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法深度對漢族、維吾爾族大學生漢字詞命名的影響

正字法深度對漢族、維吾爾族大學生漢字詞命名的影響*

楊 群1 王 豔2 張積家1

(1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國家民委民族語言文化心理重點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民族心理與教育重點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2北京科技大學心理諮詢中心, 北京 100083)

摘 要 漢字的多音字數量眾多, 種類複雜, 為維吾爾族學生學習漢語帶來了困難。通過兩個實驗, 考察正字法深度對漢族大學生和維吾爾族大學生的漢字詞命名的影響。結果表明, 無論是命名單字詞還是命名雙字詞, 維吾爾族學生的反應時均比漢族學生顯著長。對單字詞, 兩個民族被試的命名時間均受漢字的正字法深度和詞頻影響, 被試命名多音字的時間顯著長於命名單音字, 命名低頻字的時間顯著長於命名高頻字。對雙字詞, 兩個民族被試的命名時間存在著詞頻與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對高頻詞, 漢族學生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與由單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維吾爾族學生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 對低頻詞, 漢族學生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 維吾爾族學生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與由單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整個研究表明, 正字法深度對兩個民族大學生的漢字詞命名的影響具有不同模式。所以如此, 與兩個民族的母語特點、詞彙獲得年齡、語言熟練程度和語言加工方式不同有關。

關鍵詞 正字法深度; 詞頻; 語境; 維吾爾族

1 前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語言相通是民族間溝通的基本條件, 也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 雙語教育是少數民族傳承民族語言文化和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特殊教學形式。麥凱和西格恩(1989)認為, 「就世界範圍而言, 雙語教育對加強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們能夠做的最有價值的貢獻; 就國家範圍而言, 它是促進各個種族群體和平共處的最佳途徑。」為了增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 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我國憲法將「國家推廣普通話, 推行規範漢字」作為基本國策。隨著民族間的交往不斷增多, 各民族同胞深刻認識到掌握漢語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李旭練, 2015)。雙語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也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 加快發展雙語教育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陳立鵬, 2016)。

新疆是我國特殊的雙語教育區。新疆的少數民族人口眾多, 僅維吾爾族就有983萬人, 其聚居區龐大而且穩定, 區域文化的同質性高。據統計, 截至2012年, 全區學前和中小學少數民族雙語班和民考漢的學生達到了167.86萬人, 佔在校生總數的66.6%。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成績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 在上述成就背後, 卻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現實：雖然經歷了近20年的努力, 新疆少數民族的漢語教學仍然未達到自治區政府提出的「民漢兼通」的目標。據新疆大學教務處2009年對入校少數民族學生調查：能夠聽懂漢語授課的學生佔76.37%, 能夠用漢語陳述學習內容的學生佔56.83%, 能夠閱讀漢語教材的學生佔61.24%, 能夠用漢語撰寫學術論文的學生佔38.72%。即使是漢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 其漢語讀、寫能力也不容樂觀。以新疆大學人文學院2013屆的漢語專業畢業生為例：能夠閱讀漢語文獻的學生僅有34.61%, 能夠用漢語撰寫畢業論文的學生僅有42.71% (趙江民, 符冬梅, 2013)。所以如此, 與漢字與維吾爾文的正字法深度的差異有很大關係。

正字法深度(Orthographic Depth)是指詞的形態結構與音位結構的一致程度或透明程度, 亦即由形知音的程度。正字法深度對字詞識別具有重要影響(張積家, 1998)。在不同語言之間, 正字法深度影響讀者詞彙通達時所採用的編碼種類。正字法深度淺的語言容易使讀者採用語言表面的音位策略, 正字法深的語言則鼓勵讀者用視覺碼去加工詞(Katz & Feldman, 1981)。在同一語言之內, 如果一個字形對應於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讀音, 會增加學習者學習和運用的難度(van Daal & Wass, 2016)。與單音字相比, 多音字的正字法深度深, 其命名潛伏期亦長(張積家, 王惠萍, 1996)。

文字分為表音體系和表意體系(索緒爾, 1995)。維吾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 在語法上屬於黏著語型。維吾爾文是以阿拉伯文字為基礎的從右往左的表音文字, 存在著嚴格的形–音對應關係, 容易見形知音。漢語用以表意為主、表音為輔的漢字來記錄, 屬於意音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來表示, 即使不依賴於語音, 也可據形知義。漢字在造字之初, 用一形一義一音代表一個事物或者動作、性狀。《說文解字》說：「倉頡之初作書, 蓋依類象形, 故謂之文, ……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孽乳而寢多也。」從甲骨文、金文的「文字畫」來看, 「物象之本」, 由單而復, 確實可信。從象形、指事、會意, 造字法即窮。假借和轉注打破了一形一義一音的法則, 走向一字或一音多義, 或一義多音, 或一字多義多音的發展道路(徐世榮, 1988)。由於一音多義增加, 隨後出現了形聲造字法, 即組合表意的形符和表音的聲符成為形聲字。形聲字的發音跟隨聲符, 使漢字的形、音對應關係不再任意(張學新, 2011)。在一定的時期內, 通過形聲原則來造字, 可以有效地表達新的事物, 卻不需要增加新的音節。由於增字不增音, 導致漢字的字形越來越複雜, 同音字大量累積, 一字多音便不可避免。字形類似的字有不同的語音, 甚至同一字形也有不同的發音, 即多音字。由於漢字的形體定型且僵化, 不同的語音對應於不同的語義。據統計, 《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有544個多音字, 讀音數量為2~5個, 讀音的數量越多, 字數就越少。其中, 雙音字有467個, 佔85.85%, 三音字有65個, 佔11.95% (朱力, 2012)。漢語多音字的讀音變化具有區別詞義、詞性和語體的作用。如「喝」在讀hē時表示喝水, 在讀hè時表示大喊(喝彩) (汪泉蘭, 2014)。因此, 與漢字相比, 維吾爾文字的正字法深度較淺。

