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作為服務中小微企業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載體，到底在用什麼連結在孵企業？這是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韻網創始人顏振軍等人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次新冠疫情給檢驗出來了，「多數情況下，是通過物理空間」。
國務院在2018年印發的《關於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中強調，「提高孵化機構和眾創空間服務水平」。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雙創企業，而後者又需要高質量的孵化器。
然而，國內孵化器因沒有成熟的商業模式而飽受詬病。近幾年，我國也確實湧現出一些新的孵化機構、新的商業模式，但是否經得起市場檢驗還不得而知。
「不管什麼模式的孵化器，一定是要跟在孵企業形成生命共同體，孵化器成熟的商業模式才可能形成。」顏振軍告訴《中國科學報》。
那麼，孵化器靠什麼和在孵企業形成生命共同體？
「出租辦公樓的方式行不通了」
今年2月，韻網等單位對全國12000家孵化機構進行了問卷調查，通過對400多份有效調查問卷分析發現，在疫情的衝擊下，僅半數左右的孵化機構現金流可以維持半年以上。
「影響還是很大的。」顏振軍表示，雖然孵化機構也為抗「疫」作出重要貢獻，但大部分孵化器能做的基本就是減免租金，承擔起部分社會責任。除此之外，孵化器能提供的幫助微乎其微。
孵化器也很無奈。長期以來，孵化器的收入主要來源於政府補貼、租金收入，還有一小部分是來自於投資或參與投資。
用上海眾創空間聯盟理事長範偉軍的話說，過去30多年的發展，孵化器得了「空間依賴症」和「政府依賴症」，導致長期處在低質量發展階段，少有產業聚集平臺收益和增值服務收益，就像「二房東」。
「出租辦公樓的方式行不通了。」大連創業工坊科技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劍鋒直言。
但孵化行業也沒有停滯不前，而是積極謀求轉型升級。
這波疫情對孵化行業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在倒逼之下，孵化器不可能再以規模或量的方式取勝。「創業孵化行業必須轉換到深度孵化，才是未來的生存之道」。胡劍鋒說。
在科技部火炬高新技術產業中心原副主任楊躍承看來，如果一個孵化器僅僅能夠提供空間、註冊、法律等一般服務，而不能提供創新創業要素的整合、人才和技術支撐、創業投資、產業鏈資源等深度服務，「說明其自身能力不足，很難孵化出高質量的企業」。
近年來，國內也湧現出優秀的細分領域的產業孵化器，如海爾海創匯、小米生態鏈等新型孵化器。
小米生態鏈穀倉創業學院（以下簡稱穀倉）CEO洪華介紹，穀倉並不在房租上賺差價，而是將創業培訓、深度服務和投資作為盈利點。例如，2019年穀倉線下創業培訓營業收入達2000多萬元。
但這次疫情也迫使穀倉不得不調整創業培訓方式，「從線下轉到線上，雖然營業收入少了，但線上課程對新苗子的導流作用逐漸顯現，我估計會比線下效果要好」。
除此之外，穀倉提供深度諮詢服務，給企業規劃未來三五年產品線，包括品牌定位、銷售渠道等。
公益性和盈利性並不矛盾
也就是說，孵化器本身需要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商業模式，才能幫助創業企業成長，進而孵化出高質量的企業。為此，從事孵化行業的人一直在摸索。
「需要對孵化器重新定義。」胡劍鋒認為，應該把常規的公益型孵化器和盈利型孵化器分開，用不同的思維對待。他解釋道，孵化器既要做公益又要考慮生存，太困難了。「如果不把二者分開，孵化器有可能會走向死胡同。」
如果按照這個分類，洪華把自己所在的孵化器歸為盈利型孵化器。除了上述深度諮詢服務外，「穀倉有風險投資，除了早期小米投資外，後面還有兩輪融資」。
但在洪華看來，孵化器很難以「兩分法」來區分。例如，公益型孵化器是為了更好地做公益，但後期也會有市場化成分。所以，把孵化器分為側重於市場化孵化器和側重於公益化孵化器，「可能更精準」。
至於哪類孵化器的孵化能力、創業能力、創新能力、社會貢獻等更突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調查分析。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許治團隊從孵化器的承辦背景出發，將孵化器分為政府類、高校類和民營類。該團隊通過對廣東省97家孵化器的研究發現，在孵化能力上，政府類最優，其次是民營類和高校類；在創業與帶動就業上，民營類最優，其次是政府類和高校類；在在孵企業創新表現上，政府類最優，其次是高校類和民營類；在社會貢獻上，民營類最優，其次是高校類和政府類。
「總體而言，不同類型孵化器的功能與作用可以區分為公益型和盈利型。」許治介紹道。政府類和高校類側重公益性，民營類側重於盈利性。
在楊躍承看來，公益型孵化器和盈利型孵化器並不矛盾。他表示，一旦成為創業孵化機構，就要跟企業和創業者打交道，「孵化器市場化機制是主流」。
楊躍承認為，趨向更深的程度是孵化器高質量發展趨勢和方向之一。他解釋，所謂「深」，不是過程導向，而是結果導向。也就是說，孵化器要深度參與企業的創新創業過程，更加重視賦能和服務。「只有追求結果經濟，孵化器才能有很好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
「政策支持要基於結果導向」
既然存在不同類型的孵化器，政府在資助政策和考核標準上也要有所區分。
以廣東為例，政府對孵化器的財政補助額度與孵化器年度績效評價結果掛鈎。「這種政策設計的初衷雖然是鼓勵孵化器更加注重孵化績效，但由於不同類型的孵化器都有各自優勢，並不是所有孵化器都是以盈利為導向。」許治說，「需要結合不同類型孵化器的功能定位設計差異化評價機制和資助政策」。
在範偉軍看來，政府引導是一個非常藝術、非常講究的事情。「我主張政策支持一定要基於結果導向，而不是過程導向。」
「現在的政策支持要『後挪』，不要『前移』。」範偉軍進一步解釋道，如地方政府為了支持孵化器，不僅免租三年，還每年資助100萬運營補貼，這叫「前移」。孵化器可能還沒做事，政府就已經投入一大筆，這樣的做法也成為眾創空間和孵化器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後挪」是什麼？範偉軍介紹說，不管孵化器說得多好、規模多大，要看它擁有多少優秀在孵企業，或孵化了多少優秀的畢業企業，以結果導向來給予獎勵。
另外，深圳企業科技創新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劉文求也提醒，地方政府要根據所在區域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建設孵化器。
「不要盲目跟風。」劉文求告訴《中國科學報》，否則不僅沒能起到孵化器應有的作用，同時還害了建設孵化器的企業。
事實上，孵化器也需要孵化。從企業的形態上來說，全國70%的孵化機構是民營類的，這類孵化機構基本上是中小微企業。「孵化孵化器的，是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環境。」顏振軍表示，孵化器需要政府的幫助，但這個幫助不應當聚焦在空間上以及立竿見影的效果上，也不僅僅是資金上的。「政府利用組織資源、信用背書、國企的力量，來幫助孵化器建立產業組織能力，會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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