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擁有110年歷史的瀋陽市圖書館，現有古籍10萬冊，古籍善本書133部3038冊。其中1部入選《國家級珍貴古籍名錄》，53部入選《遼寧省珍貴古籍名錄》。清末民初吳廷燮寫本《明實錄》，為明代史料長編，是國內尚存的唯一一部較完整的鈔本，為瀋陽市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鎮館之寶《明實錄》之《洪武別錄》
《明實錄》，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歷朝史書，書中所記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到明思宗朱由檢結束，共計明朝16代皇帝的歷史。
這種「實錄」體，最早出現於南北朝時期，《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梁武帝實錄》《梁元帝實錄》等。從唐代開始，每一位新君繼位，都詔令史官根據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時政記、日錄等，重新加以匯總，編成前一皇帝的編年大事記。此例一開，歷代相沿，代代都有實錄。但唐至元的實錄都已亡佚，所存者只有唐韓愈撰的《順宗實錄》，共5卷，保存在《韓昌黎文集》中。實錄是介於記注和撰述之間的著作，由於取材至繁，因此，新王朝都把前一朝代的實錄，妥善保管，以備修史。
因明史多取材於實錄，所以《明實錄》在明代史壇上佔據了「國史」的重要地位。明代《實錄》規禁極嚴，吳晗在其《讀史札記》中考校道：「實錄纂修完成後，謄錄正副二本，其底稿則於擇日進呈前，史官會同司禮監官於太液池旁椒園焚毀，以示禁密。」臺灣版《明實錄·序》中也記有：「廷臣非預纂修，不得寓目。」「新帝登極後，即召修實錄」。其正本藏於石室金匱之皇史宬，副本則藏於內閣。足見，那時的實錄是密不示人的，因而也就沒有刻本。
到了萬曆以後，始有傳寫流布。因此，近代藏書家視鈔本為珍本，而且其版本情況十分複雜，且多為殘卷。傳世重要版本主要有館本（國立北平圖書館本）、曬藍本、臺本、抱本（抱經樓本）、蘇本、梁本、廣方言本等。1962年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孟真、黃彰健等人以國內許多鈔本及美國、日本微卷進行校勘明實錄費時三十年，刊出了《校印明實錄》一書。黃彰健在序中說：「史語所校勘明實錄，所據本子不可說少，但仍然有些本子無法借校。據我所知，在國內，遼寧省立圖書館藏有吳廷燮送的太宗英宗穆宗實錄……」序中提到的遼寧省立圖書館就是瀋陽市圖書館於1929年至1931年間的曾用名。
吳廷燮寫本《明實錄》（以下簡稱吳本《明實錄》），是鈔本《明實錄》卷帙完整的一部，全書總計42函256冊。記錄了從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到明崇禎十七年（1644）近三百年明朝的歷史。
吳廷燮（1865-1947），字向之，又字次夔，晚年號景牧。祖藉江蘇江寧，生於山西榆次，歷史學家。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甲午科順天鄉試舉人，由謄錄敘通判。光緒二十七年（1901）調署太原府同知。次年應山西巡撫趙爾巽之邀，出任太原府知府。光緒三十年（1904）隨趙入京師政務處。次年補巡警部警政司郎中。後歷任巡警部右參議兼憲政編查館編輯、度支部參議、內閣法制院參議、署副使兼弼德院參議。民國元年（1912）任袁世凱大總統府秘書。民國三年（1914）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計局局長，並被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聘為清史館總纂。民國五年（1916）政事堂改國務院，主計局改統計局，吳廷燮任統計局局長。民國十七年（1928），北京政府解散，統計局隨之結束，吳廷燮被閻錫山聘為顧問。後應張學良之邀，赴瀋陽萃升書院，主講史學。又受聘為奉天通志館總纂。吳先生對明清兩代的歷史造詣頗深，是史表專家，輯錄歷代方鎮年表十餘種，也很重視地方史志的研究，參加過《奉天通志》《江蘇通志》《河南通志》等書的修纂。吳廷燮在中國史學領域頗有建樹，尤其對明清兩代的歷史更是造詣很深。曾任中華民國總理的靳雲鵬稱道吳的學識：「京師士大夫，欲求朝章國故之學，言必向之吳君，……而國家考定大制度，倚君尤重，君職院局，餘是以知君深。」
