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所謂人文學科的危機，我想，首先需要區別幾個觀念，即人文學科的危機；人文學者的危機感；人文學的不景氣。
人文學科的危機是指客觀表現的危機，而人文學者的危機感則是一種主觀的感覺，有這種主觀的感覺並不等於有客觀存在的危機。在中國，至少從1993年開始，一直有學者不斷表達這種危機感，但是不是在客觀上有這樣的危機，是另一回事。
人文學者的危機感一般來自他們所觀察到的人文學地位的衰落變化，從而產生強烈的失落感。但人文學科地位的降低和衰落，是一個相對的變化，是相當於自然科學或其他學科的變化，其本身不一定就構成人文學生存的危機。人文學科比起以前興盛時代，當然不甚景氣，但這與人文學科的危機還是不同的。
我覺得，中國當代的人文學者有危機感，當代的人文學不再有70年代末和80年代那種興盛，以及近20年來呈現出不景氣，這些都是事實。但我並不認為這些就構成了人文學科的危機，有關人文學的這些感覺和現象，還不就是人文學科的危機。
與中國相比，目前美國確實有人文學的危機徵兆，這是由本次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其表現是，人文學系招生、報考、儒學的人數減少，人文學人才的招聘需求下降，人文學學者申請基金資助遭遇困難，有些大學開始取消人文學系或相關研究的項目。但經濟危機不會持久，當經濟危機過去之後，人文學科的需求就可能恢復，情況就可能改變。
中國當代的人文學的嚴重問題，主要是教育管理不當引起的，香港、臺灣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些地區的大學並不缺少資金支持，美國的那種取消人文學系的情形在中國不會出現。中國的主要問題表現為「項目中心主義」，十年前香港的教育管理開始如此實行，二、三年後中國大陸就強調申請項目的重要性，臺灣這幾年也是如此。目前中國很多大學，副教授、教授的升等，申請到基金優先於研究成果的發表，這是以前不可想像的。評價體系高度量化，研究成果空洞化，不管甲骨文還是唐詩宋詞，研究成果推崇以英文發表，這些管理措施嚴重阻礙了人文學科的有質量的發展，構成了人文學發展的重要障礙。
美國的人文學危機，照1964年J. H. Plum的那本書《人文學科的危機》裡的說法，主要是人文學「過度專門化」造成的，過度專門化導致了人文學疏離人生、社會、公眾，從而導致人們對人文學的忽視。就中國來說，專門化的問題是存在的，研究型大學確實值得反思如何加強研究成果通向社會的影響。但中國社會仍有不少管道，使得大學的人文學可以和社會溝通，人文學仍然有途徑影響社會文化，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便是一個例子。
美國和中國的共同之處是，一般大眾對人文學的認識受到市場資本主義環境下市場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的影響，這正是人文精神所反對的。就當代的狀況而言，美國目前的人文學危機來自「外在的打擊」，經濟危機過去以後應該可以恢復。中國的問題來自「內在的缺陷」，即管理制度的缺陷，中國大學的人文學問題，其根源是「技術理性和官僚系統的雙重宰制」。海德格爾批判技術理性對生活世界的宰制，我們目前的數量指標的評價體系，就是技術理性的宰制；同時教育行政機關權力集中，以這種評價體系作為指揮棒，大學無力抵制，任其指揮。長此下去，人文學將越來越缺乏生命力。
人文學科的功能可以分為三個方面，歷史、社會和個人。就歷史的方面而言，人文學科的功能是促進人類思想、文化、歷史經驗的承續，實現文明和知識的傳延；就社會的方面而言，人文學科的功能是發展和培養學生社會歷史的理解能力、倫理分析的能力，以及批判的能力，使他們有能力參與社會事務；就個人而言，人文學科關注培養人的道德品性，寬廣的智識，幫助人們進行人生意義的探究，改變生活的素質，過有意義的人生。人文學科是以培養君子、精英為主旨，是非職業取向的，也不是功利主義的有用性概念所能評價的。2008年美國人費什（Stanly Fish）在紐約時報博客發表看法，題目是「人文學科能拯救文明嗎」，認為人文學科確實沒有什麼功用，反對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科隆曼的主張「唯有人文學科才能幫我們去解決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而史丹福大學的多位教授回應費什的看法，堅持人文教育的本質——通過閱讀偉大的文學和哲學作品，從而去「探究生命的意義」堅持只有人文學才能幫助我們面對和克服現代化社會的精神危機。這些討論對我們也仍然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