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據孟悅老師2019年夏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生態人文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系列講座的第一講整理而成。孟悅老師圍繞」資本文化霸權遮蔽生態危機，人文研究如何掙脫桎梏」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她提出，人文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資本、帝國及文化霸權的囿限，以至於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人與自然二項對立認知體制遮蔽了我們的認知習慣。人文研究需要面對的任務，實際上是要克服思維方式上的意識形態機制，轉變思維方式，反思和重建內在的價值系統。人文研究者從自己的領域「解決」生態問題，不再囿於相應認知方式以及連帶的美學理論、真實觀、寫作方式和文學批評方式，如此，人文研究才能真正觸及生態危機。
本文原刊於《文化與詩學》2019年第2期，轉載自公眾號「人文食物主權論壇」，感謝孟悅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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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悅｜生態危機與「人類紀」的文化解讀——影像、詩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資本文化霸權遮蔽生態危機，人文研究應如何打破桎梏？
人文研究對生態危機的介入不應僅限於研究以生態、草原、河流山川湖泊為書寫對象的文學。現代以來的人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資本、帝國及文化霸權的囿限，或受到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的影響，有意無意地「掩蓋"生態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研究實際上參與了對生態危機的生產。
本文談及的生態學不僅是解決環境問題而已。近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已經闡明，所謂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的各種命題本身就是生態命題，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生產本身就是一種生態或反生態的生產。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離開生態角度的政治經濟學、資本、勞動和價值。
如果我們想反對和打破西方中產階級的現代現實觀，首先要進行後殖民主義、對帝國和資本的批判，追溯中產階級規律化的真實觀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我們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思考不能僅以人類群體內部的政治、正義和平等的標準來作為唯一的參照系，還需要從非人類族群和生物圈的角度出發，重新評估政治、公平和道德的價值考量，反思和重建內在的價值系統。
本文是根據孟悅老師2019年夏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生態人文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系列講座[1]的第一講整理而成。文章在梳理生態批評和生態書寫傳統的同時，面對當代地球體系和全球生態危機的狀況，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從人文研究和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去討論氣侯 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和其他地球生態危機？孟悅老師[2]指出，只有當人文研究反思相應認知方式以及連帶的美學理論、真實觀、寫作方式和文學批評範疇，不再繼續生產這些認知方式、思想觀念和文化傳統，人文研究者才算得上是開始從自己的領域面對和「解決」生態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生態問題正是人文的問題。
生態危機是全球都需要面對的急迫問題。但若有人問，生態問題是人文問題嗎，大概不少人文研究者仍然會覺得難以回應。在就事論事的層面有這樣一個共識，即生態危機是需要通過治理來解決的問題，因此最重要的一是事實和信息，二是要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政策，所以公共話語中涉及生態問題最常用的字眼之一就是治理。[3]
滇池汙染了，那治理不就好了？農村用化肥過多，有關部門就制定政策，進行監督。氣候暖化，就研究科技，創研太陽能、風能並用其他方法減排。霧霾過重，就戴口罩、制定規章，並用科技加政策減輕它的影響。但生態危機是否關涉到價值、哲學、公正、平等、情感、歷史、記憶和想像力？雖然這些已經是人文學科必須處理的主題，但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人仍然會感到猶豫、懷疑和自信不足，因為看不清生態危機和價值觀、歷史觀、公平觀以及想像力和寫作方式的關係。
這可以表現為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很多人認為解決生態問題最終還是得靠科學家、政府、技術部門。人文專業的人不了解「科學"的事情，不能解決問題，不如不說。這個假設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不僅人文學科是氣候學和物種保護等生態科學的外行，實際上科學也是分專業的，沒多少人是「內行」。這無異於否定了公眾理解和關注生態危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要說履行地球公民的責任了。
第二種情況是把生態批評和生態人文研究僅僅當作所謂的新學科、新方法，有特定研究對象比如自然、風景、山水鳥獸等。只要研究題目中沒有這些自然的母題，我們的研究就和生態無關。我在接下來的講座中會闡明，這種關於什麼是自然什麼不是自然的設定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對象。
還有第三種情況，那就是我們覺得人文研究沒用，認為沒人會因為看了一本小說或氣候變遷的故事而改變自己的道德和行為。
實際上，全球性的生態災難和「我們是誰」這樣的基本人文問題是密切相關的。環境危機的根源不是環境本身，而在於我們的價值觀、真實觀、自我認識、道德感和正義公平的概念以及對世界的想像力。這些都正是人文研究所應處理的問題。生態危機與人文研究不僅不是無關的，而且密切相關。人文研究在其中到底可以做什麼，有什麼難點、有哪些方法和切入點，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這可分為幾步。