漢字的多音主要有6種類型：(1)由方言與普通話的區別而形成多音, 如「弄」在讀lòng時為方言讀音, 意為小巷、胡同; (2)由文白異讀而形成多音, 如「剝」 (bāo)意指去掉外皮或殼, 在讀bō時專用於合成詞, 如「剝奪」; (3)由書面語和口頭語兼錄而導致多音, 這一類字的聲母、韻母相同, 只有聲調的差異, 如「繃」 (bēng)有拉緊、張緊等義, 在口語中常讀běng, 有板著臉、勉強支撐住之意; (4)由音譯詞、音譯字而造成多音, 如「剎」 (shā)在讀chà時指佛教寺廟, 源自於梵語ksetra; (5)由記錄語用場合而導致多音, 如「啊」有5個讀音, 對應於不同的語氣：ā-驚訝或讚嘆, á-追問, ă-驚疑, à-應諾(音較短), à-明白過來(音較長); (6)由破讀而導致多音, 某字產生了新的意義或語法功用, 為了在讀音上有所區別, 讀成另一種音。如「稱」讀chēng時表示測重量, 讀chèng時同「秤」, 表示測量儀器(陳洋穩, 2015)。徐世榮(1988)將漢字多音字的產生歸納為辨義和分用兩個總原因。辨義包括：(1)字性轉化, 大抵是動/靜字、虛/實字的轉化, 如擔dān (擔負), dàn (重擔); (2)引申擴展, 如奇qí (奇異), jī (奇偶); (3)細加區別, 如吐tǔ (吐露), tù (嘔吐); (4)展轉假借, 原有本字, 被另義借用, 此義只好再借用他字, 略改音讀, 如hé (荷花), hè (荷槍、負荷)。(5)古義舊讀, 文言詩文保留了古漢語的字義、字音, 如騎qí (騎馬), jì (坐騎); (6)古今音變, 如曲qú (彎曲), qǔ (歌曲)。「曲」字古為入聲。普通話無入聲, 凡古入聲字便變為其他聲調, 字義借所變的聲調分開來; (7)關係複雜, 一部分多義、多音關係的來歷複雜或難稽考, 如臊sāo (腥臊), sào (羞臊)。分用包括：(1)文白異讀, 文讀即「讀書音」, 主要用於文言作品; 白讀即「口語音」, 用於白話文、生活用語。如嚼jué (咀嚼), jiáo (嚼不爛); (2)特定詞語, 個別詞由於專業上有特定的讀音, 如軋yà (軋花機), zhǎ (軋鋼); (3)專名特殊, 姓氏、人、地名有特殊的讀音。如「樸」作姓氏讀piáo不讀pǔ, 皋陶的「陶」讀yáo不讀táo; 「大宛國」的「宛」讀yuān不讀wǎn。(4)外語音譯, 如「卡」kǎ (卡車), 不同於「關卡」 (qiǎ); (5)習慣分讀, 如尿niào (屎尿), suǐ (嚇尿了)。總之, 漢語多音字及其讀音數量繁多, 多音演變的類型和複雜性為學習者帶來了困難。識記漢字多音字要遵循「據詞定音」的原則, 要明意義、辨性質、析結構, 結合語境發準特定的一個音。

Sapir-Whorf假設認為, 語言影響認知(Wolff & Holmes, 2011; 張積家, 2016)。威廉·馮·洪堡特(2001)認為, 「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屬於某個人類群體的概念和想像方式的完整體系。」維吾爾語與漢語屬於不同的語系, 這會影響兩個民族的語言加工方式。維吾爾語是典型的黏著語, 屬於低語境語言, 強調語言形式的作用, 其特點是沒有內部屈折, 每一變詞語素只表示一種語法意義。由於詞根和變詞語素的結合併不緊密, 詞根和變詞語素可以任意組合。這種靠變詞語素結合語法意義的關聯法使得維吾爾語結構嚴謹。維吾爾語的構詞法採用「前綴+詞根+ 後綴+ 後綴……」的形式(姑麗加瑪麗•麥麥提艾力, 艾斯卡爾•肉孜, 古麗娜爾•艾力, 艾斯卡爾•艾木都拉, 2013), 在詞綴中蘊含著豐富的語法信息, 詞性固定、明確, 概念表達和所指定界分明。語言的影響會使維吾爾族的語言加工方式具有分解性、抽象性、邏輯性和確定性的特點(彭鳳, 靳焱, 韓濤, 2013)。漢語是高語境語言, 無論是篇章、句子抑或是詞彙, 其含義與發音對語境的依賴性強。受漢語影響, 漢族人的語言加工方式具有整體性、形象性、意合性和模糊性的特點(馬燕, 2011)。與國內一些少數民族相比, 維吾爾族文化較為成熟與發達, 母語的社會功能強大, 母語與漢語的差距巨大, 導致維吾爾族人的語言加工方式與漢族人差異明顯, 從而會使維吾爾族學生在學習與運用漢語時碰到諸多的困難。

綜上所述, 維吾爾語具有嚴格的形−音對應關係和嚴謹的結構形式、較低的語境作用, 維吾爾族人的語言加工方式也具有分解性、抽象性、邏輯性和確定性, 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決定了維吾爾族學生在學習和使用漢語時會存在著較大的困難。漢字的多音字數量繁多, 讀音規則複雜, 字形與語音的對應關係模糊, 存在著一對二或者一對多的情況, 語境在決定字形對應何種語音上的作用關鍵, 這會導致維吾爾族學生對多音字的加工存在著困難。本研究的預期是：與漢族學生相比, 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多音字的命名時間會顯著長, 維吾爾族學生在對漢字多音字命名時利用語境的能力也會顯著低。而且, 研究表明, 漢語母語者對高頻詞與低頻詞有不同的提取方式：對高頻詞傾向於以整詞的方式表徵和提取, 對低頻詞傾向於以詞素的方式表徵和提取(Andrews, 1989; Coney, 2005; 丁國盛, 彭聃齡, 2006; Grainger & Whitney, 2004)。因此, 可以預期, 與命名由兩個單音字組成的雙字詞相比, 在命名首字是多音字的雙字詞時, 漢語母語者對高頻詞命名時會較少意識到雙字詞首字的多音性, 對低頻詞命名時能夠較好地意識到雙字詞首字的多音性, 維吾爾族被試由於受母語加工方式影響, 無論是命名高頻詞還是命名低頻詞, 均能夠意識到雙字詞首字的多音性, 但對雙字詞首字的多音性的認知要差於漢語母語者。本研究包括兩個實驗：實驗1考察漢族學生和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單字詞的命名, 旨在揭示正字法深度對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詞命名的影響; 實驗2考察漢族學生和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雙字詞的命名, 旨在揭示語境和詞頻在正字法深度影響兩個民族學生的漢字詞命名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可以為改進維吾爾族學生的漢語和漢字的教學提供心理學依據。

