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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作者：文一。文章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轉發僅供交流學習，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華盛頓共識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或芝加哥學派）是基於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定理（這兩個定理同時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石）。基於這些定理不僅在經濟學的理想狀態下成立，而且某種程度上在現實中也成立的信念，很多學者認為任何基於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經濟政策或經濟分析也應該適用於現實世界。然而，這種想法是錯誤而危險的。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聲稱任何完備競爭性市場所達到的均衡都是帕累託最優的資源配置。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則聲稱，相對應地，任何一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都能被一個完備競爭性均衡所支持。
這兩個定理通常被視作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假說的分析性證明和對非幹預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放手讓市場工作，自然會導致最有效率的經濟結果。
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推導和證明基於以下一系列在現實中非常難以滿足的條件（或假設）：
（1）完備（完全）市場。即所有商品、服務、資產和狀態依存的金融合約的市場是存在且完備的。而且任何交易都是允許的。所有市場參與者無限存活，擁有完全理性和智商，且不存在借貸約束等金融摩擦。或在有限生命周期的情形下，父母對子女完全無私。市場參與者對任何特有風險存在一套完備的金融工具來制訂狀態依賴的計劃，進行跨期和跨狀態的保險。
（2）完備（完全）信息。即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結構、價格信號、產品質量、外生衝擊和經濟發展的運動規律以及其他參與者的行動有完全信息。
（3）價格接受行為。即市場參與者足夠多以至於不存在任何對市場價格的壟斷力量，並且進入和退出市場都是無成本的。
（4）無外部性。即任何個人行為不會對其他人的生產力、效用或處理信息的能力產生直接的損益，而且市場也不依賴對生產和交換至關重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基礎設施等。
（5）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和市場結構的非凸性。即在勞動分工、消費和生產的數量和質量上都沒有規模報酬遞增效應。組織企業和創造市場也沒有任何成本。
但可以利用同一套數學工具嚴格證明，當這些理想化條件中任何一個或一部分不被滿足時，市場就不會達到資源有效配置，反而可能引發市場失靈和缺失、貧困陷阱、投機泡沫、混沌無序、金融危機、自我實現的經濟周期、劣質產品、商業欺詐、失業、壟斷、寡頭甚至經濟體的自我毀滅等。
原因很簡單。第一，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忽視了市場良好運作所需要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忽略了自由市場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兩者都需要國家力量來建設、保護、培育和強化，但這正是落後農業國家所欠缺的。這種存在於政治穩定和有序市場活動之間的深層聯繫解釋了為什麼將民主體制直接施加於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突尼西亞、烏克蘭以及東歐的其他國家），往往不能像制度學派學者和西方政客們希望的那樣帶來經濟繁榮。相反，民主體制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無政府主義、社會混亂甚至是無盡的內戰。沒有政治穩定和社會信任，市場不會自動出現。但一個和平、安全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又是勞動分工、工業組織、規模生產和遠距離貿易以及金融合約的絕對前提。
第二，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忽視了創建市場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經濟成本。即使在長期的政治穩定下，市場創造也很不容易：
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類貿易和產業才自然而然地繁榮和逐漸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後這些經濟活動才延伸到國家的內陸地區。而這時幾乎還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遠距離貿易……這就是為什麼水運具有如此優勢，以至於人類自古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各種工藝品是出於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後才慢慢延伸到內陸。因此自古以來不靠河流的內陸總是貿易和生產交換最不發達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區卻相反。所以，自古以來一個地區的經濟繁榮和人口增長總是和其市場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這個地區的進一步經濟增長要靠其市場的進一步擴大。
如果地理上的隔絕和距離對市場形成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礙，那麼再想想社會隔絕和社會距離：在20世紀70年代，巴布亞紐幾內亞生活的250萬人口說著700種不同的地方性語言，像Abaga等一些語言，甚至僅僅只有5個人在使用！
第三，人類行為並不總是經濟學上「定義良好的」。滿足消費需求和創造財富的最快捷手段不是艱苦勞動，而是欺詐、共謀、竊取或直接搶奪他人的勞動果實。[6]因此市場參與者隨時隨地都會通過各種手段暗裡或公開地搶劫、欺騙、合謀、撒謊和盜竊。正因為這些行為的普遍性和與生俱來，人類自古以來所有宗教的首要教義才都是「不要偷竊和說謊！」法律可以被用來懲治這些情形，但法律規則如果不是可執行的，就將變成一紙空文。執行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往往成為腐敗的溫床。人可以對他人施加創造性的力量，也可以施加毀滅性的力量，而後者往往對社會帶來致命的傷害。有時拯救他人和毀滅他人都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所以市場力量並不是單維度的，而是兼具創造性或毀滅性的。因此，只有在充分的監管之下，市場才能良好地發揮其創造性的作用。但是管制和監管的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只有工業化的國家才擁有這些技術並負擔得起這些費用。
諷刺的是，實踐中的華盛頓共識卻往往不加區別地強調放鬆管制，即使是在複雜的市場規制和政府規制尚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許多環境問題和公共安全事件，例如20世紀90年代河南農村的愛滋病傳播和2008年的奶製品醜聞，都是由缺乏管制的市場的逐利性導致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非洲和東歐的發展中國家，以快速私有化和無差別放鬆管制為指導的市場導向改革往往帶來不合意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與此相反，中國則採取了一系列漸進性的、試驗性的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價格雙軌制。儘管總體上遵循審慎的原則，在某些領域（如醫療和教育），中國也犯下了一些一攬子市場化和去監管化的錯誤。幸運的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國頂住了西方壓力，拒絕了自由派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的建議，選擇了避免進行激進的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自由化，以及對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