首先生態寫作和生態批評一直是重要的人文傳統。我們需要重視這個傳統並看到這個傳統面臨的新的挑戰。
其二，什麼是生態危機？它和一般所說的汙染有什麼不同？
其三，如何看待人文研究和生態問題的關係？如何意識到生態危機實際發生在人文研究的內部，而不是外部？
在座的很多老師和同學都知道，生態寫作、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和環境保護運動實際上很早就有了。生態寫作和環境保護運動兩者之間的互相關聯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都知道，關於生態的寫作雖然很早就開始了，但是以1963年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才出現了一個高潮，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書籍繼而出現，如《深度生態學》等。
《寂靜的春天》講的是殺蟲劑DDT對整個生態的破壞。在60年代，美國的DDT噴灑廣泛得驚人，農民認為是增產的訣竅，城市則把定期噴灑街道公園當作城管的一部分，遊泳池裡的人在DDT的霧雨下開懷大笑，把DDT當作人類的福音。隨著戰後美國全球地位的確立，新的全球普世價值不僅包括美國夢的好生活，而且包括科技至上的意識形態。科技被看作解決人類所有一切問題的唯一途徑，包括貧窮、飢餓、疾病和未來。
《寂靜的春天》對DDT危害性的揭露，實際上深切觸及了戰後全球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打破了現代以來最光輝的科技神話，觸動了科學話語的背後政治經濟的政治權力結構。大資本撐腰的化工企業企圖操縱公共和科學輿論來扼殺作者的聲音，她的勇敢回擊反而得到了人們的重視。所以它在短短十年譯成了幾十種語言，甚至在「文革"中的中國也有人知道這本書。
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英文版
同時，環境保護運動也於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興起。第三世界國家的環保運動多是反帝反殖民主義的一部分，比如反美修建軍事基地和反美修建大壩的運動，反戰特別是反美越南戰爭對橙劑（Agent Orange）的使用等等。環保運動的這些經典後來之所以會在聯合國的人類環境會議上被提出來，還有一個背景是60到70年代初的反戰運動。
我們知道二戰以後化工業和軍工業的淵源很深，除草劑最初就是化學武器研發計劃轉民用的結果。越戰開始後，因越南植被豐茂，遊擊隊藏身其中，而美軍為了清滅植被，減少傷亡，開啟了所謂的「彩虹計劃"，以色彩代表所研發的各種毒劑，稱枯葉劑或落葉劑，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橙劑。橙劑受害者全身潰爛血紅的照片流出，引起了國際社會極大的震驚和關注。
橙劑噴灑前後對比圖
國際社會對越戰和對使用橙劑的控訴，構成了六七十年代的環保運動的重要聲音。1972年聯合國舉辦了人類環境會議，譴責了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中國在1972年這樣一個關口第一次參加了人類環境會議，中國有相關的報導，《人民日報》上就有不少。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講道，環保運動在70年代後期的新一波發展與阿波羅號登月後，對地球認識的改變有關。從宇宙深處拍攝的「地球初升"和「藍色瑪瑙"等照片傳遞出新的地球理念，如科學家拉弗拉克（James Lovelock）所說，地球和其他類似星球如火星、金星不同，是活的星球。對生態和環境的保護意識開始生發為地球保護運動，如清潔水運動、地球日的確立、「地球第一」等反帝環保組織和環保口號的出現都是在70年代。「活的地球"的意識也繼承了從阿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及其《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又譯《沙鄉年鑑》）開始的物種保護運動，以及由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深度生態學》生發而來的對人在地球上的位置的哲學和理論思索。《深度生態學》的最大貢獻是把生態和環境保護擴展到人文、思想、價值觀的領域。這裡的生態學不僅是解決環境問題而已，而且是反思和重建內在的價值系統。《沙郡年記》因為有個比較生動的例子，下面多說兩句。
阿波羅拍攝的「地球初升」
《沙郡年記》是以方志體書寫的對美國中部地區環境和生物的保護工作。作者本人就是做自然保護和物種掌控工作的，據自己的經歷和倫理思考寫了這本書。有一次，他和他的同伴興衝衝地射殺當時被認為威脅到當地人生活的狼群，等趕到跟前時，一隻母狼奄奄一息，而它帶的四隻小狼已被打死，他無意中與母狼臨死前的眼睛對視，這個對視讓他非常震動。在《像山一樣想》（Think as the Mountain）這篇短文中，他寫出了這個感受：我們不知道狼在山的社群裡到底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如果把山當作一個主體，會對這件事情怎麼看？顯然，作者展示了人的道德和山的道德之間的巨大裂隙。他最有影響的理論是強調，一個地方的社群觀念不應該僅僅基於人類，而應該包含那個地方的生物，包括水、山、地和地上的所有生命。這個生態的社群概念，對後來的生態保護運動很有影響。
阿爾多·李奧帕德《沙郡年記》英文版
至於人文研究中的生態批評，指的是成熟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到這個世紀初出現於英美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生態批評關注於文學作品如何表現自然、汙染、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從這兩本書中可以窺見這時期歐美生態批評的面貌：格雷格·傑拉德（Greg Garrard）的《生態批評：新批評小術語》（Ecocriticism:the New Critical Idiom）和《生態批評讀本》（Ecocriticism Reader）。前一本是純文學的，後一本雜出眾手，涉及相應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實踐。我們來具體看看它們在處理什麼樣的內容。
《生態批評：新批評小術語》處理的是文學和哲學的問題。第一章「汙染"（Pollution）實際上把生態批評的源起追溯到《寂靜的春天》。接下來的一章敘述了生態思考和環保主義的不同側重和各種立場，並闡發了其哲學和理論層面的內涵，比如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與生態馬克思主義（Eco-Marxism)，還涵蓋了歐洲大陸哲學家像海德格爾的所謂的生態哲學。接下來的兩章是對生態文學批評的綜述，可以說概括了英美對18、19世紀自然母題的文學研究成果，這裡面談到了和現代以來的「自然」觀念相關的幾個文學和文化母題，如Pastoral，我看中文的對應詞是「田園牧歌」，是歐美18、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中的一個母題；Wilderness也是一個橫貫新舊大陸的文學母題，中文裡的「荒野"二字並不能完全代表它背後的文化內容，比如美國文學文化中對荒野和崇高的美、真、純的追求。它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絕對分野，而中文的「荒野"二字很可能並不是這個意思。不過這裡無法展開討論這個問題。下面的第五、六、七章涉及生態批評更晚的發展趨勢，包括如何在地球上居住、動物研究以及地球意識的變化。這本書雖然以歐美文學文化為主要內容，卻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
