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哲學具有欺詐性?哲學與商業水火不容嗎?

2020-12-09 老胡說科學

在象牙塔地下室的書架上,一本破舊的書籍講述了西方哲學的麻煩。一些哲學研究生被投機謀生的機會所誘惑,他們發現黑暗的秘密太晚了,於是在這座鬧鬼的塔裡低聲說出了恐怖的事情。

但是,他們關於學術哲學狀態的毀滅性報告是否表明,哲學本身是腐朽的?

學術哲學的欺騙

簡而言之,黑暗的秘密在於,至少在北美,學術哲學是一種騙局。那些涉足哲學的大學生拓展了他們的思維,但他們大多被視為思想的膚淺歷史,或者在一系列智力幹擾課程中由他們的老師助理指導,因為他們對那些沒有直接答案的大問題發表意見。哲學專業的學生最終發現,西方哲學顯然已經走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死胡同:分析學派和文學學派。至於那些想成為終身教授的研究生,幾乎所有人都對他們更現實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

大多數研究生同學都是社會的棄兒或哲學書呆子,他們能寫得很好,喜歡進行哲學思考,但沒有商業意識,實際上是在成年人的遊戲場裡尋求庇護。

西方哲學之所以不受歡迎,是因為它令人乏味

乍一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正如庫德的書所顯示的那樣,這個問題要廣泛得多,它不僅與哲學有關,還與人文學科的專業化有關。但是,這個問題涉及的範圍更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沒有必要特別去問哲學,因為哲學在人文學科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哲學處理基礎性問題,而其他人文學科通常只預先假定它們的答案。因此,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人文學科的學術狀態是腐朽的,因為它們的哲學基礎是有缺陷的。

為了找出這個潛在的缺陷,我們應該注意職業化是如何發生的。在中世紀,古羅馬的文科思想盛行,這意味著邏輯學、語法和修辭學的瑣碎知識在實踐中被認為是需要運用的技能。羅馬帝國滅亡後,這種實用性的遺蹟也意味著人文學科是教條主義的,因為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主宰了歐洲教育一千年。

更具體地說,託馬斯·阿奎那綜合了亞里斯多德哲學和基督教的託馬斯主義,在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中被推翻了,那時人文學科被開闢為更深層次的研究領域。隨著對傳統的逐漸不信任和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提出,人文學科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我們所知道的哲學是從「自然哲學」或「原始科學」中突破出來的,因為科學家們在應用這種實驗方法是遵循了艾薩克·牛頓、伽利略等人的理論。哲學家變成了哪些思考最普遍問題的人,這些問題無法通過仔細觀察來檢驗假設來回答。

早期現代哲學家適當地概括了自由主義立場遺留下來的各種投機選擇,這些投機選擇沒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而這些選擇-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二元論,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懷疑主義等等-可與之相提並論。希臘,印度和中國的古代哲學家,尤其是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軸向革命」之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激進的懷疑激發了存在的見識和創造力,從而為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重建了合理的理由。

然而,現代歐洲的不同之處在於,哲學家們必須適應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企業的反常發展。通過迂迴曲折,西方哲學在澄清科學知識的概念含義的「分析」任務和沉思這些含義的更文學的任務之間有了現在的劃分。前者被認為是嚴謹和客觀的,而後者則旨在用經常晦澀的修辭來激發洞察力,並反對英國和北美的個人主義,即使在20世紀共產主義崩潰之後也是如此。

晚期現代文學哲學家,如巴塔耶和德希達、鮑德裡亞和福柯,從尼採和海德格爾那裡得到啟示,他們往往是極端悲觀的,因為他們把懷疑論發揮到了極限,表明個人是一個或另一個非人類系統的小零件。包括存在主義者在內,文學哲學家們搖擺不定,時而發表神秘的、預言性的、極權主義的關於哲學無用性的聲明,時而又悄然譴責所謂的現代進步,特別是就被認為是美國的進步而言。

這最後一點可能是西方哲學如何與它的學術條件相聯繫的線索。畢竟,分析哲學比文學更中性,因此更悲觀,正如許多早期的分析師(摩爾,羅素,懷特黑德,奧斯汀)總部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中心。這似乎很重要,因為對學術哲學問題最明顯的解釋是經濟方面的:由於需求不足,哲學領域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西方社會的大多數人對哲學家在兜售什麼不感興趣。

這種不受歡迎的原因似乎是西方哲學的結果,我們在所有的概念探索和重新表述之後留下的信息是類似於文學哲學家的可怕的,令人沮喪的悲觀主義,他們的相對主義,懷疑論,虛無主義,或社會激進主義。大多數人都不願面對這些使人衰弱的疑慮。

中立可能有利於以美國為中心的分析哲學,也有一個更憤世嫉俗的原因,那就是中立平息了現代哲學所產生的懷疑——包括對資本主義和美國文化核心的懷疑。因此,這些哲學系避免嚇跑所有的美國本科生,因為他們的學費支持學術哲學的生意。

於是,欺詐的整個範圍就顯現出來了。在北美的實踐層面上,專業地學習哲學對於大多數忠誠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噩夢和死胡同,因為分析學派的偽科學風格掩蓋了現代哲學探究的殘酷結局。哲學上的懷疑——關於真理、現實、上帝、自由意志、正義、道德、進步和現代西方文化——會使人衰弱,因此不太可能流行起來,因為大多數人寧願安於無知。由於缺乏對哲學的經濟需求,那些膽大或愚蠢的少數人試圖研究導致這些無所不包的懷疑的原因,結果被分析哲學的善意呈現所誤導。

更重要的是,哲學或更自由的理性通常誘使我們獲取知識,這對那些專注於完成其動物生命周期的生物是不利的。嚴重的知識以來一直懷疑至少在西方的神話以來失去的純真在伊甸園和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執行的不祥的帳戶為他損壞的青年通過植入他們的自我毀滅的味道哲學懷疑。

然而,將這一僵局歸咎於哲學,就像責怪信使一樣。理性地,我們可以根據遙遠的想像來嚴厲地評價自己;我們遠離了哲學,因為我們缺乏集體智慧,與理性理解的世界漸行漸遠。如果理性犯下了一種欺詐行為——與託馬斯利戈蒂所稱的「針對人類的陰謀」類似——那也不能怪誰,因為說到底,這種「欺詐」或「陰謀」的說法是一種比喻。理性和自我意識的進化是盲目的,我們的舊石器時代的祖先不可能預見到他們探險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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