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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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原題《西方哲學的危機和出路》；本文轉自《第一哲學家》，ID：firstphilos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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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原則和價值(上帝和人)，沒有了意義和真理(作者和讀者)，那麼，哲學將何為？哲學將何用？

趙敦華，男，漢族，1949年8月18日出生於江蘇南通。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宗教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比利時盧汶大學哲學博士，全國優秀教師，北京大學「十佳教師」，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理事長、中國現代西方哲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在學術界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和威望。研究領域涉及西方哲學、基督教哲學、中西比較哲學。

終結還是轉變？

在後現代的話語中，「哲學的終結」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後現代主義反對中心、否認本質、消解結構，得出了一系列的斷語：「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讀者也死了」；這個被消解了的對象系列的終結點是：「哲學消亡。」事實就是這樣無情地擺在哲學家的面前：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原則和價值(上帝和人)，沒有了意義和真理(作者和讀者)，那麼，哲學將何為？哲學將何用？「哲學消亡」論並非後現代主義的專利。自黑格爾哲學體系於19世紀中葉解體之後，西方哲學家們便有了危機感。時至今日，危機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在20世紀後期，「哲學的危機」、「哲學的終結」成了西方哲學界的熱門話題。維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可以說是分別代表英美分析哲學和歐洲大陸哲學的兩座高峰，他倆不約而同地得出了「哲學終結」的結論。維根斯坦的哲學觀反映了人們對幾千年來的西方哲學圍繞著同樣的問題爭論不休而未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的思辨和論辯傳統的失望態度。他在《邏輯哲學論》中直截了當地宣告了哲學主題被消解的命運： 「哲學的正確方法固應如此：除可說者外，即除自然科學的命題外，亦即與哲學無關的東西外，不說什麼」。換言之，哲學不應有自己的問題和命題，它只是揭示科學命題的意義以及形上學命題的無意義的分析活動。後期維根斯坦從日常語言分析入手，繼續宣揚這種哲學觀，如說： 「哲學是一場反對語言困惑思想的戰鬥」；「哲學問題的形態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說他的目的是為了「給捕蠅瓶裡的蒼蠅指出一條出路」。哲學活動最後應達到「完全的明晰性」，但「這不過意味著哲學問題的消失」。如果哲學有什麼真正發現的話，那只是「使我能夠在想從事哲學時終止哲學，讓哲學安息」。維根斯坦還說：「沒有一個哲學方法，但確有類似於各種治療的方法」。後人把這種哲學觀稱為「治療性哲學」，它通過消除哲學問題來治療「哲學病」。然而，哲學問題被消解之後，哲學將不復存在；「哲學病」被治癒後將不再有職業哲學家，由此，又有人把維根斯坦的哲學觀叫做「自殺性哲學」。海德格爾早年企圖通過批評「本體論—神學」傳統建構自己的存在論體系，但預期的哲學體系始終未能建成，他於是悟到，已不可能在西方哲學的語言和力量框架中建立任何新體系。在1966年發表的《哲學的終結和思維的任務》一文中，海德格爾提出，哲學已經窮盡了發展的最後可能性。「終結」一詞在該文的法文本中用的是achèvement，德文本用的是vollendung，其中都沒有「消亡」的消極意義，而是指一種完成狀態，海德格爾明確地說：「哲學終結於這樣一點，它聚集了全部哲學史的最終可能性。作為完成的終結意味著這樣的聚集。」他甚至承認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完成的根本變革：「隨著卡爾·馬克思業已完成的對形上學的顛覆，哲學已經完成了它的最後可能性，步入了最後的階段，」以後的哲學都不過是對歷史上出現過的學說的模仿，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即使聚集著哲學最終成果的終結點也不在哲學理論之中，而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中。按他的分析，哲學的終結與技術的勝利是同一進程的兩個方面：「哲學的終結證實了科學技術控制和安排世界的勝利，以及適合於這個世界的社會秩序的勝利。」更多的現代哲學家持「哲學轉變」論，不同意「哲學終結論」。比如，哈伯馬斯要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目的理性」，把理性主義改造成社會交往理論，使哲學在克服社會危機的同時克服自身的危機。這是「轉變派」的一種典型的做法。現在的哲學家頗有點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在苦苦思索「是生，還是死」(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兩者都在思考哲學問題，不同的是，一個人不必時時思考個人生死，但哲學的最終歸宿卻始終伴隨著哲學家的思考。這是因為，一部西方哲學史就是出入危機、興衰交替的歷史。

