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私立大學先驅，陳時曾被周恩來總理稱讚為「具有民族氣節的清苦教育家」。他不僅傾家竭產、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武昌中華大學，也是首位走出國門、出席舊金山「萬國會議」的中國大學校長（與郭秉文一起），並當選為世界教育聯合會委員。中華大學還出現了「印泰戈爾，華蔡孑民，軍蔣百裡，政顧維鈞，杜威哲學，康梁史經」等百名中外名家開講的盛況。而且及門弟子惲代英、餘家菊、馮友蘭、王亞南、喻德基等，聲噪中外。
1920年11月，因餘家菊與杜威之機緣、陳時的給力，促成杜威到武漢演講。餘家菊（l898－1976，字景陶）湖北黃陂人，1918年夏於中華大學中國哲學系畢業後留校，任中華大學附中學監（教務主任）。後留學倫敦大學與愛丁堡大學，成為近代中國「鄉村教育」的首倡者，「國家主義教育」的理論構建者與踐行者之一。
杜威（1859-1952）是國人熟知的美國朋友，集哲學家、教育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於一身。應其高足胡適、蔣夢麟、郭秉文之邀，於1919年春夏之交，開始了來華講學之旅。
中國高校借杜威在華之機，以多種形式邀請杜威講學。其中，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師大）校長陳寶泉近水樓臺，於1920年春邀請杜威開辦了研究生班——教育研究科，授課教師還有蔡元培、胡適、鄧萃英等名師。餘家菊就是此間考入該科第一班的，他認為杜威講授的「思維術」與中國名師的風度，相得益彰，受益匪淺。在哲學人生觀方面，「我受益最大的，杜威先生是第一人」。
陳時治校不拘一格，校訓、校歌、校徽與校刊相得益彰。1915年他斥資五萬元、創辦了中外發行的校刊《光華學報》後，就讓還是學生的餘家菊與惲代英參與編輯。餘家菊的處女作《夢的心理學》即首發於《光華學報》，又被上海《時事新報》轉載。又因中華大學名師鄒允中教授的啟迪，餘家菊課餘時間還翻譯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名著《社會改造原理》。並經李大釗推薦，《北京晨報》迅速發表與結集出版。此間，適逢羅素從蘇俄轉道來華講學，此書頓時洛陽紙貴，餘家菊因此成為學界關注的「黑馬」。
1920年8月，餘家菊應聘到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當時的湖南省教育會為籌備邀請杜威與羅素前往講學，專門成立了演講籌備會，同杜威與羅素均有交集的餘家菊，因此被推為籌委會成員。此時的江西省府也已安排了羅素、杜威的講學日程。
只是，湖北督軍王佔元只專注於窮兵贖武、敲剝民財, 無心顧及民生與教育，被稱為「魯人治鄂」。而且「霸王硬上弓」,勒令陳時嘔心瀝血創辦的《光華學報》停刊。所以，此時的華中三省中，唯獨湖北沒有邀請杜威講學。
陳時矢志不渝地致力於「昌明文教，啟迪士林」，作為中華大學校友與利群書社社員，餘家菊與同在湖南一師任教的陳啟天深受影響。所以，他們特向師長陳時通報了杜威在湘贛演講的行程，希望他居高一呼，填補湖北的空白。陳時當即拍電給蔡元培與餘家菊，讓其轉呈給杜威：誠邀杜威來校演講。同時，又將餘家菊的信函轉到利群書社的中華大學校友，讓其投書報社給湖北當局以輿論壓力。於是，10月16日以利群書社的名義在報界發表了《勸大家歡迎杜威》一文，文中指出：「當代實驗主義的巨子德漠克拉西的明星，湖北人不願親聆他的言論、不願承受這種精神嗎？……杜威若能在武漢逗留幾天，總於武漢的沉悶黑暗能有點改進，湖北的人正需要這一劑藥。」
另一方面，陳時又致電舊雨梁啓超，冀講學社敦促杜威到校開講。餘家菊與陳啟天得知後，又直接投書《漢口新聞報》現身說法，籲請湖北各界聞風而動。他們這樣寫道：「我湖北學界素少名人演講，而青年界無所刺激與滋養，致使思想消沉，活氣衰減。……為湖北教育前途起見，函望武漢人士即刻聯合敦請世界著名與全國屬望之學者，就便講演幾日，使我湖北青年界聞其言論，睹其風採，為將來改進之機。」
此消息不脛而走，社會輿論紛紛譴責湖北當局的不作為。陳時又聯繫武漢學生聯合會的弟子，希望他們以學聯的名義邀請杜威來漢演講，並通過餘家菊轉呈。只是杜威到湖南與南昌的行程早已預定，中間要穿插到湖北演講，只能待杜威抵達湖南後才能敲定。所以，1920年10月下旬，杜威首次過境武漢轉車（因當時未修長江大橋，長江將京廣鐵路分為京漢與粵漢兩段）時，沒有在漢演講，直接去了長沙。這是杜威首次與武漢擦肩而過，而沒有擦出「火花」的緣故。