1978年初，國家文物局在南京召開了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工作，根據會議精神，成立了「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領導小組」，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善本書普查工作。瀋陽市圖書館館員在古籍清理和鑑別善本書的過程中，發現了吳本《明實錄》。
當時從事古舊籍管理工作的瀋陽市圖書館館員楊書元，就他的發現，向曾經從事古舊籍貫管理的老館員詢問《明實錄》的來源，回答說是從京師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前身）抄來。僅憑這一句話，尚不能成為寫本《明實錄》的終極定論。
當時，瀋陽市圖書館因館舍面積狹小，古舊籍圖書分藏於瀋陽故宮的文朔閣與瀋陽歌舞團的小排練廳中的臨時存藏點，兩處距位於中街的館舍都有一定的距離。為了查清《明實錄》的來源，楊書元不辭辛苦，每天多次往返本館與藏書處。功夫不負有心人，其後從館藏古籍圖書中發現了民國十九年出版的本館館刊一冊，名為《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一卷》。在專著一欄中，有時任館長卞鴻儒的一篇《館藏寫本明實錄提要》，其開篇寫道：「民國十八年歲末，江寧吳向之先生廷燮，舊藏寫本《明實錄》三十九函，二百四十四冊（實為四十二函，二百五十六冊）捐贈遼寧省立圖書館。」
為了獲得更多的關於吳廷燮具體捐贈情況，楊書元又先後查閱了《中國叢書輯錄》《清史稿》《奉天通志》《萃升叢刊》等書，收集了吳廷燮大部分著述，最後又查到了《國使館館刊》，在此看到了吳廷燮著的《景牧自定年譜》。在此，他寫道：「民國十七年，張漢卿司令廷卞充萃升書院主講。」藉此證明，1928年吳廷燮不僅來到了東北，還對東北產生了深厚的情感，這為1929年贈書之事奠定了基礎。藉上述兩點，本可以證明其真偽，但楊書元又對全部寫本進行了核對，在第2冊裡發現有吳廷燮撰傳序文一篇。此外在鉛印本《宣德別錄》前，還有「江寧吳廷燮輯」的署名。
1980年，一位名叫楊文軒的讀者到瀋陽市圖書館查閱《萃升叢刊》，在與其交談中得知，民國時，楊文軒曾就讀於瀋陽萃升書院，並且是吳廷燮的學生。這一次邂逅，使楊書元對吳本《明實錄》又多了一個佐證。經楊文軒辨識，《明實錄》中有幾冊是吳親筆所錄。吳的書法字體特殊，比較容易識別。這也是確認《明實錄》鈔本是吳廷燮秘藏珍本的佐證之一。
就吳廷燮捐贈一事，卞鴻儒在《館藏寫本明實錄提要》一文的最後寫道，「此書得歸本館，系金君靜庵之介紹，而王公維宙、翟公熙人亦予以相當之贊助，最後張司令長官慨贈鈔費以促其成。」
吳廷燮捐贈的初衷是：「吾老矣，向從前抄此書，頗費鉤稽，子孫尚難世守，懼逐散佚，豈非虛擲精神乎！」而後又說：「吾以此書捐贈於遼寧圖書館，非惟書能永保，且為東來留一紀念計，無有善於此者」。
心懷感激的卞鴻儒館長，特別於1930年1月15日在《大亞畫報》刊登鳴謝啟事一則。為酬謝吳廷燮捐贈圖書一事，卞館長於當年的3月19日在瀋陽著名的明湖春大飯店宴請吳廷燮，還特別邀請了當時的遼寧省教育廳廳長吳仲賢、省政府秘書長金毓黻、東北大學副校長汪兆藩作陪。對於吳廷燮捐贈寫本《明實錄》，東北人之所以十分看重，還是因為它的版本價值所在。
吳廷燮寫本《明實錄》，除《宣德別錄》（於民國六年付梓，前有同年沁水賈耕序）系以鉛印本補配外，皆系鈔本，朱絲欄，行款、版式不一，多為十行，行十九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明代十六朝各有專錄，皆抄自清內閣明清檔案，並經吳廷燮本人嚴格校勘，是一部近於內閣原本的罕見珍本。因抄錄時略有節刪，所以個別改題「別錄」。其中《英宗實錄》七函四十八冊，內有四函二十八冊為棉紙楷鈔，當為汲古閣本，彌足珍貴（註：汲古閣本是以二十八宿為次第，藍格，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吳本《明實錄》是現存鈔本《明實錄》中卷帙較為完整的一部，它記錄了有明一代各朝之史實故事，朝章國計，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是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版本。
為了保護這部鎮館之寶，瀋陽市圖書館從上至下，傾盡全力，設專庫及副研究館員級的專職人員進行研究與日常修護。
保護，是為了更好的承傳。從2018年開始，瀋陽市圖書館對這部吳本《明實錄》全部進行了無接觸式的掃描。目前，吳本《明實錄》已掃描完成，正處於核校之中，不久的將來，這部瀋陽市圖書館鎮館之寶，會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