2 實驗1：正字法深度對漢、維大學生漢字單字詞命名的影響

2.1 方法

2.1.1 被試

中央民族大學漢族大學生和維吾爾族大學生各30名, 男女各半。維吾爾族被試的大多數在讀大學前一直接受漢語教育, 屬於「民考漢」的學生①。部分維吾爾族學生屬於「雙語」學生, 他們學習漢語的時間從幼兒園或小學一年級開始, 在上小學以前都開始接觸或學習漢語, 但家庭語言環境多為雙語環境, 在分專業之前都上了兩年預科, 漢語水平熟練, 均通過了MHK (中國少數民族漢語水平等級考試)四級和普通話等級考試。

2.1.2 設計

2(民族：漢族/維吾爾族) × 2(正字法深度：多音詞/單音詞) × 2(詞頻：高頻/低頻)三因素混合設計。其中, 民族為被試間變量, 正字法深度與詞頻為被試內變量。

2.1.3 材料

80個漢字單字詞, 多音字和單音字各40個。從《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 1986)中選取了20個多音高頻詞, 詞頻範圍為338.5~3912.9次/百萬; 20個多音低頻詞, 詞頻範圍為7.7~281.5次/百萬; 20個單音高頻詞, 詞頻範圍為343.3~3869.8次/百萬; 20個單音低頻詞, 詞頻範圍為7.2~237.8次/百萬。統計表明, 多音高頻詞(M = 1785.45次/百萬)和單音高頻詞(M = 1773.62次/百萬)的平均頻率差異不顯著, t(38) = 0.46, p < 0.05; 多音低頻詞(M = 92.89次/百萬)與單音低頻詞(M = 94.42次/百萬)的平均頻率差異不顯著, t(38) = −0.79, p > 0.05。全部詞的筆畫數為3~15劃, 多音高頻詞、多音低頻詞、單音高頻詞、單音低頻詞的平均筆畫數分別為7.55、8.80、8.10、7.20, F(3, 76) = 1.43, p > 0.05, 差異不顯著。在正式實驗之前, 請不參加實驗的30名維族學生對所選的單字進行預測, 要求儘可能地寫出漢字的讀音, 如果字有多個讀音則要求全部寫出, 以保證實驗中的多音字為被試所知曉。實驗結束後, 要求被試判斷實驗材料中的單字哪些是單音字, 哪些是多音字, 被試回答的準確率達到99%, 說明實驗材料有效。

2.1.4 儀器和程序

PET-SRBOX反應盒, 麥克風, PIII-667計算機。刺激呈現在計算機屏幕的中央, 字體為72號宋體。被試反應通過與反應盒連接的麥克風來記錄。採用E-Prime編程。被試端坐在計算機前, 眼睛距離屏幕60 cm左右。首先呈現「+」字注視點500 ms, 空屏500 ms, 然後在注視點位置呈現單字詞, 時間最長為1000 ms。要求被試對著話筒命名漢字, 被試命名以後, 漢字消失, 間隔1000 ms, 進入下一次試驗。計算機自動記錄被試的反應時和反應的正誤, 計時單位為ms, 誤差為±1 ms。主試記錄被試的讀音。採用SPSS 19.0軟體分析數據(下同)。

2.2 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前刪除命名錯誤、短於300 ms長於2500 ms的數據及M ± 2.5 SD之外的數據, 佔7.46%。結果見表1。

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應顯著, F1(1, 58) = 56.95, p < 0.001, ηp2 = 0.50; F2(1, 76) = 1693.07, p < 0.001, ηp2 = 0.96。漢族學生的反應時(M = 548.50 ms)顯著短於維吾爾族學生(M = 841 ms), 二者相差292.5 ms; 正字法深度的主效應顯著, F1(1, 58) = 35.23, p < 0.001, ηp2 = 0.38, F2(1, 76) = 33.52, p < 0.001, ηp2 = 0.31。被試對單音字的反應時(M = 678.25 ms)顯著短於對多音字(M = 711.25 ms), 二者相差33 ms; 詞頻的主效應顯著, F1(1, 58) = 81.11, p < 0.001, ηp2 = 0.58; F2(1, 76) = 6.79, p < 0.01, ηp2= 0.08。被試對高頻詞的反應時(M = 657.75 ms)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732.25 ms), 二者相差74.5 ms; 民族與詞頻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 F1(1, 58) = 29.86, p < 0.001, ηp2 = 0.34, 項目分析不顯著, F2(1, 76) = 1.15, p > 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漢族學生對高頻詞的反應時(M = 534 ms)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563 ms), p < 0.001, 二者相差29 ms; 維吾爾族學生對高頻詞的反應時(M = 782 ms)亦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901 ms), p < 0.001, 二者相差119 ms。詞頻效應在維吾爾族學生身上表現得更加顯著。其他的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ps > 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只有民族的主效應顯著, F1(1, 58) = 52.77, p < 0.05, ηp2= 0.48; F2(1, 152) = 20.08, p < 0.001, ηp2 = 0.12。維吾爾族學生的錯誤率顯著高於漢族學生, p <0.001。其餘的主效應和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ps > 0.05。

在對多音字的反應中, 如果被試讀出了頻率高的詞, 如將「便」讀成了「biàn」, 可以稱之為「優勢反應」; 如果被試讀出了頻率低的詞, 如將「便」讀成了「pián」, 可以稱之為非優勢反應(張積家等, 1996)。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對多音字的優勢反應和非優勢反應的比例和反應時見表2。

