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浜中路，城隍廟大門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鋪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遊地標之一。然而，沒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戰時，這裡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線，馬路的一邊是斷壁殘垣的戰場，另一邊是數萬難民扎堆的「安全區」。而主導和維持這條生死線的，是一個中文名叫饒家駒的法國神父。
有人稱他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個約翰·拉貝」，他曾奔走在戰火中的上海，不顧個人安危與日軍談判，從日軍槍口下拯救養活了至少30萬難民。因為他，原本只為救助戰爭中軍人的《日內瓦公約》，加上了「拯救平民」條款，並被稱為「上海模式」。
「這個人，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蘇智良大聲疾呼。
本周末，「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滬召開，研討會前夕，蘇智良和他的團隊向本報記者披露眾多新的發現。
斷臂神父
在中國，很多人都讀過《拉貝日記》，知曉約翰·拉貝。而饒家駒，一位同樣挽救過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卻一直默默無聞。
柏林聖湖公墓的饒家駒墓前，有一塊鑲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種文字寫著「這裡長眠著一位不朽的人道主義者、法蘭西神父饒家駒」。墓碑上還寫著四個中文字「仁者愛人」。
「饒家駒是一位傑出的人道主義者。他來華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時，他設立南市難民區（又稱『饒家駒區』，1937年11月9日—1940年6月30日），延續3年，保護了30萬中國百姓，並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由德國人拉貝領導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效仿樣板。」蘇智良介紹。
饒家駒1878年生於法國，早在抗日戰爭前，他就來到中國上海，開始只是從事英語教學，後來全身心投入到難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長江發生水災，他積極參加了難民救濟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他為解救被困婦孺四處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他在上海創辦了南市難民區。
早年因化學實驗中不慎炸傷鋸掉一條右臂，饒家駒又被稱為「獨臂神父」。
饒家駒的南市難民區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爭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而且也要保護戰區的平民。
「歷史不應該忘記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們倡議在難民區舊址設立紀念銘牌和塑像。」蘇智良呼籲道。
上海模式
1937年8月，八一三抗戰爆發，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如潮而至，大批外地的戰爭難民也湧入上海。難民大量湧入租界，最高峰時達「七十萬人左右」，成為嚴重社會問題。
租界人滿為患，租界地區的邊緣也擠滿了數量驚人的難民。大量難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鐵門之外，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而在華界的南市，由於部分居民遷入租界，騰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場所可資利用，這使得收容難民有了可能。
8月18日，上海國際救濟會成立，饒家駒任救濟組副主任。此時的饒家駒，在上海軍政界人脈極廣，並且熱心救助平民，獲得過多國勳章，並且得到國民黨高層的信任。戰事之初，他兩次率員前往虹口戰區，救助居民到租界。
彼時饒家駒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戰爭將長期進行，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拯救難民。10月26日中國軍隊從閘北撤退之後，饒家駒就建議中日兩方軍政當局，在南市建立難民安全區。
11月2日，饒家駒向時任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獲得同意。然後，饒家駒與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難民區進行攻擊，也得到了日本陸軍、海軍同意。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並以不損失領土主權為前提。6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答覆同意。8日，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議定在南市難民區四周各路口豎立旗幟，旗幟上有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中、英文名稱。第二天下午，開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築防禦工事，南市難民區區域正式劃定。
饒家駒曾指出，「該區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並非中立區域。此純粹為非戰鬥員之安全區。鄙人深知此種辦法，乃屬創見。」