堅持華盛頓共識的改革者往往選擇對發展中國家的銀行、能源、冶煉和電信行業放鬆管制，畢竟這些常常是僅剩的存在公有制的行業。然而，他們忽視了這些貧窮國家的農村工業或原始工業化極其缺乏（儘管一般農村土地是私有的，也不存在嚴格的政府管制）。但就像中國所展現的一樣，無論是晚清時期還是民國時期，正是缺乏大規模原始工業化抑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這一開啟工業化的關鍵環節長期以來為華盛頓共識所忽視，因為這種共識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不存在很多公有制企業，因此就不是問題所在。相反，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僅有的幾個國有企業和缺乏民主政治是這些國家貧困的根源。
事實上，即便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管制無處不在，在美國更是如此。「透過與貿易、銀行、教育、法律、危險品和健康標準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國家管理著一切：生產什麼、如何生產、誰將獲益以及如何獲益。例如，美國的社會管理費用從1997年的800億美元飆升到2000年的2670億美元。而管制總成本更達5420億美元（以1991年價格計佔GDP的9%），其中1890億美元花在相關的文書和實施上。」經濟史學家Marc Law和Sukkoo Kim也寫到：「儘管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管制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特徵。一切都在管制之下，無論是美國人吃什麼食物、開什麼車、怎麼看醫生，還是決定從哪裡借錢，又貸款給誰的金融體系。」然而諷刺的是，新古典經濟學數學模型和制度學派理論裡沒有管制，即使有些模型裡存在管制，那也只是一種負面約束，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有負面作用。如果真是如此，那如何解釋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名目繁多的管制？
因此，一個理想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市場上每一筆交易都能夠受到監管、登記和事後責任追究的經濟，而不是芝加哥學派和華盛頓共識鼓吹的自由放任的經濟。一個好的經濟制度，是一個能夠建立和實施嚴密市場監管的制度，而不是新制度經濟學派鼓吹的缺乏內涵的抽象的「一切市場皆可為」的「包容性」制度。然而恰好是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新制度經濟學讓發展中國家在不懂得市場監管，甚至被迫放棄市場監管的情況下從事所謂的「市場化」「私有化」「資本開放」和「民主化」運動，直接導致了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
第四，人類的體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我們只有兩隻腳來轉動風車水輪，只有兩隻手來紡紗織線，更重要的，我們只有有限的腦細胞來學習和處理信息。因此我們才需要人與人的合作來完成很多商業和生產任務，而且才在以亞當·斯密勞動分工原理為基礎的市場活動中變得更有競爭力。然而合作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而且市場原則通常不適用於合作下的行為。比如任何現代企業內部，市場是不存在的，而是被一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管理結構所壟斷。這種結構在資本主義的市場和工業組織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數千年。在企業內部，就像現在的軍隊一樣，價格機制、市場討價還價和民主選舉是少見的。幾乎沒有任何團隊合作裡面的行動是通過討價還價和即時交易建立的，也沒有任何CEO和將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換句話說，至少在企業內部，資源配置不是靠市場機制，而是靠管理。
第五，體力和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因此，以「贏者通吃」這一市場競爭原則為信條的資本主義會導致貧困、不均甚至社會動亂，而不是自由主義學派認為的繁榮昌盛。
第六，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和演化是很難預測的。別說結構性變革，就連短期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都很難預測。而在福利經濟學的理想環境裡面，經濟-社會結構是永恆不變的，比如不會出現古代四大文明體系、黑暗的中世紀、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路德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唯一的變化來自於一種抽象的、可預測的、外生的「技術」力量（即所謂全要素生產力）。在這個技術力量的推動下，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比可以內生地變化，但僅此而已。
鑑於這一系列被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假設掉和抽象掉了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的普遍性存在（尤其對於落後國家而言），基於福利經濟學定理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只能作為對已經完成工業革命和進入福利社會的國家進行經濟學分析的一種參考，而對於落後國家如何變成這樣的發達國家而言是缺乏起碼的指導意義的。何況即便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市場也只能被作為一種配置資源、促進競爭和激勵創新的不完美的工具，同時必須通過非市場力量對其進行補充。因此，組織、公司、社區精神、團隊協作、道德規範、信任、宗教、理想、意識形態、文化、國家和其他（市場之外的）各種形式的協調合作與集體行為對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市場（尤其是規模化市場）提供了一種非人格化的競爭模式和創造性毀滅，一種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機制。然而，由於人類在體力、理性程度、信息處理能力和智力水平上的局限，市場競爭的贏家不會是自給自足的個體或小作坊，而是組織良好、依據非市場原則組建的大公司和大企業。這些非市場原則包括勞動分工、專業化、協作、承諾、友誼、倫理、忠誠、信譽和信任等。
因此，市場與組織密不可分，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密不可分，私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密不可分，私人產權和公共產權也密不可分。由於忽視甚至否定社會協調、政府力量、信念、意識形態和集體精神在市場經濟（市場創造、技術革新、工業組織和貿易網絡形成）中的關鍵性作用，以自由放任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為指導的經濟學改革和發展註定會遭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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