分析表明, 漢族學生的優勢反應的反應時顯著短於非優勢反應, t(29) = −6.13, p < 0.001, d = 0.47, 二者相差61 ms; 維吾爾族學生的優勢反應的反應時也顯著短於非優勢反應, t(29) = −3.37, p < 0.005, d = 0.25, 二者相差77 ms。比率差異顯著性檢驗表明, 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產生非優勢反應的比率差異不顯著, U = 0.77, p > 0.05。

表1 漢族學生和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命名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註：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下同。

表2 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對多音字的優勢反應與非優勢反應的比例與平均反應時(ms)

2.3 討論

實驗1發現, 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在命名漢字詞時出現了相同的趨勢：(1)均出現了多音字效應。被試命名正字法深度深的多音字的時間顯著長於命名正字法深度淺的單音字。這一結果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Lukatela, Popadić, Ognenović, & Turvey, 1980; Bentin, Bargai, & Katz, 1984; 張積家等, 1996)。(2)均出現了詞頻效應。被試命名高頻字的反應時顯著短於命名低頻字。(3)兩個民族的學生對多音字的反應均以優勢反應為主, 而且產生非優勢反應的比率差異不顯著。這些研究結果體現了漢字認知的普遍性, 即兩個民族的被試對漢字詞的命名均受正字法深度、詞頻、多音字的優勢音與非優勢音的比率影響。兩個民族的學生對漢字詞命名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1)無論是命名多音字還是命名單音字, 維吾爾族學生的反應時都顯著地長於漢族學生; (2)詞頻效應在維吾爾族學生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維吾爾族學生命名高頻字與低頻字的反應時差異比漢族學生更大。

實驗1考察了被試對漢字單字詞的命名。如果將多音字放在語境中, 多音字效應是否仍然存在？在多音字的表徵中, 如果多音字的每一個語音都被激活了, 即使有語境存在, 也會因為存在著反應競爭而出現多音字效應。如果只有多音字的符合語境的語音被激活了, 在有語境時, 多音字效應就會消失, 被試識別由多音字組成的詞和由單音字組成的詞的時間就會相同。另外, 由於漢字詞偏重於整體性、形象性、意合性和模糊性, 對其認知受語境影響大。漢字之所以出現多音字,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一個單字無法表達出多個意思, 於是就通過改變讀音來區分。於是, 多音字就同時負載了不同的語義信息。如果將多音字放在雙字詞中, 既限定了語義, 也限制了讀音。與漢字詞不同, 維吾爾語詞本身就負載了諸多的語音、語法信息, 對其認知受語境影響小。那麼, 母語的差異是否使兩個民族的學生對多音字有不同的加工模式？

3 實驗2：正字法深度對維、漢大學生漢字雙字詞命名的影響

3.1 方法

3.1.1 被試

受數據可得性約束，上述指標數據的時間區間為2009年3月～2018年3月，數據為季度數據，均來自Wind資料庫。

3.1.2 設計

2(民族：維吾爾族/漢族) × 3(正字法深度：多音詞/單音詞) × 2(詞頻：高頻/低頻)混合設計。其中, 民族為被試間變量, 正字法深度與詞頻為被試內變量。

3.1.3 材料

80個漢字雙字詞, 40個雙字詞由雙音字與單音字組成, 即每一雙字詞中有一個字有兩個讀音, 雙音字居於雙字詞的詞首。40個雙字詞由單音字組成。80個雙字詞分為4組：20個多音高頻詞, 詞頻範圍為285.7~2565.4次/百萬; 20個多音低頻詞, 詞頻範圍為2.3~47.6次/百萬; 20個單音高頻詞, 詞頻範圍為222.2~732.4次/百萬; 20個單音低頻詞, 詞頻範圍為2.3~25.7次/百萬。多音高頻詞(M = 472.4次/百萬)和單音高頻詞(M = 409.45次/百萬)的平均頻率差異不顯著, t(38) = 0.55, p > 0.05; 多音低頻詞(M = 9.75次/百萬)與單音低頻詞(M = 5.86次/百萬)的平均頻率差異不顯著, t(38) = 1.50, p > 0.05。雙字詞的筆畫數為7~27畫, 多音高頻詞、多音低頻詞、單音高頻詞、單音低頻詞的平均筆畫數分別為14.35、16.90、13.90、16.45, F(3, 76) = 2.42, p > 0.05, 差異不顯著。實驗前對構成實驗材料的多音字也做了類似於實驗1的調查, 維吾爾族學生在漢字單獨呈現時均能夠意識到它們是多音字。

3.1.4 儀器和程序

用E-Prime編程。PET-SRBOX反應盒, 麥克風, 計算機。雙字詞呈現在PIII-667計算機屏幕的中央, 大小為280 × 167像素。被試的反應通過與反應盒連接的麥克風來進行記錄。實驗材料的呈現、計時及反應時和反應正誤數據的收集都由計算機來控制。實驗程序是：首先呈現「+」注視點500 ms, 空屏500 ms, 然後在注視點的位置呈現刺激, 時間最長為1000 ms, 被試對著話筒命名雙字詞。

3.2 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前刪除命名錯誤、反應時短於300 ms、長於2500 ms及M ± 2.5 SD之外的數據, 佔4.92%。被試的錯誤率很低, 各實驗處理的錯誤率不足1%, 故不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漢族被試和維吾爾族被試對雙字詞命名的平均反應時(ms)