文學寫作從現代以來就和世界的文化思潮密不可分了。人文研究想要觸及生態問題，對那些以生態、草原、河流山川湖泊為書寫對象的文學當然是要重視和研究的，這些作品往往被稱為「生態書寫"，而這些作者往往在作品裡表達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以及做了歷史現實記錄。
詩歌比較容易舉例。我們都知道華茲華斯那種站在生態的角度批評工業社會的詩歌。比如這首《塵世誘惑甚多》批評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人類獲取自然的饋贈」「肆意揮霍大自然的能量」，忘記了「自然與人類之一體」，「竟然連心一起拋棄」。他的批判甚至表現為對整個時代的發展進步的否定：「我寧願是一個被陳腐教條餵養的異教徒」，直言「前現代」的「原住民」和大地萬物的關係在工業革命時代更有價值，「站在這片怡人的草地，一睹大自然的清姿麗影」的那種自由，正是拿工資的勞動者正在失去和被剝奪的。
威廉·華茲華斯
華茲華斯把自然當作自由的場所，用以對抗和批評工業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和人類的生產。生態書寫當然不限於這種田園牧歌式的批評。比如近年來，中文裡以生態和環境問題為對象的寫作數量也大幅度增長，有生態紀實文學，記錄發生的生態事件、生態衰落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或有歷史調查性的文學，即作家經過大量調查和採訪寫出的作品。
另外也有原生態文學。最近剛看到的《凍土筆記一一達森草原的前世今生》（刊於《中國作家》2019年第5期），「我在來世的路上/想起前世的歌謠」，以懷舊、以美的消逝展現生態遭受的破壞， 「風輕雲淡」，「畜群」踩著「夕陽」，有「血脈」和「流水」的是以前的已經消失的達森草原。生態詩歌很早就開始很活躍了，種類風格多樣，不僅有于堅那種詩意的詩歌，也有非常直白簡單紀實的詩體。這些直接以生態、海洋、山川湖泊、草原、動物為對象的作品，不論是日記，還是散文或小說、紀實作品，都可以說是廣義的生態書寫。
但是人文研究對生態危機的介入不n僅限於研究廣義上的生態寫作而已。實際上今天文學中的生態意識已經超出了「生態書寫"的範圍，涉及了社會、歷史、人心、倫理、文明中的內涵。比如有意識地從生態角度觸及現實、歷史和人文價值的小說，例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風》，賈平凹的多篇小說等，並不是典型的生態小說，而是關涉到歷史變革和人文價值變化的故事。實際上，大多數作品中都不是以生態或自然為對象的，但都反映了這樣那樣對生命和物質世界的價值考量，或者說反映了價值觀與生命及物質世界的脫節。
你可以說幾乎所有種類的小說和電影都包含某種生態意識形態，即對生態和地球以及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看法一一小說《神木》、《白鹿原》，電影《三峽好人》，都包含這個意義上的生態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寫到了煤礦、白鹿和三峽，而且因為它反映了對地球和生命價值的思考。
左：陳忠實《白鹿原》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右：劉慶邦《神木》，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
格非的小說中一直出現的無用、廢、荒原的母題，並非典型生態書寫的對象，但卻涉及對生命的價值以及生命和物質世界關係之價值的反思。這是否可以是一種「沒有自然的生態思考」？
「沒有自然的生態思考」一語，我借用的是提摩西·莫頓一本批評生態批評的著作的標題：Ecocriticism Without Nature，他指出生態批評必須突破現代以來的認識模式，即人與自然二項對立的認知和表達模式。如果生態批評不能突破這個認知模式，不過是在重複現代以來生態意識上的最大誤區而已。人文研究者需要面對的研究任務實際上是挑戰人文研究自身的許多前提和設定，包括對要表現的「自然」 「生態」和物質世界本身的設定。
再擴大一點說，人文研究還必須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去研究那些非生態寫作、非生態文化，這些在文學和文化史上佔據主要篇幅。人文學者需要研究這些非生態文學如何想像和表現生態、人、宇宙萬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像和表現形式。
比如前一段得到不少好評的《流浪地球》，展示了地球和人、科技之間什麼樣的關係，如何追溯其意識形態的文化史？又比如，流行文化如小說和連續劇一般賦予動物和植物的什麼樣的價值，我估計它們大都具有被吃被採摘的價值，而這種毫不掩飾的攫取和暴力被當成美和歡娛來表現，這背後有怎樣的意識形態來源、道德和歷史變化？這就是人文研究需要處理的問題。
《流浪地球》電影海報
另外，現代以來的很多重大理論問題，比如資本、勞動力、價值、傳統、迷信、進化等概念，都有待從生態危機的角度進行再解讀、再闡發。近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已經闡明，所謂資本主義和政治經濟的各種命題本身就是生態命題，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生產本身就是一種生態或反生態的生產。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離開生態角度的政治經濟學、資本、勞動和價值。對於人文學來說，現代以來的人文主義、語詞、道德和想像力本身都具有生態內涵，甚至「自然」乃至人文主義這類關鍵詞本身，都已經是對生態與人類政治經濟關係的特定的文化生產。因此，也不可能有離開生態而展開的人文主義和文學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三講再繼續展開。
《寂靜的春天》出版近60年後的今天，人文研究來到了一個新的全球生態現實，其範圍和緊迫性都大大超出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局部性的汙染、生態戰爭以及地域性的生態保護計劃。
核武器、生化汙染、瀕危物種、軍事基地和大壩等等，是從上世紀就開始得到重視的環境問題，而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消失、熱帶雨林的大幅度焚燒、海洋生物的滅絕、南北極冰蓋冰層融化、島嶼下沉和海平面上升，還有其他等等，成為今天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表現。這些新的現象對人文學者意味著什麼？人文學者如何、能否了解和應對這一系列新的生態危機？理解和感受這個超越個人和國別經歷的生態危機，一度成為很大的問題。
