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聞昕（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編者按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際，不少人都嚮往以往的平常生活。「家人閒坐，燈火可親」，成為美好的祝願與心中的期待。這個溫暖人心的句子，出自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照 資料圖片
總體上說，汪曾祺的作品，緊貼著生活的本真面目，充盈著煙火氣的質感與色澤，他在生活現場記錄、捕捉、回望、醞釀，他在用心地打量周遭的人、事、物、情，再用素樸的文字，抵達人性深處，給人心以寬慰，讓漢語的韻味綿延。
3月5日，是汪曾祺百年誕辰紀念日。我們特地刊發兩篇文章。王澄霞教授主要聚焦汪曾祺對明代散文家歸有光寫作風格的承繼與拓展，寫出了文脈的傳承。張聞昕是在讀研究生，也是青年作家，字裡行間洋溢著對汪曾祺作品的熟稔與青睞，思考也頗有見地。「我多願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收尾的這句，道出了文脈的傳承有了新生力量。
汪曾祺說：「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實上，將這一句話當作汪曾祺創作生涯的註腳，也是很妥帖的——當我還是位小讀者時，我這麼想。後來我成為一名創作者，仍然這麼想。
我喜愛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於對他筆下可親世界的嚮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寫作的道路，落了筆，才發現他對我影響至深。我究竟向他學習了什麼？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託付出的一顆赤子之心？也許我應該循著他的步子，從頭看起。
所有的創作，都起於作家對生活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開啟一次創作，試圖「無中生有」，對大多數寫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簡單的事。且不論靈感迸發不常有，更何況如劉勰所說，「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腸之餘，我從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畢竟他總有那麼多生機勃勃的人物與故事。一回，他借小說主角之口，說出他這個「寫小說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
他確實對所有人都感興趣。女兒汪朝寫他上早市，出門前先揣兩根煙在口袋裡——那是給賣雞人抽的，遞根煙，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對方的生活。對生活擁有一份持續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長大成人，這天性便逐漸地喪失了。然而作家不能這麼幹，作家得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因為所有的創作，無論之後如何雕欄畫棟，都起於最初捕捉到的那點激動和驚奇。而要達到創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對生活熟悉到從心所欲、揮灑自如的程度，並且這種熟悉不能局限於與所寫題材相關的生活，連題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顧。你瞧，對生活缺乏興趣的人斷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
會看，不一定會寫。將目中所視、腦中所思謄到紙上，又是一道關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簡單：「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說是這麼說，「準確」表現在文章裡，到底是個什麼勁兒呢？
在許多人眼裡，寫作是場圍獵，要描述的對象是一隻能跑會跳的兔子。作家用儘可能多的描寫充當獵人，面面俱到，不斷接近，從各方面包圍獵物。運氣好，那隻兔子便收入囊中；運氣不好，則既丟獵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處於雲蒸霧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對這種做法是不會滿意的。他要準確，是要人寫如擊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著。為磨鍊出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養成時時觀察的習慣，用明晰的語言將印象固定住。積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選擇，層層過濾出看似渾然天成的「準確」。用汪先生的話說，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夢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會說，「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這裡頭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識到，僅僅把握平淡，文字會流於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他還不太服老。有句詩可陳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用最普通的字詞，寫讓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這對小說家提出要求：別醉心於一套自己過於熟稔的語言模式，上句還沒完，下句就黏糊過來，連讀者都摸得門兒清。還是要和自己的語言保持距離，在寫每一句話時，都要像第一次學會說這句話。留著時間去打量它，在與變換的新語言反覆熟識的過程中，再挖掘與埋藏「言外之意」。