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應顯著, F1(1, 58) = 60.00, p < 0.001, ηp2 = 0.51; F2(1, 76) = 1269.70, p < 0.001, ηp2 = 0.94。漢族學生的反應時(M = 536.25 ms)顯著短於維吾爾族學生(M = 784.25 ms), 二者相差248 ms。正字法深度的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 F1(1, 58) = 9.74, p < 0.01, ηp2 = 0.14, 項目分析不顯著, F2(1, 76) = 0.14, p > 0.05。被試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M = 652 ms)顯著短於對由多音字和單音字組成的詞(M = 666 ms), 二者相差14 ms。詞頻的主效應被試分析顯著, F1(1, 58) = 283.14, p < 0.001, ηp2 = 0.59; 項目分析不顯著, F2(1, 76) = 1.51, p > 0.05。被試對高頻詞(M = 616.75 ms)的反應時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701.25 ms), 二者相差84.5 ms;民族與詞頻的交互作用被試分析顯著, F1(1, 58) = 83.91, p < 0.001, ηp2 = 0.59; 項目分析不顯著, F2(1, 76) = 1.51, p > 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漢族學生對高頻詞的反應時(M = 514.5 ms)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553 ms), p < 0.05, 二者相差38.5 ms; 維吾爾族學生對高頻詞的反應時(M = 719 ms)也顯著短於對低頻詞(M = 849.5 ms), p < 0.001, 二者相差125.5 ms。詞頻效應在維吾爾族學生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民族、詞頻和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顯著, F1(1, 58) = 8.52, p = 0.005, ηp2 = 0.13; F2(1, 76) = 37.66, p < 0.001, ηp2 = 0.33。

進一步分析表明, 在高頻詞條件下, 民族與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顯著, F1(1, 58) = 4.08 p < 0.05, ηp2 = 0.07; F2(1, 38) = 25.79, p < 0.001, ηp2 = 0.97。均數比較表明, 漢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M = 513 ms)和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M = 516 ms)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p > 0.05, 維吾爾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M = 736 ms)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M = 702 ms), p = 0.001。在低頻詞條件下,民族與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亦顯著, F1(1, 58) = 9.67, p < 0.01, ηp2 = 0.14; F2(1, 38) = 15.66, p < 0.001, ηp2 = 0.92。漢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M = 561 ms)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M = 545 ms), p < 0.01, 維吾爾族被試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M = 845 ms)和由多音字組成的詞(M = 854 ms)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p > 0.05。

3.3 討論

實驗2表明, 無論是命名由單音字組成的雙字詞還是命名由多音字組成的雙字詞, 兩個民族的被試均存在著詞頻效應, 對高頻詞的反應時顯著短於對低頻詞, 而且詞頻效應在維吾爾族學生身上表現得更加顯著, 這與實驗1的結果是一致的。但是, 兩個民族的被試在有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卻出現差異, 這顯示出詞頻對不同民族的多音字效應的調節作用：在高頻詞條件下, 漢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和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說明他們對高頻詞認知不存在著多音字效應; 維吾爾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 說明他們對高頻詞認知存在著多音字效應。在低頻詞條件下, 漢族被試對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 說明他們對低頻詞認知存在著多音字效應; 維吾爾族被試對由單音字組成的詞和由多音字組成的詞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說明他們對低頻詞的認知不存在著多音字效應。詞頻對兩個民族被試的多音字效應起了調節作用, 這一現象背後的機制值得重視。

3.4 實驗1和實驗2的綜合分析

由於實驗1與實驗2的被試是同質的, 為了進一步比較維吾爾族學生與漢族學生在有語境條件下(實驗2)和無語境條件(實驗1)的多音字效應的差異, 將反應時的數據合併, 進行了2(民族：維族/漢族) × 2(詞頻：高頻/低頻) × 2(正字法深度：多音字/單音字) × 2(語境：有語境/無語境)混合設計的方差分析。其中, 民族和語境為被試間變量, 詞頻和正字法深度為被試內變量。

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應顯著, F(1, 116) = 116.50, p < 0.001, ηp2 = 0.50。維吾爾族被試的反應時顯著長於漢族被試。詞頻的主效應顯著, F(1, 116) = 271.02, p < 0.001, ηp2 = 0.70。高頻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低頻詞。正字法深度的主效應顯著, F(1, 116) = 44.96, p < 0.001, ηp2 = 0.28。被試對多音字或由多音字組成的雙字詞的反應時顯著長於對單音字或由單音字組成的雙字詞。民族與詞頻的交互作用顯著, F(1, 116) = 89.13, p < 0.001, ηp2 = 0.44。詞頻效應在維吾爾族被試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正字法深度與語境的交互作用顯著, F(1, 116) = 13.68, p < 0.001, ηp2 = 0.11。被試在無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顯著大於在有語境條件下。民族、詞頻與正字法深度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 F(1, 116) = 9.00, p < 0.01, ηp2 = 0.07。民族、詞頻、正字法深度與語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 F(1, 116) = 4.07, p < 0.05, ηp2 = 0.02。其餘的主效應與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ps > 0.05。

由於本研究關心不同民族在有、無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的差異, 因此, 分別比較了不同民族在不同語境下的多音字效應。結果表明, 對漢族學生而言, 與無語境條件相比, 有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均有顯著的降低：對高頻詞, 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24 ms,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3 ms, t(29) = 4.56, p < 0.001, d = 0.84, 差異顯著; 對低頻詞, 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32 ms,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16 ms, t(29) = 2.22, p < 0.05, d = 0.40, 差異顯著。因此, 漢族學生對多音字的命名具有顯著的語境效應,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小, 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大, 說明他們利用語境的能力良好。維吾爾族學生的多音字效應不僅受有無語境影響(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大,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小), 還受整詞頻率影響。對高頻詞, 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45 ms,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34 ms, t高頻(29) = 0.79, p > 0.05, 差異不顯著; 對低頻詞, 無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31 ms, 有語境時的多音字效應量為9 ms, t低頻(29) = 2.22, p < 0.05, d = 0.41, 差異顯著。無論有無語境, 維吾爾族被試對高頻詞認知時均能夠意識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但在認知低頻詞時, 在無語境條件下能夠意識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在有語境條件下意識不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4 綜合討論

字詞命名(word naming)是詞彙提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 字形信息首先激活了讀者心理詞典中的詞形結構表徵, 再激活語音表徵和語義表徵, 進而啟動發音動作(方燕紅, 張積家, 2009)。本研究表明, 正字法深度、詞頻、語境等客觀變量, 詞彙習得年齡、語言熟練程度、漢字詞使用頻率、語言加工方式等主觀變量, 均影響著維、漢被試的漢字詞命名時間。