現代以來，儘管自然界可以豐富多彩，卻是非政治非道德的。我們對地球和所謂「自然」的政治倫理想像基本上是對財富和資源的想像，而自然財富和資源是以國家劃分的。我們眼中的海洋是領海，領海之外是公海。海洋作為各種魚類無國界的家園這樣的想像往往被非政治化，隸屬或臣服於討論領海權的話語。同樣，我們眼中的陸地和森林是領土的一部分。你可以稱亞馬遜熱帶雨林是地球的綠肺，但那些地處巴西的跨國集團則會把巴西境內的亞馬遜雨林看作那個國家的經濟資源。其他許多對地球至關重要的生態系統，如沿海的珊瑚礁、野生物種、南北極的冰蓋，都要麼被看成國家的財富，要麼看成與己無關的荒野之物。
除了把地球當資源之外，現代以來的認知習慣也決定了我們無法想像氣候變遷這種看不見摸不著、變化不定的現象的「現實性」。我們不能相信像地球這樣固定的、無生命的物質世界會因區區人類的行為而脆弱地崩潰。這方面曾經有許多討論和書籍，大家可以自己留意。
但實際上，人文研究者們是可以了解這一系列新的全球生態危機的。這裡，我認為科學家們對九大地球體系安全邊界的描述，可以幫助人文學者快速掌握全球生態危機的情況。
十餘年前，科學家意識到全球生態危機發生在生態的各個層面，為了獲得整體的理解，來自不同領域的科學家設立了對九大地球體系的研究，試圖通過對不同地球體系狀況的考察，來闡明目前地球生態危機的程度。他們自稱為地球系統工作小組（Earth system Working Group）。這九大地球體系包括大氣系統（即氣候變遷）、生物系統（即生物多樣性）、生化循環系統、海洋系統（特別是海洋酸化程度）、陸地系統（包括土地的使用和森林覆蓋）、淡水系統、臭氧層、新物質的使用、大氣氣溶負荷等。科學家們力圖為每個地球體系設立全球安全指數的邊界（planetary boundary），標誌什麼才是人類可以活動的安全的範圍，並示諸公眾。以洛克斯多姆（Johan Rockstrom）和斯特芬(W.Stefan)為首的27位不同領域的科學家聯合研究，經過測量和核算規定了九大代指地球的邊界，發表了題為「人類活動的安全地帶"（A safe Place for Human Operation）和「地球系統的臨界"（Planetary Boundaries）等一系列文章。Boundary是什麼？比如你在一個懸崖上站著，再往前一步就是萬丈深淵，那這斷崖就是boundary 或邊界，站在邊界這邊還算安全，跨過邊界就是深淵，就會極為危險。
在科學家那裡，這個邊界是以一系列數值為代表的，每幾年就會更新一次。他們第一篇文章發表於2009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斯德哥爾摩地球復生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2015年由其中19位科學家又聯合更新了這一研究，提供生物多樣性、海洋酸化等等的最新數據，考察其與正常範圍間的關係。他們把數據製成圖像，然後用比較清晰簡單的語言來表述地球生態的緊迫性。
地球體系臨界圖 | 圖像來源：Will Steffan et al., 「Planetary Boundair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13 Feb 2015）VOL．347，Issue 6223，1259855，DOI: 10.1126/ science. 1259855
只要耐心閱讀一下這幅圖像和簡單的描述就可以了解目前地球發生了哪些生態危機。2009年和2015年的兩個圖基本一致，都是用顏色、文字和符號來表示區別。綠色表示安全範圍，在臨界值之內。黃色警示這個系統已經進入不安全地帶（the zone of uncertainty）。紅色則警示這個系統已經在極度危險狀態，超過邊界。問號表示科學家尚未在該領域建立一個測量的標準。在九大體系中，有三個體系的邊界尚未奠定，比如大氣氣溶負荷的濃度到底是多少，地球原來沒有的新物質到底出現了多少，功能性的生物多樣性是否可行，都屬於未知。而已知邊界的這六大系統中，已經有4個系統不再安全。其中2個已經遭到不可挽回難以恢復的破壞，另外2個地球系統則處於日益增大的危險中。這4個地球系統是：氣候變遷系統（climate change）、生物多樣性系統(biodiversity)、生化循環即磷氮循環系統(biochenucal flow）以及陸地系統的變更（land-system change），特別是原始森林和熱帶雨林的消失。
我們需要了解這失去安全性和遭到不可挽回破壞的四個系統的具體狀態。
先來看氣候變遷系統。它已超過安全的範圍顯示為黃色警示，它之所以未標為紅色，是因為我們離氣候系統最不可收拾的崩壞還有0.5攝氏度的距離。氣候變遷是上世紀1978年由美國NASA航天宇航局的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提出，第一篇文章發表在1980年。經過了二三十年很艱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真偽大戰後，世界公眾輿論才終於承認，如果現在的溫度比工業革命前高出1.5攝氏度以上，對全球的生態系統就是致命危險，將會是一樁「滅絕水準的事件」（an extinct-level event）。這是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通過研究得出的結論。
IPCC是由全世界195個聯合國成員國的政府選送的幾千名科學家聚集的氣候變遷研究組織。他們在世紀初的報告就指出，若不採取行動，那麼到本世紀末地球溫度會比工業革命之前上升6度，那樣的話，所有物種都會滅絕。也許我們很多人會誤以為只有升溫到了6度才是生物滅絕的來臨，而那是遠在2099年的事，還早著呢，「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但他們早已經指出，在升到3、4度時， 25％、75％以上的物種都會消失，而剩下的物種則不可能離開已滅絕的物種而存活。
實際上，這幅圖景真正告訴我們的不是在6度或3、4度的終結圖景，而是生物滅絕的趨勢從可逆轉變成不可逆轉的時機。IPCC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個從可逆到不可逆的轉變時機在升溫1到2度之間就出現了。地球比工業革命前升溫1.5度就已經是可逆與不可逆間的界限，超過這個就意味著失控，做什麼努力都會為時已晚。我們現在的溫度已經比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高出了1度，所以我們只剩下半度的空間。
從歷史上看，北冰洋包含世界上最古老、最厚的冰層。但是在過去的35年中，研究人員說它的質量損失了95％ | 圖片來源：METRO
為什麼這半度的溫差之間，世界會天翻地覆？每種生態危機都有其臨界點，所謂的臨界點指的是什麼？比如我們將一支筆立於桌上，推一推它，它搖晃搖晃，還會站起來，回到它原來的位置。但是當它傾斜過了某個點，它就不能再搖擺回來，會不可逆地倒下去。這個點就是臨界點，它比終結點更重要。
詹姆斯·漢森，第一個發現全球暖化的科學家就指出，北極的冰蓋就來到了它的臨界點。北極的冰蓋又大又厚，每年夏天它會縮小，到了冬天它又會增大。但現在到了冬天它非但不會恢復原來的大小，而且繼續加速縮小，到夏天幾近無冰的程度。無冰不是終結，北極的冰本來是反射陽光的，但無冰的北極的深色海水會吸收大量陽光的熱能，從而在無冰之後的北極開啟的是加熱模式。所以科學家們把臨界點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
另外，一個地區性系統的破壞會在全球有多米諾骨牌的效應。戈爾在《難以忽視的真相》這部第一次將全球暖化公之於眾的紀錄片中講得很清楚。一個小小的例子，表面上看起來它只是熱了一點，但可能造成某種植物花期提前，而靠這種植物的花蕊來生存的幼鳥在出生的時候錯過花期，從而絕種。北極格陵蘭冰蓋化了，不僅海平面上升，海流溫度也失常，影響到海洋生物的命運；喜馬拉雅的冰層融化之後，數條文明發源河水會先澇後旱，面積之大前所未有，影響到數個國家成千上萬人的生存。