讀者們都知道，沈從文對汪曾祺影響巨大。沈先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句教誨：「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打架！」說的是汪先生初學寫小說，把人物的對話寫得太漂亮，太「玄」。讓農民說大學生才會說的話，人物顯得虛，立不住。再後來，汪先生就明白「貼到人物來寫」，甚至「滾到裡面去寫」了。寫誰，就成為誰。垂暮老人與繽紛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雖都有奔忙的人，他們的前方又怎會是一樣的風景？要是用無關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記事》裡的巧雲多傻！何必去嘗那辛騷的尿鹼湯呢？十一子也不會因此甦醒過來。可是巧雲要嘗，她心愛的男人奄奄一息，是為了她，她嘗一口有何不可？這隻裝著尿鹼湯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給她，要她嘗，而是巧雲自己想嘗，她把碗搶過去，汪曾祺根本攔不住她！汪先生就是這樣實踐著沈先生的教導。
語言不僅要向老師學。別人的話裡，民間曲藝裡，現代作品裡，古代作品裡……作家對語言的學習是隨時隨地的。街頭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詞字：「煤鋪的門額上寫著『烏金墨玉，石火光恆』，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門口寫的是：『輕車快馬，吉祥姥姥』，這是詩。」如此每日集幾句，作家的語感逐漸被澄清，寫起來就乾淨、有力，餘味悠長。
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下筆的輕重緩急，我已從汪先生處偷師不少。然而同時兼具青年與寫作者兩個身份，我更迫切的疑問是，時至今日，我立身於何處，又該如何面對生活？
這些問題也許聽上去稚氣，因為在這個激流滾滾的時代，題材俯拾即是，要描寫的並非不夠，而是太多。但正因為如此，我愈發感知到自己有在紛紛揚揚中迷失自我的危險。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是一個中國人。他不止一次地說。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國人，這毋庸置疑。20世紀40年代寫著「洋味」十足的現代派小說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卻回過頭寫很古典、很中國的小說，甚至被冠以「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名號，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他用「中國人」的身份來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現一種態度。公正地說，他後來並沒有完全拋棄現代主義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見現代主義手法的一點薄影。但汪曾祺意識到，「一個中國作家的作品永遠不會寫得和西方作家一樣，因為你寫的是中國的人和事，你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你對生活的審察的角度是中國的，特別是你是用中國話——漢語寫作的」。
西方很難理解東方語境下的所謂「文氣」，安排語言，詞與詞，句與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同理，西方語境中，也一定有東方難以理解的參照之處。在當前這個講求合作的氛圍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閡，還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
至於該如何面對生活，這關乎我自己在寫作中遇到的窘境。技術革新使得曾經遙不可及的地方被信號串聯在眼前，作家似乎擁有了更多做夢的空間。然而與此而來的海量信息，讓人疲於應付，卻無法抗拒，愈來愈多人從信息流中「選擇」，畢竟「選擇」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選擇了某一方，即選擇了對手，不可避免地將迎接一場對抗。當類似的對抗激增，不僅可能淹沒真正值得傾聽的吶喊，還平白無故地增添許多戾氣。我該如何描寫它們呢？我應該描寫它們嗎？畢竟在我讀過的眾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寫了兩個世界劇烈碰撞後的塵土飛揚。
迥異於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難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塵土的痕跡，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於被衝擊的狀態。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後來再讀，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擊：《子孫萬代》裡，傅玉濤再在小古玩店見著他那對核桃，卻只能無奈割愛時，唱著「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難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對衝突世界的彌合，而非衝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沒有尖刻地冷嘲。他雖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熱的，是有感情的。他不願叫人絕望，「作品要有益於世道人心」。所以我們才能看到，《大淖記事》中，巧雲挑起一副擔子，養起了傷重的十一子。《歲寒三友》裡，三位老友歷經艱辛，仍能在大雪天裡共醉一回。他要給人們繼續生活的信心。寫出這樣的作品，何嘗不需要勇氣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誕辰。浩浩蕩蕩一百年，世界已發生太多的變化。回過頭去看，當年面對眾多的路，汪先生是選擇了最古老、最樸素的那一條——誠實地描摹人物，真摯地相信生活。路難走嗎？也許難的。可不應該因為難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這條路上走了一輩子。
我多願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26日 14版）
[ 責編：孫滿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