4.1 關於漢字詞命名的民族差異――語言熟練程度與習得年齡的影響

無論是命名漢字單字詞, 還是命名漢字雙字詞, 漢族學生的反應時均顯著短於維吾爾族學生。這是由於漢語是漢族學生的母語卻是維吾爾族學生的第二語言, 漢字是漢族學生的母語文字卻是維吾爾族學生的第二語言文字。雖然維吾爾族學生的漢語已經相當熟練, 但是, 漢語畢竟是他們的第二語言, 漢字是他們的第二語言文字, 他們對於漢語和漢字的熟練程度還是不能夠同漢語母語者同日而語。雙語研究表明, 詞彙習得年齡與第二語言熟練程度是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Nichols & Joanisse, 2016 )。詞彙習得年齡(age of acquisition, AoA )是指第一次以口語或者書面語的形式接觸到某個詞並且理解其意義的年齡。詞彙習得年齡越早, 詞彙加工就越迅速(陳俊, 林少惠, 張積家, 2011; Saito, 2015; 張積家, 陳穗清, 張廣巖, 戴東紅, 2012 )。陳寶國、王立新、王璐璐和彭聃齡(2004)發現, 詞彙習得年齡和頻率獨立地影響著漢字雙字詞的識別。維吾爾族學生是在獲得了母語口語詞彙甚至是母語書面語詞彙之後才學習漢語的, 他們對漢字詞的習得遠比漢族學生晚, 因而加工速度就慢。與詞彙習得年齡相比, 第二語言熟練程度對雙語表徵和神經結構的影響就更大。研究表明, 當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熟練程度相當時, 兩種語言的加工速度也相當; 當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熟練程度不同時, 優勢語言的加工速度就快於非優勢語言。在詞彙判斷中, 英−法雙語者對熟練語言英語的反應快, 錯誤率低, 對非熟練語言法語的反應慢, 錯誤率高(Thomas & Allport, 2000)。還有研究發現, 對希臘語−英語雙語者而言, 語言與語言熟練程度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如果被試的英語相對熟練, 對英語詞的判斷就比對希臘語詞的判斷快; 如果被試的英語不熟練, 對希臘語詞的判斷比對英語詞的判斷快(Orfanidou & Sumner, 2005)。對中−英雙語者、中−日−英三語者、藏−漢−英三語者的詞彙加工的研究也表明, 語言熟練程度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崔佔玲, 張積家, 2009; 李利, 莫雷, 王瑞明, 2008; 王悅, 孫爾鴻, 張積家, 2016; 王悅, 張積家, 2014)。在本研究中, 維吾爾族學生均是維吾爾語−漢語雙語者。根據雙語認知的弱聯結理論, 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語音表徵、語義表徵與詞彙表徵的聯結均弱於單語者(Gollan, Montoya, Cera & Sandoval, 2007; 張積家, 張鳳玲, 2010; 楊晨, 張積家, 2011)。維吾爾族學生在生活中使用維吾爾語和漢語兩種語言和文字, 決定了他們使用漢語與漢字的頻率遠不如漢語母語者高, 進而決定了他們對漢字詞的熟練程度也遠不如漢族學生。因此, 維吾爾族學生命名漢字詞的時間就比漢族學生明顯地長。

4.2 關於兩個民族的詞頻效應差異――漢字詞使用頻率與詞彙習得年齡的綜合作用

實驗1和實驗2發現, 兩個民族的被試命名漢字高頻詞快於命名漢字低頻詞, 均出現了詞頻效應。但是, 比較而言, 詞頻對維吾爾族學生的漢字命名反應時的影響比對漢族學生更大。詞頻影響字詞認知, 這一效應已經被諸多的實驗研究所證實(陳寶國等, 2004; 譚力海, 彭聃齡, 1989; 張積家, 張厚粲, 彭聃齡, 1990; Brysbaert, Mandera, & Keuleers, 2018), 但是, 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詞命名的詞頻效應更大卻需要解釋。一種可能是與漢字詞的使用頻率有關。周有光提出了「漢字效用遞減率」, 發現最高頻的1000個漢字的覆蓋率約為90%, 每增加1000個漢字, 覆蓋率只提高了約十分之一(周曉文, 李勇, 2009)。據清華大學公布的6763常用漢字使用頻率表, 漢語學習者認識500個漢字, 覆蓋面為78.53%; 認識1000個漢字, 覆蓋面為91.92%; 認識2000個漢字, 覆蓋面為98.39%; 認識3000個漢字, 覆蓋面為99.63%。在本研究中, 維吾爾族學生均通過了MHK四級考試, MHK四級考試標準是接受過1600~2000學時的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 考生的漢語水平達到了基本上接近母語的水平。根據2011年義務教育語文課程的標準, 我國中學畢業生要求認識常用漢字3500個左右。由於漢語不是維吾爾族學生的母語, 漢字不是維吾爾族學生的母語文字, 因此, 雖然維吾爾族被試都是大學生, 他們的識字量也不會多於3500個漢字。而且, 在這3500個漢字中, 維吾爾族學生對高頻漢字詞的使用可能更多, 對低頻漢字詞的使用可能更少, 這就進一步拉大了高頻詞與低頻詞的熟悉度的差異, 導致維吾爾族學生的詞頻效應比漢族學生更加明顯。另一種可能是與詞彙習得年齡有關。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詞的習得年齡明顯晚於漢族學生, 他們對低頻詞的習得時間可能就更晚, 因而就拉大了命名高頻漢字詞與命名低頻漢字詞的反應時差異。

4.3 關於兩個民族被試的多音字效應差異――正字法深度與語境、詞頻、語言加工方式之間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關切是正字法深度對漢、維學生對漢字詞命名的不同影響。結果表明, 兩個民族被試的多音字效應的差異體現了語境、詞頻、語言加工方式與正字法深度之間的交互作用。例如, 在實驗1中, 無論是漢族學生, 還是維吾爾族學生, 命名多音字的反應時均顯著長於命名漢字單音字, 說明正字法深度影響兩個民族被試的漢字詞命名。所以如此, 是因為漢字單音字的字形與其語音一一對應, 字形與音位之間的關係明確。在命名漢字單音字時, 字形表徵的激活可以直接激活與之對應的語音表徵, 因而反應就快; 漢字多音字的一個字形對應於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語音, 字形和音位之間的關係模糊。在命名漢字多音字時, 多音字的兩個語音都被激活了, 優勢語音和非優勢語音在命名中存在著競爭, 被試需要在兩個語音之間進行選擇, 反應時因而便延長了。因此, 被試對漢字單字詞命名時的多音字效應主要是正字法深度的作用。張積家等(1996)發現了漢字單字詞命名的多音字效應, 本研究採用不同民族的被試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發現。另外, 實驗1發現的漢字詞命名的多音字效應屬於無語境下的多音字效應。在無語境條件下, 兩個民族的被試均出現了多音字效應, 而且不存在著民族與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 說明對於孤立的漢字多音字而言, 兩個民族的被試均可以意識到漢字多音字的多音性。這體現了漢字認知的普遍性。

