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下午，「比較文學與人文學」主題對談會在北大人文學苑舉行。這次開放式對談是在張隆溪教授四場文學批評經典導讀課的基礎上進行的。
張隆溪是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目前唯一的華裔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教育部長江講座教授，現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及翻譯講座教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學術顧問。
張隆溪教授在引言中說，西方學界最近十多年在西方和美國談到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死亡，但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印度、南美洲、日本等國家則越來越壯大。比較文學作為傳統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學科在現在確實有很多挑戰。他認為世界文學的出現將超越以西方為中心的範疇，雖然這不意味著西方文學不重要了，但是世界文學將涵蓋更大的範疇，也提供了新的機遇。
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認為比較文學與宗教學在本質上相似。語言學家繆勒曾說「只知其一，一無所知（He who only knows one，knows none）」，他將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論引入宗教學研究，強調宗教學研究從根本上也是一種比較研究。楊慧林認為比較文學具有一種工具性的啟發意義，能夠輻射到整個人文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梁展研究員繼續談論比較文學的死亡的問題。他認為不僅是比較文學，甚至是文學也面臨著「死亡」。當我們思考如何應對比較文學的危機時，不妨借鑑兄弟學科的發展情況，例如比較政治學、比較經濟學等。他認為可以通過「雙向追問」來應對歐洲中心主義。
車槿山教授追溯了比較文學的歷史。他談到對比較文學發源地法國來說，比較文學之死或許是合理的。在法國的影響研究框架下，比較文學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被定義在文學史研究之下。到了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平行研究把兩個沒有史實關係的現象進行研究，使得自然關係轉變為了文化關係，追求發問的有效性而不是真理性，正是這種平行研究的發展將對其他學科產生了重要影響。
戴錦華教授則表示，歐洲已經把自己萎縮成「地方性知識」了，但是中國的情況是仍把「他們」的知識當成普世的。現代主義不再有它的他者，資本主義的內在差異也可能正在被抹除。中國的人文學科，也包括比較文學從一開始就是跨學科研究。從比較文學跨學科、以及反思文化生產自身的角度看，它其實是方興未艾的。戴老師引用福柯，強調人文學科只有跨學科才有意義。
她繼續說，探討中國知識何時具有世界知識的資源性意義是重要的。今天人文學的危機其實是人類知識的整體的危機，因為今天一種新的知識形的轉換已經開始。在全新的全球知識的生產當中，如何重新討論人文學很重要，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比較文學是有研究方面的優勢的。
張沛教授的發言認為人文學在歷史上已經被邊緣化多次。他覺得人文學科的邊緣化還不夠，因為只有離開它原來所屬的主流，所處的原本的系統中，才能變得更好。他認同戴錦華所說，在今天資本主義邏輯中已經沒有他者了。所謂的「現代的景觀」都是一樣的。在他眼中，比較文學是描述不同的語言、文化相互認識甚至是衝撞的過程。比較文學是面向未來的「元學科」，是向他者開放的，所以它意味著人類精神永恆的不滿和追求。
比較文學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比不上自然科學和哲學等學科。蔣洪生副教授分析了原因。一是很多研究者的主動避世，過於重視學科範圍和內部研究；其二是人文學者被資本的力量牽扯。他認為轟轟烈烈的文化熱、非遺熱背後不是研究動力觸成的。他同時認為資本驅動的表面繁榮不見得對真正的文學和文藝有好處，反倒可能形成內傷。他強調研究者應在文化政治中保持主體性，體現批判精神。他同時認為在當前的媒體和網絡時代，什麼是文藝家、什麼是文化研究需要被重新定義。比如是不是可能和媒體從業人員是一體的了？在這個背景下，比較文學可以佔據制高點，不斷進行「非純化」的研究。
秦立彥副教授的發言也很具啟發性。她認為目前大家對比較文學和人文學的學科現狀是存在共識的，未達成共識的是怎樣去做。她指出了某些平行比較研究中存在的去語境化、去歷史化的弊病，比如某些比較完全是隨機的抽取，且對豐富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益處很有限。她認為比較只有在某個門類下才能被「拎起來」。
秦立彥也提到研究中的「本質主義」的問題。她認為並沒有一個所謂的明確的「西方」在那裡（待研究）。在很多研究中，似乎中國的主體性很明確，但是西方的主體性不明確。關於世界文學，秦還談到，「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西方的歐洲的主體性始終貫穿在敘述中，這個框架和歷史敘述並沒有改變。世界文學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中國學者在挑戰這個中心的時候是不是要提前做好功課？」秦老師說，把中心從別人變成「我」，這種想像是應該被反思的。
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平等的場域，它永遠和權力相關。「研究者們應該意識到並不是其他人突然『發現』了中國文學，而是因為中國經濟上升了，他國從認知的標準出發，需要和中國打交道了，或者需要批判、戰勝中國了才開始重視中國文學的。」秦立彥說，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關於小說的研究被認為是重要的，詩歌則不那麼重要了，還有些國別文學中的特別門類也無法進入有限的研究空間。
張隆溪最後總結說，東西方比較文學在全球文學研究中並不是主力。而歐洲中心論的大背景是19世紀的向外擴張。他認為當我們談論歐洲中心的時候應該認為這是一種描述，而不是批判。因為實際上要求歐洲作者既把握歐洲又把握亞洲、或者非洲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中曾經的歐洲中心不奇怪。張教授認為文學理論應該是超越民族性的。他發問，為什麼我們談生物、物理等等學科是普世的，但是一講到文學就強調民族背景？他也反對簡單的進行東方西方對比，因為西方的意涵是非常豐富的，比如希臘哲學家們對真理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麼誰能代表希臘呢？儒家道家的思想也是不同的，那麼誰來代表中國呢？他同時強調比較文學研究不能只讀其他學科的理論、而忽視了文學本身，也不能只看文本，而忽略了文本背後的時代背景。
張隆溪教授還透露，他目前正在參與的一項國際合作計劃也涉及對西方主義以及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這項寫作將以新的眼光書寫世界文學的歷史，,這本書各個章節的內容都幾乎是由本民族的人敘述其國家的文學史的，比如阿拉伯文學是阿拉伯學者寫的，中國文學史是由中國撰寫。
在提問環節，有年輕學者提問到關於人文學者在日益邊緣化的結構性問題中如何自我發展的問題。戴錦華教授說，邊緣化的結果包括了學科自身無法集聚最優秀的人，以及人文學整體被貶損的情況。但是她認為選擇這個學科應該回到初衷。張沛教授回答說一些新技術的發展使比較文學變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們應該堅持作為他者的不可穿透性，作為他者觀看現實的活力。」
【感謝北大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公眾號、何詩航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次活動是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北大人文學部主辦，由北大出版社、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雜誌協辦的。】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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