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申」到「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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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最為時人和後世唾罵的一點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其實哪只是他，在晚清歷史上只要是鎮壓過農民起義的，似乎都逃不過這一「鐵律」，曾國藩如此，再前些時的葉名琛如此，再前的林則徐實際上也是如此！其中對這一「鐵律」唯一打破一次的要算是劉銘傳收復臺灣，但那似乎是特例。那麼為什麼晚清的軍事史上會有這麼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鐵律和魔咒呢？後世的教科書上常常將此歸納為一句話：即都是他們的反動本質所決定的。其實哪能如此簡單啊！李鴻章的「外戰外行」的表現，當然主要是指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從而導致了中國在災難的深淵裡越陷越深。那麼李鴻章為什麼會在中日之間這一場生死存亡的博弈中失敗了呢？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當然以甲午年即1894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為標誌，但其實失敗因子卻是在十年前的朝鮮「甲申之變」時，甚至更早時就已鑄下了。甲申年（1884年）十二月，朝鮮突然爆發所謂的「甲申政變」，朝鮮親日派人物金玉均，劫持了國王李熙，並準備另立幼主。當時領兵在朝鮮的袁世凱，在來不及請示李鴻章的情況下，率領清軍迅速出擊，僅三天就平定了政變，將李熙又扶上了王位。朝鮮的這場「甲申政變」實際上是日本在背後策劃並操縱的一場陰謀。其事可追溯至1875年9月，日本派一小軍艦「雲揚」號進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朝鮮對此進行了攻擊，日本便以此為藉口，於1876年初派出一支軍隊侵入釜山和江華島，逼迫朝鮮與之籤訂所謂的通商條約，同時派出外務大臣森有禮到中國與清政府交涉——因為當時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然而李鴻章只在口頭上表示，日本武力逼迫朝鮮通商是不對的，但朝鮮有自己的主權，中國並不好干涉朝鮮是否籤約事宜。於是很快，日本便逼迫朝鮮與其籤訂了《江華條約》，並在其中寫明了「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日本這一招，實際上用心有二：一是從法理否定了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為其進一步侵入朝鮮鋪平道路；二是為其後來否定中朝間的宗藩關係開了個頭。事後看來，在這裡李鴻章無論如何都是一次大大的外交失誤。而日本正是利用李鴻章和中國的這一失誤，不斷向朝滲透，兩年後終於有了這次「甲申之變」。日本發動的「甲申之變」，其目的就是進一步削弱和排擠作為宗主國中國在其藩屬國朝鮮的力量和影響。照理說到這一步，李鴻章應該看得很清楚，更何況袁世凱也在事變後對李鴻章明確進言，應該抓住此次平叛勝利的時機，對日本採取強硬措施，儘量消除和趕走日本在朝勢力，控制朝鮮；具體做法是，在朝鮮設立「監國」，並派重兵進入朝鮮，然後再與日本談判。哪知李鴻章雖然因之而對袁世凱刮目相看，並從此對他重視有加，但並未聽取他的建議；1885年2月，李鴻章在與日本伊藤博文的談判中再次失誤：李鴻章答應，如果朝鮮再次發生事變，中日雙方如若派兵入朝，一定要照會對方政府。這等於允許日本也可以在朝鮮駐軍，也等於中國主動放棄了只有宗主國才能在藩屬國駐兵的特權。所以，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說，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後來兩個國家各執一理，糾纏不清，終於釀成戰爭，其禍根開始於這件事。而這個禍事源頭不能不說是由李鴻章的外交策略引起的，這成為李鴻章的第一大失誤」。果然，又十年後，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雙方都進兵朝鮮，而且日本別有用心地突然派出重兵，且搶得了先機，佔領了各重要軍事要地，並挑起戰爭。於是自然而然，中國先是陸軍在平壤之戰中一戰即敗，再是海軍黃海大戰再戰再敗，最終是威海衛之戰徹底失敗。而李鴻章也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不但從其政治生涯的巔峰中突然跌落，而且也陷入了歷史萬劫不復的罵聲中。梁啓超曾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所犯下的失誤歸納為「十二大錯」。那麼精明的李鴻章，怎麼就會犯這麼多的錯呢？且有的錯當時一般人似乎也都能預先看出並避免，他為什麼還會犯呢？我們不妨仍以上面所說的兩次為例來說一說。1876年李鴻章為什麼不替朝鮮「做主」，堅決回擊日本，反而會眼睜睜地看著日本陰謀得逞呢？梁啓超說是因為李鴻章「不知道藩國無外交的國際公約」。李鴻章真的連這樣的外交常識都不知道？對此我一直表示懷疑。如果真是，那李鴻章罪過就大了。但因為梁先生並沒能拿出證明李鴻章不知道的證據，所以我想這更多只是梁啓超的推測吧！另外梁先生也忽視了一個事實，這就是森有禮說是代表日本政府交涉而實際上盛氣凌人地無異於在胡糾蠻纏時，英國人正通過「馬嘉理事件」向清廷發難，此時不但李鴻章被弄得焦頭爛額，而且大清國也很是自身難保，此時哪有力量擔負起保護朝鮮這個藩國的責任呢？李鴻章這時將朝鮮推到前面與日本周旋一陣，未嘗不是他的無奈之舉。