實驗2發現, 兩個民族的被試在有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卻出現了差異：漢族學生對多音字的命名具有顯著的語境效應：在有語境時, 多音字的效應量小; 在無語境時, 多音字的效應量大。這說明, 漢族被試在對多音字命名時具有良好的利用語境的能力。維吾爾族被試的語境效應卻相對低, 他們對高頻詞的命名甚至沒有出現語境效應, 因為在無語境條件下和有語境條件下的多音字效應量差異並不顯著。不僅如此, 兩個民族被試的多音字效應的差異還體現在與詞頻的不同交互作用方式上。在有語境條件下(實驗2), 漢族學生的多音字效應僅出現在低頻詞上, 並未出現在高頻詞上。這表明, 漢族學生的多音字效應受語境頻率(整詞詞頻)影響。對這種現象, 有兩種可能的解釋：(1)在高頻詞語境下, 漢族學生僅激活了多音字的符合語境的音位表徵, 這一音位表徵在固定詞組中更接近於單音字的表徵方式。學生對多音字的複雜語音結構並不敏感。但是, 在低頻詞語境下, 語境作用減弱了, 多音字的兩個音位都被激活了, 學生對雙字詞中多音字的音位結構的雙向性的敏感性增加了, 他們必須結合語境, 才能夠決定該做出何種反應, 因而反應時便延長了。(2)漢語母語者對高頻詞與低頻詞的語音表徵形式不同, 提取方式不同。高頻詞的語音表徵具有整體性, 命名是根據雙字詞的固定一體化的語音表徵進行的, 屬於整詞提取, 多音字的雙向音位結構沒有機會施加影響; 低頻詞的語音表徵具有分解性, 被試在提取時分別提取詞素的語音表徵, 再整合成整詞的語音表徵, 多音字的不同語音就有激活並且有了參與語音競爭的機會, 使得整合過程變複雜了, 反應時也因此也就變長了。

在有語境條件下, 維吾爾族學生的多音字效應僅僅出現在高頻詞上, 在低頻詞上並不存在。這又該如何解釋？雙通道模型認為, 單詞識別有兩條途徑, 一為詞典通路, 即由字形表徵激活傳輸到語音表徵, 或者通過詞性表徵到達語義表徵系統再激活語音表徵; 二為非詞典通路, 即通過詞典外的形–音轉換規則, 從亞詞彙直接建構語音表徵, 不需要再藉助於心理詞典的信息(Coltheart, Rastle, Perry, Langdon, & Ziegler, 2001)。維吾爾文是字母文字, 是一種規則化的透明文字, 其正字法深度淺(買合甫來提·坎吉, 劉翔平, 張微, 2011)。在維吾爾文閱讀中, 個體利用所掌握的音位意識和字母發音知識, 運用字素–音位對應的語音解碼策略進行新單詞拼讀。每一次成功解碼都為獲得特定單詞的正字法信息提供了機會。買合甫來提·坎吉(2016)對維吾爾族兒童研究發現, 在維吾爾文單詞識別中, 亞詞彙水平的語音解碼策略是閱讀中的最基本策略。維吾爾族學生在高頻詞條件下對由多音字組成的雙字詞的反應時長於對由單音字組成的雙字詞, 說明他們對高頻雙字詞命名採取了非詞典通路, 即運用字素−音位對應策略來拼讀, 此時多音字的兩個語音都獲得了激活, 競爭與選擇延長了反應時間。而在低頻詞條件下, 由於被試對雙字詞不熟悉, 對組成雙字詞的多音字也不熟悉, 雖然也採用了字素−音素對應策略, 但字素不能夠激活或者較難以激活多音字的所有音素表徵, 只是激活了多音字的優勢音素表徵, 因此對由多音字組成的雙字詞與由單音字組成的雙字詞的命名時間就沒有顯著差異。但是, 維吾爾族學生的漢字多音字意識也在發展中, 因為對實驗1和實驗2的反應時的綜合分析表明, 與無語境條件(實驗1)比, 在有語境條件(實驗2)下, 維吾爾族學生對低頻詞命名的多音字效應量顯著降低, 說明語境開始對維吾爾族學生的多音詞命名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