現在再來看看那幅圖（註：地球體系臨界圖）中其他三個亮起紅黃警示的地球系統的情況。從那張圖上「氣候變遷」的地方順時針看，我們看到下一個標有紅色警示的系統是生化循環即磷氮循環系統。這個警示的意思是說，地球已經失去了它本身的生化循環，人為製造的磷和氮不僅取代了地球本身的磷氮，而且帶來了這種循環的極度過量和失衡。
這主要是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大量使用化肥的結果。氮肥是通過從空氣中固化而生產的，但人類從空氣中提取的氮肥已經超出了地球所有地域本身含氮量的總和。而這些人為製造的氮的一大部分並沒有被植物所吸收，而是以各種途徑放射到空氣中，或殘存在土壤裡。雨水把放射到空氣中的過剩氮肥衝到河流、水道、其他非農田地區和海洋。同樣，磷肥也是過量施用的，只有一小部分磷肥為作物吸收，大部分磷肥最終會進人地球的水系和海洋。
由於它們數量巨大得超過了地球本身的生化含量，當過剩氮肥被衝人河流湖泊時會帶來所謂的富氧化效果，流人海洋則導致海洋的化學紊亂。比如，它們可以導致某種對氮肥敏感的湖草急劇增加，吸收了那裡所有的養分和氧氣，導致其他物種如魚類難以成活，成為湖中唯一的物種。磷和氮在海洋中的大量積累則是海洋生物的滅頂之災，將海洋生態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4]
實際上，地球生化循環系統的危機性後果已經出現，比如墨西哥灣出現巨大「死區」即無氧區，不少海洋物種數量因此而急劇減少。至於人類用化肥催熟的食品是什麼情況，這裡不用多講，但和水源的汙染、對其他物種的傷害和最重要的海洋生態危機相比，那大概是最無足輕重的一環。
沿著這幅圖（註：地球體系臨界圖）的順時針方向繼續看下去，下一個帶有黃色警示的是陸地系統用途的變化。這主要是地球原初的植被系統即森林、草地、溼地等等被人類所佔而有所改變，又大量用於農業等活動的情況。
我們知道原始森林和熱帶雨林在過去幾十年裡遭到嚴重破壞。2016年有關研究證實亞馬遜熱帶雨林有20％已經消失[5]，而到今夏，亞馬遜焚燒的速度和強度都前所未有地驚人，科學家們估測被焚毀的熱帶雨林已達25％—40％。而一旦達到40％，就達到了亞馬遜熱帶雨林無可挽回的臨界點。
我們知道焚燒亞馬遜是人為引起的。熱帶雨林和森林不一樣，盤根錯節，難以砍伐，所以那些大公司最常用最經濟的毀林手段是焚燒。從一月到夏天，巴西一國的雨林焚燒次數已經達到七萬多次。一旦到了一定面積，而且在乾熱的情況下，焚燒的局面很難控制。世界上第三大原始森林在印度尼西亞，它幾年前僅剩原始面積的2％，98％都已經燒光了。熱帶雨林消失最壞的後果是生物多樣性的消失。熱帶雨林是生物種類最集中的地方，有很多物種在其他地方無法生存。印尼熱帶雨林破壞的結果之一就是一種只能在那片雨林生存的紅猿慘遭滅絕。當然，另一個最壞結果就是地球進一步失去了能夠緩解氣候危機的餘地。森林和熱帶雨林被稱為地球的肺不是沒有原因的，它們吸進空氣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將其轉化為氧氣。而熱帶雨林的消失會使整個地球進人某種失氧狀態，同時使得氣候變遷更加難以迴轉。
圖上（註：地球體系臨界圖）的最後一個紅色警示標誌了生物多樣性已經全然陷入危機。生物學家從上世紀開始就警告生物物種的不正常消亡，它們消失的速度是自然消亡速度的100到1000倍。每天有267種物種從這個地球上消亡，包括各種動物和植物。
2001年，聯合國組辦了世紀生態體系評估項目（Millenm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年的報告表明，人類在過去50年對生態和生物系統的破壞達到了歷史最高，帶來了生態系統眾多不可逆的變化。眾多物種消亡是人類行為的直接結果，比如人類直接的捕殺造成了海洋生物數量和物種的急劇減少，還有其他人為帶來的災難如焚燒熱帶雨林也造成無數物種的消亡。戈爾在《難以忽視的真相》中所舉的幼鳥滅絕和海洋生物的例子都是氣候變遷帶來的物種消亡，而氣候變遷是現代經濟和人類生活方式的結果。很明顯，人類群體為了自身食物、空間、自然資源所做的一切造成了其他物種棲居地的喪失以及合適的生存環境包括水源和溫度的喪失。
目前我們剛剛在開始修復某些物種的棲居地，進行物種保護，但最可笑最有反諷意味的是，到目前為止，人類知道名字的物種只佔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約有十分之一。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消失的物種和地球的過去未來有什麼關係，它們在哪，生活習性怎麼樣，為什麼消失，什麼時候消失，我們對它們究竟有多麼依賴。
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提出了許多和人文學科關係密切的問題。很多人在提到生態危機時都會覺得個人什麼都不能做、更不必做，科學技術會解決一切問題。綠色科技可以讓我們既延續現在的好生活，又保護生物和動物。但生物多樣性的紅色警示恰巧證明了這種「科技救地球」意識形態的局限性。它無視了一個卡森已經批評過的理念，即把自然或地球生態系統當作可以分析掌控的死的對象，而無視它本身活的、不可預測的，因此也是不可控制的力量。
現代科學之父牛頓就把物質世界看作是上帝創造的一個巨大時鐘，上帝催動了這座時鐘的發條，使它進入永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發現這座時鐘運行的規律，發現了解了這個規律，就了解了上帝的工作，這裡的一切都是可控的。這一牛頓式的可控科學觀和「科技可以救地球」的觀念十分相像。
但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不是這樣看的，中國古老智慧也並不是這樣理解宇宙萬物的。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的說法，「道」活在萬事萬物之中，其變化的幽深玄妙可以參悟，卻不可全數模擬控制。一旦「道可道」即可模擬可控制了，也就背離「道」了。當然，環境友好的科學技術是必需的，比如保護動物、育種、創建保留地棲居地延續了瀕危的大熊貓物種，但科學技術對救地球而言遠遠不夠。
實際上對於物種多樣性的消失而言，科學技術能做的不僅少，且趕不及。對那些迄今完全不知名字和習性卻正在消失的物種，第一需要做的恐怕不是建立更多的科學實驗室，而是整個人類群體和個體立即採取環境友好的行動，哪怕只從不用塑料製品開始。
總體來看，地球系統臨界圖和上世紀提出的環境問題相比，已經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現實，而且這種生態危機的提出方式以及和文學的關係與上世紀的情況也非常不同。
從現實角度看，核武器、生化汙染、瀕危物種和大壩等等從上世紀就開始的環境問題還在延續，而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土地系統使用變化乃至生化系統失衡這些新的危機則出現在前所未有的巨大範圍，涉及整個生物圈，超越一切國別。比如氣候變遷，雖然是任何特定國家的現象，卻被各個國家所共有，各個地方都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儘管受到影響的方式因地域而不同。在很多層面上，它要求我們徹底打破現代以來的思維和認知方式，從地球角度重新想像國家和地域的政治、道德、正義、資本等重大問題。實際上，這樣大規模的生態問題對整個人類各個地域、文化、族群和階級的世界觀、正義觀、公平觀、價值觀、政治正確觀和不正確觀都是巨大挑戰，呼喚著對人文理解力、想像力、感受能力的根本改變。