再看1885年那次，李鴻章之所以在與伊藤博文的談判中明顯吃虧，多半也有難言之隱，因為幾乎就在談判的同時，福建水師在馬尾被法國人打得全軍覆沒，此時的李鴻章在談判桌上既無與對手軟磨死纏的心思，更無奮而雄起的力量，也實在是可以理解！再看甲午戰爭的全過程，如果僅就戰術上來看，我們戰敗的主要原因是一次次坐失先機，平壤之戰如此，決定性的衛海衛之戰更是如此，中國軍隊其實並沒有真正投入作戰，有的軍艦根本就沒有起錨就被人家擊沉了；如果我們真的拉開陣勢與日軍開打，未必就是這個結局，如我們一般人都很熟悉的黃海海戰，那次戰鬥中鄧世昌雖然戰死了，但就戰爭本身來說我們並不算戰敗，只是打了個平手。確實是由於我們的一次次坐失先機，最後導致了整個戰爭的全面慘敗，而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的最高統帥，對此自然是難逃其咎。那麼李鴻章為什麼不下令軍隊早作準備，並奮然與敵一決生死呢？我們一般人只看到李鴻章一次次在戰術上坐失先機，但並沒有看到我們其實早已在戰略上坐失先機在前了。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最重要的東方大國，在進入19世紀後幾乎同時遭到西方列強的經濟滲透和軍事侵略，兩國也同樣因此而尋求自強自立的道路並為此而努力，最終所尋求到的途徑大體上也差不多，就是從學習西方入手。但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日本的學習顯得比中國要全面而徹底許多，尤其是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等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其資本主義化，使日本一躍成為東方的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如果僅經濟和軍事技術方面，日本向西方學習起步並不比中國早多少，直到1884年「甲申之變」時，其成就與實力也並不比中國大。但隨後的十多年裡，由於明治維新的催發，日本國力迅速崛起。當然與其國力一同膨脹的還有其侵略野心。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日本更是明確地將中國作為了它侵略的第一假想敵。1891年初，日本為了對中國艦隊作戰能力進行摸底，別有用心地邀請北洋艦隊正式訪日。丁汝昌於6月26日率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6艦，編隊從威海衛起航正式訪問日本。應該說此時的中國軍艦的實力還優於日本海軍。但就在日本天皇接見北洋水師管帶的前一天，日本內閣提出了5860萬元的海軍支出方案，計劃在9年內建造1萬噸級的鐵甲艦4艘和巡洋艦6艘，獲得了國會的通過。1892年，日本新上臺的伊藤內閣公布了建造10萬噸軍艦的計劃，該計劃在天皇的裁決下很快得以落實。1893年，日本天皇又發布敕諭：決定在其後6年中再從國帑中每年撥出30萬日元，並從文武官員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為造艦費繳納國庫……就這樣，到1894年，日本海軍僅用了幾年的時間，就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可以和北洋水師相抗衡，甚至超過了北洋水師的遠東海上強敵。而與此同時清政府又在幹些什麼呢？一切都不必說，只提一個一般人都很熟悉的例子就可想而知了：從1886年到1894年，慈禧太后為了修建頤和園和「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竟然一次次將海軍軍費挪用，其數字之大至今也沒人說得清。如此荒唐之舉，只能證明一點，這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已極度昏庸腐朽。別忘了李鴻章當初為洋務運動制定的原則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但事實上，「內須變法」一直是一句空話，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只有一條腿的「跛子」；而這個「跛子」在與正常人進行的賽跑中跑不過人和最終跌倒，都是必然的事情。正是如此，中國早已在最大的戰略上自失了先機，所以戰爭還沒開打前，勝負實際上早已註定，至於戰爭過程中戰術上的自失先機，那更是一種必然。李鴻章只能是希望在「外須和戎」上有所作為了，所以他不想打仗，只想努力去「和」，儘管日本已經打到了家門口，他仍設法去「和」。朝鮮危機發生後，李鴻章希望藉助於俄國的力量對日本施壓，迫使日本退兵；甲午海戰發生後，他又希望借英、法的力量給日本施壓以解困……此時的李鴻章，如春秋戰國時的一位縱橫家似的，到處遊說，到處救火，到處裱糊，但終無濟於事。為此梁啓超批評李鴻章「只知外交，不知內政」。此話說的雖是事實，也很有見地，但是李鴻章「知」又如何？他能改變清廷的內政嗎？當然不能，所以他只能做堂·吉訶德，在19世紀末面對著列強的堅船巨炮做一個屬於遠古的縱橫家，其結局當然也可想而知。但李鴻章畢竟不是縱橫家，李鴻章的背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一個縱橫家的失敗最多只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李鴻章的失敗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悲劇。【摘自：《晚清背影民國臉：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作者/諸榮會 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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