難民區於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為南市舊城廂北部，佔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方浜路被帶刺的鐵絲網圍著），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東端為小東門，西端為方浜橋。難民區呈半月形，佔據南市老城廂約1/3區域。
饒家駒保護平民設立安全區被稱為「上海模式」，填補了《日內瓦公約》的一個空白，此前《日內瓦公約》並沒有關於戰時平民保護的條款。1948年，第17屆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戰時保護平民公約草案》。1949年，63國代表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公約及附件，第四公約就是《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其第15條規定：「任何衝突之一方，須直接或通過一中立國或人道主義組織，向其敵方建議在作戰區域內設立中立化地帶，保護平民。」
德國人約翰·拉貝所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在成立之初，正是通過上海的饒家駒與日方進行聯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尋找遺址
今年9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在蘇智良教授的帶領下，開始做南市難民區的尋訪和調查。
因為城隍廟板塊多年的商業開發和市政動遷，南市難民區大量的重要遺址，大多面目全非，另有部分遺址位置存在爭議。
這次調查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確定了北區救火會的位置，因為這裡曾經是南市難民區饒家駒辦公的所在地，是南市難民區的「中樞機構」。10年前，曾經有學者就此進行過考證，結論是北區救火會不復存在，「在八九十年代豫園商業區改造的過程中已被拆除」。但與此同時，民間一直有北區救火會就在方浜中路的說法。
王海鷗他們首先詢問了上海歷史專家，有的說在豫園裡，有的說在方浜中路，莫衷一是。最後是蘇智良教授找來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揭曉了謎底。這個地圖1937年開始繪製，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完成，對當時上海的街區描繪得非常詳細。在南市難民區的區域，發現了北區救火會的地址，《申報》對北區救火會有過記載，「在安仁街的一側」，兩者吻合，最終才給這個困擾學界多年的問題找到了答案。
北區救火會的遺址就是現在的方浜中路235號，安仁街路口，這棟原本三層的建築隨著後來的商業開發，目前加高至5層，匯集了多家食肆，但沒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發生在這裡的故事。
據《申報》1937年11月17日的報導，北區救火會建築為三層，饒家駒辦公室在三樓，底樓和二樓為職員辦公處及食品儲存處。十多萬難民的管理，即由饒家駒在北區救火會運籌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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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家駒將南市難民區分成九個區，每區由辦事處派區長一人，從住戶與難民中挑選若干人，負責管理區內清潔給養等事宜。各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衛生、消潔、登記、調査、醫務等股，分別處理各項工作。
「南市難民區至少庇護了30萬中國難民，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蘇智良說。
除了北區救火會，蘇智良和學生們還新發現了一個此前沒有記載的難民收容所，北王醫馬弄24號，這是唯一一個親歷難民記著的難民收容所。
此外，小世界（福佑路234號）、福佑路回教堂（福佑路378號）、珠玉業公會（侯家路26號）、沉香閣（沉香閣路29號）、城隍廟（方浜中路249號）、豫園（安仁街137號），這些都是南市難民區的難民收容所遺址。
拯救記憶
相比較尋找遺址，更緊迫的是尋找難民區的親歷者。
「年紀最小的現在也80多歲，現在再不做，就永遠沒有機會了，我們要拯救這一重要事件的歷史記憶。」蘇智良說。
南市難民區所在的老城廂，目前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動拆遷，上了年紀的老人，大多搬到二三十公裡外的動遷房裡。即便是沒有動遷的裡弄，大部分的住戶都是解放後搬進來的，他們與附近小商品市場的外地從業者混居，對於難民區，已經鮮有記憶。
為了找到親歷者，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三名同學，用大海撈針的「笨」辦法，先找區域內的所有居委會，通過居委會找到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有些居委會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我們就多次拜訪，有的裡弄沒有線索，我們就挨家挨戶地敲門」，有的老人已經拆遷搬走了，我們就到他們新房子去找，「我們會問他們，1937年到1940年是否在這裡居住，如果回答是，那就再詳細採訪。」一共找了四五十個老人，「很多都是解放後搬過來的，還有居住在這裡但對難民區情況無法回憶的」。
大部分的老人都對難民區一無所知，有些不願再揭舊時的「傷疤」，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聽家裡的長輩說過，而真正的親歷者，目前僅找到餘阿姣和王曉梅兩位老人。
居住在安仁街的餘阿姣今年正好100歲，王海鷗他們先找到古城居委會，說明來意後，恰巧餘阿婆的兒媳在這裡工作，她就把他們帶到自己的家裡。餘阿姣雖然已經百歲高齡，但阿婆思路很清晰，帶寧波口音的上海話表達很流暢。餘阿婆說到日軍封鎖，家裡不敢點燈，即便如此，日軍還是會砸門砸窗，說到這裡，老人情緒激動起來，說話急促大聲，雙手緊握著抬起來。
安仁街的老宅，已經有百年歷史，這是父親留給餘阿姣的房子，現在她和妹妹兩個人居住在這裡。餘阿姣現在還能做一些簡單的家務，更多的時候，她喜歡坐在後門10平方米不到的天井裡「孵太陽」，阿婆和周圍人的關係特別好，來來往往的人都會和她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