第四次哲學危機

從哲學史上看，西方哲學已經經歷過三次危機，每次危機之後，哲學都獲得了新生和繁榮。西方哲學的最初形態是古希臘的自然哲學；自然哲學的原則在公元前5世紀時遭到智者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詭辯和功利精神的挑戰，這是第一次哲學危機。危機之後，出現了古代哲學最為輝煌的成果———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希臘化哲學在羅馬時期被倫理化，羅馬官方哲學家的道德洽談和虛偽說教造成了倫理化哲學的危機，即第二次哲學危機。

新興的基督教以信仰的決定性和道德實踐性滿足了人們對普遍原則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經過長期的歷史曲折之後，基督教哲學在13世紀的大學裡達到了頂峰。但經院哲學隨著「千年王國」的衰落而進入危機期。15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雖然是文化上的繁榮時期，但卻是第三次哲學危機時期，這一時期的哲學具有前兩次危機時期的哲學的特徵：新舊學說交替，真偽科學混雜，相對主義流行，哲學的功能和信譽下降。直到17世紀之後，哲學與新興的自然科學結盟，哲學才又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近代哲學對科學的發展、社會的變革與進步，人們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的轉變都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哲學確如黑格爾所說成為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但黑格爾之後，西方哲學進入了第四次危機時期。

雖然現代西方哲學的出版物以及號稱哲學家的數量超過所有歷史時期的總和，但是，與哲學史上的創造發展時期相比，現代西方哲學沒有產生綜合各種文化形態的體系，沒有一個獨領風騷的哲學派別。一個個哲學派別的興衰枯榮，一批批哲學家的熙來攘往，構成一幅幅撲朔迷離的場景。在這個哲學舞臺上，斑駁陸離的觀點透露出內容的貧乏與重複，新穎時髦的術語遮蓋不住模仿的陳舊痕跡，以致羅蒂借用了一句好萊塢的行話形容哲學場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五分鐘的明星。」

從歷時性的觀點看，現代哲學的危機有與前幾次危機相同的兩個特徵：哲學在實踐上失去了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在理論上步入相對主義的誤區。哲學在失去了「第一科學」和「科學之科學」的地位之後，只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個普通的專業。哲學家過去的公眾形象是智者和賢人，現在卻是這樣一類專業人員：他們使用專業術語，樂而不疲地爭論只有本派別才感興趣的問題，局外人卻不知所云。卡爾納普曾揶揄形上學家是「沒有音樂才能的音樂家」，他們現在更接近於不賺錢的律師。哲學家確有律師那種互相攻訐之能事，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以鄰為壑。相對主義於是蔓延於一切領域：真理觀、意義觀、價值觀、倫理學、科學觀、方法論，等等。相對主義的結果不是百家爭鳴的繁榮，而是各行其是的蕪雜；不是彼此對話的寬容，而是畫地為牢的狹隘。

從共時性的觀點看，世紀之交的時候，物理學、數學和哲學這三門主要理論學科都發生了危機。所不同的是，物理學和數學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機，而20世紀的西方哲學卻一直沒能擺脫危機的陰影。究其原因，哲學危機的性質比物理學和數學的危機更為嚴重，它所面臨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對象的危機。理論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機，尚可通過庫恩所說的「範式轉換」來解決，但如果一門學科失去了其他學科不可取代的獨特的研究對象，那麼，它也就沒有必要再繼續存在下去了。西方哲學在失去了三大傳統主題———上帝、心靈和世界之後，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困境。正如本書力圖展現的那樣，現代西方哲學都可以看做為擺脫哲學危機而做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向即是尋求新的研究對象，開闢新的哲學領域。

20世紀西方哲學發展的階段性大致與哲學對象和領域的更新是一致的。具體地說，「二戰」之前的「哲學革命」階段在邏輯、語言、數學和科學的相互關係之中開闢新的哲學領域，「二戰」之後的哲學把社會生活以及與之相關的語言交流作為哲學關注的焦點，70年代以來的哲學在文化領域開拓新的哲學對象和跨學科的新領域。