從生態危機和人文學科的關係的角度看，文學或人文學科在當前的生態現實面前實際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上世紀的DDT的危害是率先由卡森的文學寫作來揭示的，文學或生態寫作是反抗環境汙染運動的始作俑者。而在今天的生態危機中，文學乃至整個人文領域卻遲遲沒有發聲，這本身成為人文研究自己反思的問題。
實際上，大家發現90年代的生態文學批評所建立的批評對象，如19世紀的浪漫派詩歌等主題無法直接觸及今天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今天的生態危機需要更多的人文學科從更廣泛的角度用更切中要害的方法來介入。於是在90年代以來的生態文學批評傳統之外，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涉及生態問題的研究和實踐，如環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研究、生態電影批評、環境史研究，以及從林業、地理學、人類學領域出現的生態研究和生態批評。氣候變遷、生化循環失衡、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陸地使用體系的改變這樣的全球性生態現實，要求文學和文化研究超越自身的限定。
人文研究如何觸及生態危機這個問題之所以被提出，因為兩個現代以來的認識論問題，它們不僅一直以來導致了環境危機的出現，而且還阻礙了對當代環境危機的認識：一是真實可信性和可思議性，一是現代以來的普遍認識論，建立在人和自然的絕對分野上。這兩者都是人或人文主義自身的矛盾。
人文學科如何觸及生態危機的主題？問題的提出來自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osh）[6],他2016年出版了《大誤差：氣候危機與不可思議性》（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risis and the Unthinkable），引起學界很大反響。[7]（註：Derangement一詞有錯位的意思。）
阿米塔夫·高希《大誤差：氣候危機與不可思議性》英文版
高希指出，像氣候變遷這麼不容置疑、頭等重要的事情，在現代之初就已經存在，在過去40年裡進入公共話語，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進入了危急狀況，但在全球的文學書寫領域卻很少見到回應。氣候變遷一直是以科學報告、專題紀錄片的形式進入公共領域的。而在文學和講故事的領域，這個嚴肅的主題常常淪為那些災難片、當代末日故事的素材，仿佛與正常的人類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不相干，氣候變遷中沒有人的故事，被看成無關緊要、飯後茶餘、可有可無的話題。高希用「大誤差"這個詞來形容說，後代人在回看我們這個時代時，會發現這個時代的文學是滿紙謊言的，因為文學和全世界最急迫的現實之間不僅有巨大落差，文學甚至掩蓋了氣候變遷的真相。他認為這從道義上到常識上都是很奇怪的事。
高希指出，文學和最緊迫現實之間的巨大誤差恰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在文學、文化和意識上的深刻問題。我插一句，直到三四年前，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最有介入意識的討論，往往都不涉及氣候變遷。即使那些十分關注社會現實的人，往往都會覺得氣候變遷和經濟平等、國際政治、勞工問題、反資本主義乃至人工智慧的前景相比，不過是無關緊要的小事，而且氣候變遷和國際政治反資本主義論題之外的論題，和資本主義沒有關係。在高希看來，這說明我們整個思考重大人類問題的方式、知識和批評話語中，環境和地球一直是缺席的、沒有重大性的。
為什麼？這就是高希提出的問題。顯然，氣候變遷在小說中的缺席實際上並不說明氣候變遷的難以理解，高希的反思集中在另一個角度，那就是資本主義和全球霸權下所形成的特定的認知體制如何遮蔽了我們的認知習慣，如何使得氣候變遷和地球的變化無法進入小說的文學想像和寫作方式。他認為正是這種認知體制的思維模式使氣候變遷的真相仿佛不可思議，不可信，只能歸類在災難片和其他怪力亂神的題材裡。這種認識體制是什麼？在高希看來，那就是布魯諾·拉圖爾所說的一系列在「現代"才確立的二項分立範疇，比如人與自然的分立，或文化與自然的二項對立，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科學與神話及宗教的對立，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等等，當然，在非西方的語境裡，我們還面臨著所謂「現實"究竟屬於前現代和現代的分立。拉圖爾在《我們從未現代過》這本書裡指出了這一「現代」認知體制的虛假性，因為這一系列二項對立的出現已經是文化和現代政治經濟的產物，不代表真實。這裡插一句，這一系列的二項對立，特別是把自然和物質世界劃出人類政治經濟生活之外的認知體制，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認知體制、認知前提。
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英文版
可以具體到Novel這個概念。Novel對應的漢譯是「長篇小說"。Novel出現的認識論前提是某種歐美中產階級正常化、規律化的視角，以能看見的東西作為人類經驗的現實邊界。郭沫若「五四"時期創作的「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這類詩句在浪漫詩歌裡是有意義的，但在巴爾扎克、狄更斯或茅盾小說裡就會是無意義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敘事遵循了人與自然的分立模式，社會場景或個人一生的經歷只有在人與自然之間的絕緣分野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簡單些說，根據這個分野，人具有理性、語言、創造力、道德和感情，因而是各種人文價值和意義的所在，而 「自然界」也就是物質世界是沒有感覺、道德、倫理價值和行動者的，它沒有意義，只有資源的價值。而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和道德的東西怎麼能夠進入敘事呢？人與自然的分野，不僅成為資本主義剝削全球自然資源的第一步，也是中產階級對什麼有意義什麼沒意義的「現實」定義。
高希引了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論述，小說是「個人（主人公）的道德歷險」。這論述背後摻雜了自由主義的人的觀念，即個人是想像、體驗、道德和意義生產的唯一主體。比如，儘管人也是動物，但小說主人公一定不可能同時是人和動物，他身上的人性和動物性多半是對立的，因為動物在十八九世紀後特別是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後，已經代表了道德虛無和野蠻，不具備「道德歷險」的資格。結果很多現代小說主人公同時也是動物的時候，多半是靠神話寓言或是現代派小說的寫法，而不是以現實為場景的寫法。19世紀歐美有很多人與動物對立的小說，如赫爾曼·麥爾維爾的《莫比·迪克》（Moby Dick，又譯《白鯨》）等。這種想法背後是現代以來自由主義對什麼是人、什麼是人的道德的理解。