10月25－26日，杜威、羅素先後抵達湖南長沙後，湖南省長譚延闓率軍政、教育、工商、農會、學聯等八個團體紛紛舉行歡迎會或邀請發表演說，還安排杜威伉儷下榻於留美歸來的著名醫學教育家顏福慶（克卿）官邸，讓其賓至如歸。同時，又有蔡元培、章太炎、趙元任、吳稚暉等強大名家陣容助陣，掀起了陣陣旋風。其中，長沙《大公報》專門聘請北大學者專紀演講辭，而且從杜威預約來湘時間，到抵湘後進行為期九天的演講盛況，進行了全程報導或出增刊。
杜威在湖南的旋風式演講，其實用主義哲學與平民主義教育學說等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在湖南一師演講了兩場，時一師附小主事（校長）毛澤東創辦的文化書社還發行了《杜威五大講演》。美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爾庫塞認為，杜威與羅素的湖南之行，「給湖南這個內陸省份吹來了一股新鮮空氣」。再加上楊昌濟與杜威的交誼，給毛澤東的哲學觀也產生過重要影響。
湖北為歡迎杜威演講，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與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成立了由錢亦石（介磬）、林立（卓然）等組成的「籌備事務處」，並由留美博士林立（歷任中華大學教授、教務長）前往長沙恭迎。而湖北當局雖派外交顧問劉明釗與林立同往，但實為顧面子而不得已為之。又由於湖北的倉促邀請，以至於杜威 「倉促間沒有預備演說題目」。
「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11月3－7日，杜威在蔡元培的陪同下，轉道湖北在武昌、漢口留下歷史印跡。陳時在主持中華大學演講儀式時，介紹了杜威在實用主義哲學的傑出貢獻，以及他與中華大學校友餘家菊的新誼。杜威則用英語激情演講了《教育哲學》，體現了他教育哲學的基本特點——教育即生活。由正在美國攻讀學位的中華大學教授鄒昌熾翻譯，而後將杜威的演講要點匯集到校刊《中華周刊》上公開發表。同時，杜威對中華大學利用社會力量為中國社會培養人才，尤其是學生自治、男女同校等給予了首肯。漢口《大漢報》或闢專欄或出增刊，專題報導杜威在漢演講，其《教育界的福音》文中稱頌「杜威博士為今日之大哲學家，其所發揮為德漠克拉西之真精神」。
經陳時介紹，杜威演講後又乘興參觀了中華大學校友惲代英發起創辦的利群書社。並作了即興講話，由惲代英現場翻譯。杜威說，來前曾聽餘家菊介紹過這個為「利群助人，服務群眾」的青年學生團體，又與長沙文化書社交流，經過現場觀瞻，不虛此行，他為利群書社面向平民、改造社會點讚。
杜威在漢演講前後，《漢口新聞報》從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幾乎每天進行連續報導。杜威在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所作《教育與社會之進步》演講時指出，「欲國之強，非注重教育不可。學校是發達的本能機關」。而中國疆域廣袤，各地情況複雜，其教育發展水平不同，這決定論教育改革應有所側重，諸如「注意小學教育和平民教育；男女必須受同等的教育；須注重窮偏僻壤的教育」。杜威的論斷，尤其是職業教育，較為符合中國國情，至今仍具時代價值。
在武漢學生聯合會發表演說時，杜威作為五四運動的見證人，在稱讚五四運動「很有效力」，反對壓制學運同時，主張對學生校內外活動須加以指導，不能放任自流。他尤其讚賞愛國行動、辦平民夜校等「積極的建設」。概括起來有三： 「只做建設的功夫，不做破壞的功夫，不涉及其他分外的事情」；「學生的宗旨與做事總須一致」，絕對不能學生所持的宗旨是一套，所做的事情是另外一套，所持的宗旨和所做的事情不相符，這樣只會釀成苦果；「辦事總要出於精細的研究和大多數的討論」，一旦做出決定後，就得不屈不撓、慎終如始執行。
杜威在湖北教育系統講演之後，還到政府機關與漢口商會演講，由於主客雙方準備不足，杜威只是利用湘、贛演講的時間差，在漢臨時「打穿插」，導致演講難以有的放矢，有的聽講教員當場表示不滿，甚至「逃席而去」。
時至1923年，陳時出席「萬國會議」期間，再度與杜威重逢；而且這種交誼傳到了下一代，餘家菊的長子留美時，杜威還設家宴款待。（裴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