但是，上述努力都遇到難以逾越的困難，因此都未能使西方哲學擺脫危機的困境。不過，這些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們肯定的，其中的經驗教訓是值得記取的。

「哲學革命」階段

20世紀初肇始的兩大哲學運動———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雖然分屬不同的傳統和陣營，在其後的發展中更演化為互不對話、甚至相互對立的各種不同派別、學說和傾向，但在本世紀初的理論條件下，分析哲學和現象學的創始人不約而同地關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研究的共同課題包括：(1)數學基礎問題，(2)反心理主義，(3)邏輯性質問題，(4)語言意義問題。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為數學博士，其處女作是研究數學基礎問題的《算術哲學》。在其開創現象學的著作《邏輯研究》的導論部分，他對心理主義進行了詳盡的批判，接著闡述了純粹邏輯的構想，並把語言意義作為純粹邏輯的重要研究對象和出發點。分析哲學的創始人弗雷格、羅素和維根斯坦都受過嚴格的數學和邏輯訓練，對上述幾個問題都有系統的論述。所不同的是，胡塞爾由語言意義問題進入對意識結構的分析，採用現象學方法建立意向性理論，進而建立先驗哲學體系；分析哲學家們卻採用邏輯分析方法，通過對語言意義的分析，解決或消解傳統哲學的問題，實現了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

更重要的是，兩者都企圖通過各自的哲學革命來解決哲學危機。他們一方面按照嚴格科學的要求改造哲學，另一方面，又以哲學為科學的基礎提供新的論證和解釋。兩者的思路實際上並沒有擺脫近代認識論的「基礎論」和「哲學改造論」的窠臼。更為嚴重的是，它們從一開始就隱含著一個註定了「哲學革命」失敗命運的矛盾，這就是方法與目的的矛盾。分析哲學和現象學的方法的基本特徵是還原主義，而還原主義註定不能達到論證科學基礎的目的。

邏輯分析的方法把一般命題還原為簡單命題的邏輯函項，與此相對應，經驗事實被還原為感覺材料的邏輯構造。邏輯分析的終結單位越是精確，它的應用範圍也就越是狹窄。「感覺材料」「邏輯原子」「簡單記錄句」的適用範圍都只是個人的直接的主觀感覺，它們如何能為科學概念和命題的客觀性和普遍有效性提供基礎呢？這是困擾早期分析哲學的一個關鍵問題。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動搖於「強化」和「弱化」的標準之間，對原子命題的解釋動搖於現象主義與物理主義之間；羅素對自己的邏輯原子主義的理論困難的揭示、維根斯坦對邏輯主義的自我批評，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追求嚴格精確性的邏輯分析方法與為科學提供堅實的普遍基礎的目的之間的矛盾。

胡塞爾的現象學遇到類似的困難。他使用現象學還原把意識的一切經驗內容都「懸擱」起來，剩餘的只是一個純粹的「先驗自我」。為了避免「先驗自我」的唯我論內涵，胡塞爾用「交際主觀性」說明自我意識的性質，又用「生活世界」說明自我意識構造活動的共同背景和界域。現象學的關注焦點由此從科學基礎問題轉向了人的生活世界。

哲學投身於社會的階段

「二戰」到60年代之間，分析哲學的主流是日常語言分析學派，現象學運動的主流是存在主義。英美與歐陸哲學的差別很大，幾乎不可能對話。其實，兩者的差異主要是風格上的差異，它們有著擴大哲學對社會生活影響的共同目標。日常語言分析的對象是「語言—遊戲」。維根斯坦認為語言—遊戲的規則就是社會生活的方式，奧斯丁把語言當作一種做事的方式。通過分析語言的各種類型，可以達到對人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和社會現象的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但也僅僅是理解而已。

維根斯坦說： 「哲學不以任何方式幹涉語言的實際用法，它至多只是描述用法。它不提供任何基礎，它使一切保持原來的面目」。這句話典型地表達了日常語言分析哲學與社會實踐相隔閡的保守態度。雖然這一學派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和表達方法有一定的影響，但始終未能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