略加闡發可以說，即使有同時是人又是動物的主人公，他或她的故事在現代小說中往往都發生在某種代表過去或前現代的場景裡，不屬於我們眼前的現實。你可以說不對啊，卡夫卡的《變形記》不就是人變成甲殼蟲嗎？但卡夫卡雖說顛覆了現實觀念，講述了人的「異化"故事，但故事挑戰的前提卻是人蟲變形的不可信甚至不道德，恰巧說明「可信性」是多麼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人不是蟲」這種價值觀上。如果將卡夫卡換了莊子，講成莊生夢蝶式的故事，則《變形記》也就不會有那麼大的道德震撼力。
現實主義的小說講究眼前的現實和可見的時空，這樣一個現實中的故事才是可信的，其道德的深度和人的定義於是也才可信。而沒有這種客觀逼真做標準，故事就失去現實感和可信性。而氣候變遷和其他「外在」的物質世界的現象，因為沒有道德感，只能要麼是不可理喻的對象，表現為崇高、威懾力或文明的對立面，要麼是為人所用、取之不盡的資源，並在這些意義上再生著現代以來人與自然之間絕緣分立的認知體制。也正因此，除非以不可理喻的災難片、末日片等方式，氣候變遷難以進入今天關乎現實的敘事。
引申高希的和印度後殖民主義批評家們的看法，如果我們想反對和打破這種西方中產階級的現代現實觀，那麼首先要進行後殖民主義、對帝國和資本的批判，追溯中產階級規律化的真實觀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高希看到的是現代二項對立非常徹底地覆蓋了現代想像和現代小說，所有的非現代的價值和認知方式都留在了歷史裡，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仍然深刻受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認知方式的桎梏，仍然無法跳出它那種關於真實、道德和可信度的想像。
人文學科在生態危機問題上的另一重要討論中心是人類歷史和地球歷史的關係，由「人類世」這個概念的出現而引起。「人類世」概念帶出的核心問題與高希的問題有類似之處。它涉及更廣泛的人文特別是歷史的層面提出的問題，引起了許多討論。其最重要的核心與高希提出的問題有相近之處，那就是如何打破人與自然的對立，如何把地球的歷史引入人類的歷史書寫，同時考量人文在這個雙重歷史上的矛盾位置。
「人類世」概念的重要特點從字面就很清楚，那就是這個概念以人類來命名了地球的新地質時期，或不如說，以「人類」命名了上一個地球地質時期的終結。人類所終結的時期是全新紀（Holocene），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地球逐漸走出了冰川期變得溫暖，變得適合萬物生長，出現各種各樣的植物、動物，人類也開始學會農耕，大地開始生長農作物。這是一個很長的地球時期，而且本該再延續十萬年。但卻在最近幾十年前因為人類的活動而提早結束了，因為這個意外的結束，我們現在進入了人類世。
之所以稱為人類世，是因為人類已經成為這一意外到來的新時期最有主導能力的地球地質力量。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地球已進入了人類世，不過對於這個時期的起始點有不同說法。有人認為是從工業革命開始，也有人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the great acceleration）。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類世與穩定溫暖的全新紀相比可謂是危機四伏，它過高的溫度會帶來物種大量消亡，它充滿不確定性更是帶給地球太多的動蕩和災難，一句話，它使得地球不再是一個像全新紀那樣適合萬物生存的地球，很多人認為地球將會面臨第六次大的滅絕。所以，「人類世」這個地質時期絕不值得樂觀。
對搞歷史和搞文化史的人來說，「人類世"的時間段正好對應著現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乃至全球化的時代，所以人類世的概念剛一提出就引發了很多爭論。比如「人類世」批評者們和生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就曾經有過討論。對「人類世"概念的闡述主要以收錄一批人文學者論述的《人類世和全球環境危機：在新時代反思現代性》（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Clive Hamilton，Francois Gemenne、Chnstophe Bonneuil eds.Routledge, 2015）一書為代表。
作者們試圖從人類變成地球地質力量的科學陳述出發，打破那些虛假但仍然桎梏著當今經濟生活實踐的現代二項分立，主要是人與自然對立，以及人類史和地球史的在想像中的分離。人類世的理論研究者認為，人類世對人文研究的挑戰首先是破除那種只把人類事物當作唯一有意義的研究對象的傳統。不論是政治命題還是審美命題，它們都不再僅僅關涉到人類社會和歷史，而且關乎地球的歷史。人類世要求社會文化研究的對象不僅關乎人類，同時也關乎非人類，關乎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作者漢密爾頓（Hamilton）甚至提出，我們應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文研究者，同時也是地球地質學家才行。只有在人類史和地球史的交互關係中，才能完成人類世所要求的人文研究任務。
有些人類世批評家希望通過「人」的概念訴諸理性，以達成對人類群體行動上的變化。比如最早的提出者克魯岑和其他幾位科學家就認為，既然人類開始意識到了生態危機，就會作出理性的抉擇，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扭轉生態危機。另一些人類世批判者則指出理性並不是人們行動的原因，實際上現代以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很多都是明知故犯的。人到底是自由主義的、啟蒙主義意義上的理性的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約束自己加以改正，還是一個因外界的、無名的願望而行動的主體？這都逼向了什麼是人的問題。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敏感地指出了某些人類世論述中那些有關人和理性的自由主義內涵，並從資本的角度論述當前全球生態危機的歷史來源。他們提出，「資本世」也許比人類世更切中這個新地球地質時期的性質。地球走到生態危機這一步，並不是由於「人類」濫用和破壞了自然，實際上在西方人文語境中，「人類」概念的出現是歷史的產物，是人和非人（動物）的二項對立作為前提的。「人類」已經是一個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不能不加歷史分析就當成事實來使用。他們認為新地球地質時代的來臨並不是由於「人類」剝削和破壞了地球，而是由於資本和資本的操縱者濫用剝削了自然和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類勞動，導致包括人在內的地球生態出現了重大危機。傑森·摩爾(Jason.W.Moore) 2015年的著作《生命網絡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新穎的討論，這裡不再展開。生態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概念背後的歷史文化分析很切中要害。
