛的個體？至少，應該有人給孩子們實實在在地灌輸一種實用主義的存在哲學：思想者往往孤獨，如屈原，如王國維。高處不勝寒！但人作為社會人，形而上不肯妥協，形而下還須妥協，因為他還有社會責任，對家人對朋友。人除非到了不得不死的程度，如田家英、鄧拓、老舍，以死明志，否則都不應該自私的一走了之。江緒林的同事如此描述他：緒林的氣質中驚人地缺乏周旋、妥協和迂迴的現實主義態度。他渴望的理想之光如此奪目，以至於自己被屢屢灼傷。他為自己確立的標準，無論是道德的、學術的還是信仰的標準，都如此之高，而對自己的反省又太過真誠和深切，近乎苛刻。在這樣的標準下，他時常感到自己（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道德上是「卑下的」，在學術上是「平庸的」，在信仰上也是「未曾虔信」。他從來沒有真正接納自己，接納如其所是的自己。他的自我搏鬥和掙扎驚心動魄，直至精疲力竭也未能與自己和解。最終，他將死亡視為「生命最後的庇護所」，選擇以生命的決然中斷來安頓自己。
《讓世界充滿愛》，不應該只是一首歌，還應該是一種自覺的行動，一種應對不同類型的「病態人」施以有效治療策略的學問。如果庸醫當道，則比之於這個世界沒有醫生，還要滑稽。
多少年前，我們聽聞過「自殺率」居高不下是資本主義腐朽的表現之一這樣的說法。那無疑是說，自殺也不是一種單純個體的行為。
有哪位大人物願意喊出並實踐「救救失足者」的口號麼？
但願這個正月，不要再度出現讓母親和姐姐們揪心的事體。
201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