存在主義不止是一種社會思潮，它一度成為影響人們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的生活方式。薩特恰如其分地說，存在主義是「一個行動的學說」，但存在主義並不關心集體的、外在的活動，它所謂的存在主要指他人不能取代的經歷和體驗。站在不同立場的存在主義者強調不同的存在狀態，存在或是宗教意識，或是死亡意識，或是反抗意識，或是道德良心，或是絕對自由感。存在主義擔負著「二戰」和戰後生活給歐洲人的精神壓力，這裡既有消極的絕望、恐懼或百無聊賴等情緒，又有覺醒了的道德主體感、責任心以及自主意識。存在主義者政治立場差異很大；總的說來，左派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更能適合戰後青年一代的心理。

法蘭克福學派是與存在主義相呼應的人道主義，它以激進的批評理論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義批評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60年代，各種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激進哲學理論猛烈地衝擊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構成了「對抗文化」的主旋律。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1968年爆發了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五月風暴」。

「五月風暴」是一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轉折點。在此之後，大批知識分子或倒戈反對馬克思主義，或隱退學術界。這一變化標誌著西方哲學家企圖擺脫哲學危機的努力再次失敗。他們為了克服前一階段哲學革命的狹隘性而把哲學推向社會生活，由此造成的對抗文化卻是他們始料未及且不願看到的結果。這是因為，對抗文化是一種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學著作影響越是廣泛，越易成為通俗讀物，越易淪為商業文化。比如，馬爾庫塞、弗羅姆的「愛欲」被通俗化為性解放的理論，加繆的反抗意識被通俗化為無政府主義的發洩。

對抗文化的一個後果是維護它表面上所反對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如美國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分析的那樣： 「沒有被這種群眾消費刺激起來的享樂主義，工業消費商品就會崩潰，因此，資本主義的文化對立面的最終結果是：當資本主義失去了原先的合法性之後，它採用了一種形式上反資產階級的合法性，以便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對抗文化的另一後果是關於文化的學術研究的真空狀態。對抗文化破壞了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自身的理論又被商業化，這就造成了沒有理論的文化的畸形現象。對抗文化造成的真空為哲學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下一階段的哲學轉向文化研究，試圖以此開出哲學的新局面。

哲學與文化融合階段

關於文化的哲學研究有很長的歷史，但只是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法國的結構主義那裡，才出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文化哲學。結構主義者所謂的文化是一個與自然相對立的概念；正如自然科學的對象可被概括為自然，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象也能被概括為文化。結構主義者看到哲學危機來自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挑戰，他們於是轉向人文社會科學尋找出路，把文化作為哲學的一般對象。考慮到這一動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結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總是涉足一門或幾門學科，卻又做出與這些學科的專家們根本不同的事情。

結構主義代表了西方哲學向人文社會科學全面滲透的新趨向。60年代之後出現的哲學理論和派別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它們在大學裡的語言文學系、社會學系、公共政治系和歷史系比在哲學系有更大的市場。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分文藝、歷史和語言三部分，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是涉及哲學、社會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的理論，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屬於文學批評理論範疇。即使在一向囿於語言分析的英美哲學界也出現了不再糾纏詞義、深入具體學科、解決實質性問題的「後分析哲學」的傾向。

羅爾斯首先在政治哲學領域突破了語言分析方法，利用古典政治哲學的社會契約理論，解決政治學和倫理學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科學哲學領域，從庫恩開始的社會歷史學派拋棄了科學邏輯、命題分析等路數，在科學史研究的基礎上，解釋科學家思維方式的社會文化背景。像知識論、心靈哲學這樣純粹思辨的學科，關注的問題也轉向了認識的發生及其模型、程序等認知科學的問題。不論在歐陸還是在英美哲學界，哲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所產生的活力和影響與按照傳統哲學方式進行的「純哲學」捉襟見肘的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開始提到的「終結論」和「轉變論」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兩種主張：一是主張純哲學的終結，一是主張哲學轉變為與其他學科結合在一起的綜合學科和邊緣學科。

回到原來的問題：哲學是否會終結？我們的結論是，西方哲學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在這裡，關鍵問題已不是哲學是否會終結，而是：融合在文化研究之中的哲學是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還是成為跨學科的綜合學科，或是被分化為各種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現在對這些問題做出結論尚為時過早。但是，西方哲學將沿著跨學科、跨文化的大哲學的方向，最終將擺脫純哲學帶來的危機，這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它在一百年間所遺留的各種問題、理論和觀點、方法，對未來的人類具有啟迪和教益作用，這也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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