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對雙字詞命名的多音字效應的差異也與雙字詞的語言表徵有關。多詞素詞表徵是心理語言學研究的熱點。主要有三種觀點：(1)詞素分解存儲模型(Morpheme Access Modal, MA), 認為多詞素詞以詞素分解的形式存儲, 在整詞通達之前, 詞素表徵先激活, 然後才激活整詞(Taft & Forster, 1975)。研究者採用啟動任務研究不同語言的被試, 發現詞素啟動效應與詞素頻率效應(Bien, Levelt, & Baayen, 2005; 王娟, 張積家, 許錦宇, 2014), 支持這一模型。(2)整詞存儲模型(Word Access Model, WA), 認為多詞素詞以整詞的形式存儲, 詞彙識別由刺激輸入直接激活整詞表徵來完成(Manelis & Tharp, 1977)。在漢語正常被試和腦損傷病人身上均發現了整詞頻率效應(Bi, Han, & Shu, 2007; Janssen, Bi, & Caramazza, 2008), 支持這一模型。(3)混合存儲模型(Combined Access Modal, CA), 認為多詞素詞既存在著詞素表徵, 也存在著整詞表徵, 詞彙識別是詞素表徵與整詞表徵激活的相互作用(Caramazza, Laudanna, & Romani, 1988)。在多詞素詞識別中, 詞素和整詞都發揮作用, 分解表徵和整詞表徵並存(陳曦, 張積家, 2005)。整詞和詞素均自動進入了視知覺的早期模式辨認過程, 同時出現了整詞和詞素的雙重表徵模式(方傑, 2009)。對漢族學生而言, 高頻詞既存在著整詞表徵, 也存在著詞素表徵, 但整詞表徵的頻率高, 詞素表徵的頻率低, 命名時便以整詞表徵為主, 多音字詞素髮揮作用的機會就少; 低頻詞也存在著整詞表徵與詞素表徵, 但整詞表徵的頻率低, 詞素表徵的頻率相對高, 命名時詞素表徵容易激活, 多音字效應就容易展現。對維吾爾族學生而言, 受母語加工方式影響, 複合詞的整詞表徵難以形成或者比較微弱, 無論是高頻詞還是低頻詞, 他們在命名時均是先激活詞素表徵, 再將詞素表徵整合成整詞表徵, 即採用了分解加工方式。高頻詞的詞素表徵容易激活, 可以激活詞素表徵對應的所有音位, 低頻詞的詞素表徵不容易激活, 只能夠激活詞素表徵對應的優勢音位, 因而就顯示出與漢族學生不同的多音字效應。

綜上所述, 兩個民族被試的多音字效應差異體現了正字法深度與語境、詞頻之間的交互作用。在這背後, 是兩個民族的語言加工方式的作用。漢字認知的整詞表徵與分解表徵共存、整詞提取與分解加工並用, 決定了漢族被試對高頻詞加工的整體性, 對低頻詞加工的分解性; 維吾爾文認知的分解表徵和系列加工方式, 決定了維吾爾被試以類似方式加工漢字高頻詞和漢字低頻詞, 他們對這兩種詞均採用了分解加工方式。維吾爾被試對高頻詞中的雙音首字比較熟悉, 因而能夠意識到它們的雙音性, 兩種語音的同時激活延緩了反應時; 但是, 他們對低頻詞中的雙音首字不熟悉, 不能夠意識到它們的雙音性, 因而只能夠激活其優勢語音, 因此對由雙音字組成的低頻詞與由單音字組成的低頻詞的反應時就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的結果對維吾爾族學生的漢語與漢字教學具有重要的啟示。為了使維吾爾族學生更好地掌握漢語和漢字, 在教學中應該堅持以詞為本位, 而不是以字為本位。語言的基本單位是詞, 以詞為單位教學既有利於掌握漢語多音字的不同語音, 又有利於形成多詞素詞的整詞表徵, 使學生掌握符合漢語規律的認知方式。與此同時, 應該儘早地開展雙語教學, 並且有計劃、有組織地提高家長的漢語水平, 使維吾爾族家庭能夠達到維吾爾語與漢語雙語並用, 提前維吾爾學生的漢語詞習得年齡, 提高維吾爾族家庭的漢語和漢字的使用頻率, 使維吾爾族學生能夠儘快成為熟練的維吾爾語−漢語雙語者。

5 結論

(1)漢族學生與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單字詞的命名時間均存在著多音字效應和詞頻效應, 而且詞頻效應在維吾爾學生身上表現得更加顯著。

(2)漢族學生和維吾爾族學生對漢字雙字詞命名中的多音字效應體現了正字法深度與詞頻、語境、母語加工方式的相互作用。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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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rthographic depth on Chinese word naming for Han and Uyghur students

YANG Qun1; WANG Yan2; ZHANG Jijia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2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with a variety of language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alities is basic and important. Hence, bilingual education is a special teaching form in which ethnic minorities inherit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familiarize Mandari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typical alphabetic language, Uyghur differs from Chinese. Specifically, mastering the Chinese polyphonic characters is difficult for Uyghur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more than one pronunciation. Orthographic depth denotes the consistency in grapheme-to-phoneme correspondence. In terms of inner language, polyphonic characters are less consistent than monophonic words. In relation to cross languages, orthographic depth affects the encoding of the lexical proces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rthographic depth on Chinese word naming tasks for Uygh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The word naming task was conducted in experiments 1 and 2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depth. Thirty Han and thirty Uyghur students volunteered in each experiment, and each one participated in one experiment only. In experiment 1, eighty monosyllabic words with half poly and half monophonic characters were included. Among the poly and monophonic words, half reached high frequencies (343.3–3869.8/per million), and half had low frequencies (7.2–237.8/per million).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name words a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Repeated measure ANOVA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corroborate that (a) naming latencies for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words were longer for Uyghur than Han students, (b) monophonic words were named faster than polyphonic words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c) the word frequency (WF) effect was larger for Uyghur than for Han students. Moreover, the authors recorded prepared responses using polyphonic words, which were pronounced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named faster than the nondominant reaction but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experiment 2, eighty disyllabic words were selected, with the first syllables equally grouped into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characters. Among the disyllable words, half reached high frequencies (222.2–2565.4/per million), and half had low frequencies (2.3–47.6/per million). The procedure was similar to that in experiment 1.The authors performed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by subject and item and found an interaction between WF and orthographic depth in the two groups. For the Uyghur participants, words with initial polyphonic characters were named slower than monophonic ones in high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id not exist between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characters. For the Han students, words with initial polyphonic characters were named slower than monophonic ones in low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and displayed the same result with high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The study validates that orthographic depth has different modes of influence on the nam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wo nationalities. This finding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ther tongue, the age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level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 manner of language process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orthographic depth; word frequency; context; Uyghur

① 民考漢, 是指少數民族學生在參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時使用漢文答卷。民考漢的少數民族學生主要報考運用漢語言文字授課的普通高等學校或者專業。民考漢的學生在維吾爾族學生中漢語水平最高, 他們從小接受漢語教育, 學校教育與漢族學生幾乎沒有差異, 可以流利地使用漢語進行交流、寫作及閱讀。

收稿日期: 2018-01-23

*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資助)項目「語言影響人格：來自雙語者與雙言者的行為與生理證據」 (項目編號：17XNL002)階段性成果。

通信作者: 張積家, E-mail: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