那麼如何擯棄啟蒙以來那些被認為是「人」獨有的理性和價值的光環，超越人與自然的現代分立，來討論「人類世」或「資本世」提出的問題？文化研究者面臨的特別挑戰是，如何把人類各群體的歷史和地球的歷史放在一起來研究，或者說如何探討人類歷史與地球歷史的關係，再進一步說就是如何探討人類群與地球歷史間的互相纏繞之關係的歷史。「人類和地球之間的關係史」聽起來是很大的字眼，但實際上是有具體內容的。
歷史理論家 D ·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闡發「人類世」概念時指出，在這個新地球地質時期中，我們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已經不能僅以人類群體內部的政治、正義和平等的標準來作為唯一的參照系。在查卡拉巴提看來，在這個新的地球時代，政治、價值和道德的考量必須加上非人類族群的、生物圈的參照系。也就是說，非人類族群和生物圈必須作為主體出現在我們對政治、公平和道德的價值考量裡。
他舉例說，比如那些認為窮人應大力追求發展，追求先進國家好生活的想法，看起來是平等的，是天經地義的公正。但是實際上，卻是富人的好生活方式導致了地球物種和地球未來的危機，而窮人的生活方式在幫助和維持著地球的生態系統。所以相比之下，窮人的生活方式更具有生態公正性和道德價值。
所以說，只將平等的標準建立在富裕國家和富人的好生活基準上，與生態道德和生態正義恰好是相悖的。必須在生態和物種間的參照繫上，重新確立關於公正、道德、平等等一系列人文價值。而這實際上是新地球地質時代要求人文研究者要做的功課。
那麼人文研究和生態是什麼關係呢？上面談到的兩個討論，即關於小說和突破現代認知體制的討論，以及「人類世」和「資本世」的討論，實際上概括了文學批評和文化史、思想價值觀念等數個領域。這兩個討論共同明確了一點，那就是觸及生態危機的人文研究不僅是研究文學藝術中的「自然」「風景」而已，也不是把生態寫作當作一種文體或特殊的書寫方式。
實際上，觸及生態危機意味著觸及人文研究本身和生態問題的關係。現代以來的人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過資本、帝國及文化霸權相關聯的認知方式的囿限，或受到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的影響，有意無意地「掩蓋"生態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研究實際上參與了對生態危機的生產。同時，在生態危機的現實面前，人文學科領域中廣泛出現了對導致生態危機出現的各種認知模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進行了批評性的反省。傑森·摩爾已經明確了一點，即政治經濟活動本身就是生態活動，因此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生態批評。同樣，我們可以說，人文活動本身就是生態意識生產或反生態意識生產，因此人文研究本身就是對於生態（或反生態）文化的研究。
總之，要想從人文角度去研究生態問題，人文研究學科本身首先面臨一系列自身的反思。對於文學研究者而言，如何觸及生態危機首先意味著克服思維方式上的意識形態機制。比如，人與自然的對立，這種現代意識形態的認知習慣長期以來左右了我們對主體客體、真實和現實的認識方式，以及我們對有價值無價值、有道德無道德的基本判斷。而也正是這樣一系列認知主導整個現代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的結果，導致了今天生態危機的出現。
很顯然，如果我們仍然把生態問題當作發生在自然界和外在物質世界的現象，只需要外在手段來解決問題，那麼人文研究就永遠無法觸及生態危機。當人文研究不再繼續生產這類認知方式以及連帶的美學理論、真實觀、寫作方式和文學批評範疇，開始反思這些認知方式，掙脫它的桎梏，就是人文研究者從自己的領域「解決」生態危機的開始。生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人文的問題。
[1]根據2019年夏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陳雪虎教授主持的「生態人文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系列講座第一講整理。藉此機會感謝陳雪虎教授的邀請，張千可同學的協助，並感謝顏婧同學的錄音和筆錄。
[2]孟悅，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
[3]與課同學提供了相關信息補充，提出大家可以參考中國環境報社（中國生態環境部直屬新聞單位）下屬的中國環境網。該網站設置有藝文志頻道。該媒體同時負責組織作家寫作反映生態汙染、生態治理、生態治理者、治理成果的作品。中國生態環境部也附屬有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也關注環境方面的文教。
[4] 這裡可參見作者單位之一斯德哥爾摩地球復生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官網解釋。https://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planetary-boundaries/planetary-boundanes/about-theresearch/the-nine-planetary-boundaries.html.
[5] 這裡可參見Carlos A. Nobre等在。「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上發表的廣為引述的論文，"Land-use and climate change risks the Amazon and the need of a nov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PNAS September 27，2016，113（39），P.0759—10768。科學家們測得亞馬遜已有20％熱帶雨林消失，這消失的20%中，有15％開始修復。
[6] 他著有《理性環》（The Circle of Reason）、《陰影線》（The Shadow Lines）、《加爾各答染色體》（The Calcutta Chromosome）、《玻璃宮殿》（The Glass Palace）、《飢潮》（The Hungry Tide）等，代表作為描寫鴉片戰爭的「朱鷺號"三部曲：《罌粟海》（Sea of Poppies）、《煙河》（River of Smoke）、《烈火洪流》（Flood of Fire），其中《罌粟海》與《煙河》分別於2012、2016年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他曾獲印度國內的挲訶德耶學院獎、法國的美第奇文學獎、英國的阿瑟·克拉克科幻獎，被印度總統授予印度最高榮譽獎。
[7] 《新京報》譯名為《大紊亂氣候變遷與不可思議》，但根據書的內容，derangement主要指文學與現實的錯位落差，故書名宜譯為「大誤差"。本書尚未引進國內。
理論上的唯物主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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