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齊梁時期的文學批評家劉勰撰有《文心雕龍》一書，因其「體大慮周」、「籠罩群言」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而在歷代詩文評著作中影響深遠。然而由於時代邈遠，文字多有訛誤脫衍，雖經明清以來諸多學者的辨析勘訂，仍因載籍闕略無徵而尚存大量待發之覆。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意外發現了大批古代寫本和印本文獻，為傳統文史研究開拓新境提供了極佳的契機，誠如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
（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這批敦煌文獻中恰好有一份唐人用草書抄錄的《文心雕龍》，儘管只殘存自第一篇《原道》篇末贊語至第十五篇《諧讔》篇標題，篇幅僅及原書五十篇的四分之一左右，但也彌足珍貴。可惜這份殘卷不久就被匈牙利裔考古學家斯坦因（Stein）攜至英國，隨後又入藏大英博物館，編號為S.5478。普通人自然無緣得見，更難以從容考校。
唐抄本《文心雕龍》殘卷（S.5478）率先對此殘卷進行研究的是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他根據另一位漢學家內藤湖南提供的殘卷照片，著手撰寫《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
（載《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弘文堂1926年）。他強調唐寫本之所以可貴，不僅在於它是現存《文心雕龍》中最古老的版本，更重要的是和通行本相較存在大量異文，令人讀罷頓生「原來如此」的感慨。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校勘記前言」，簡要說明殘卷的基本情況和自己的校勘原則；第二部分「敦煌本《文心雕龍》原文」，對殘卷內容加以辨識寫定；第三部分「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則將殘卷與宋人編纂《太平御覽》時所引《文心雕龍》片段以及清人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加以比對，逐一臚列其異同。他在數年後又撰寫了《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
（載1928年《支那學研究》第一卷，中譯本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提到自己先前「既有校勘記之作，今之所引，止其若干條耳。餘所稱敦本者，即此書也」，再次採摭唐寫本的部分內容來勘訂黃注本的疏漏。
鈴木虎雄和《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勘記》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中國學者趙萬裡也發表了《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
（載1926年《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同樣認為「據以迻校嘉靖本，其勝處殆不可勝數，又與《太平御覽》所引及黃注本所改輒合，而黃本妄訂臆改之處亦得據以取正。彥和一書傳誦於人世者殆遍，然未有如此卷之完善者也」，充分肯定了殘卷的校勘價值。他在題記中還撮述了自己的校訂經過：「去年冬，餘既假友人容君校本臨寫一過，以其有遺漏也，復假原影片重勘之，其見於《御覽》者亦附著焉。」雖然語焉不詳，沒有具體說明照片的來源，但顯然與鈴木虎雄並不相同，也並不了解鈴木對此已有研究。
趙萬裡和《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這兩位學者對唐寫本的研究逐漸引起中日學界的廣泛重視，紛紛予以參考引錄。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的葉長青，曾將授課講義整理成《文心雕龍雜記》
（福州鋪前頂程厝衕葉宅1933年）。書前冠有黃翼雲所撰序言，盛讚葉氏能「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劉著之舛誤」。可逐一覆按書中提到的唐寫本內容，其實都迻錄自趙萬裡的校記。鈴木虎雄的弟子斯波六郎在1953年至1958年期間陸續發表《〈文心雕龍〉札記》
（載《支那學研究》第10、12、15、19卷，中譯本載王元化編選《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齊魯書社1983年），引錄過老師的不少意見，並加以引申闡發。范文瀾早年撰著《文心雕龍講疏》
（新懋印書局1925年）時還不知道有這份殘卷，隨後將此書刪訂增補為《文心雕龍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在《例言》裡就明確交代參考過「鈴木虎雄先生校勘記，及友人趙君萬裡校唐人殘寫本」。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
（中華書局1962年）在《前言》中也提起：「海外有唐寫殘卷，原出鳴沙石室。我曾取國人錄回之文字異同，校《太平御覽》所引，同者十之七八。」也非常倚重趙萬裡的校訂成果。甚至在王重民編纂《敦煌古籍敘錄》
（商務印書館1958年）時，在《文心雕龍》條目下也直接引錄趙萬裡的題記以供讀者參考。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然而由於鈴木虎雄和趙萬裡依據的殘卷照片來源各異，雙方所持的校勘標準也不盡相同，因此兩人考訂所得也就多有出入。如殘卷中《原道》篇贊語僅存十三字，鈴木共校出三處異文，趙氏則闕而未論；而像《宗經》篇「其書言經」句，趙氏指出唐寫本「言」字作「曰」，又稱《太平御覽》所引「與唐本正合」，可鈴木對此卻隻字未提。此外，因為唐寫本字體潦草，照片質量想必也不高，許多地方並不容易辨認，兩人存有疏漏也在所難免。專注於《文心雕龍》研究的戶田浩曉在1958年徵得大英博物館的同意，獲取到一份新的縮微膠片，經過仔細比勘覆核，撰有《作為校勘資料的〈文心雕龍〉敦煌本》
（載1968年《立正大學教養部紀要》第二號，中譯本收入《文心雕龍研究》，曹旭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就直言不諱地指出鈴木的工作「『校』詳而『勘』疏」，只是列異同，並未定是非，而且「校勘記中未曾言及的地方還很多」，需要再做全面的考察。當然，絕大部分學者都不可能擁有如此優越的研究條件，得以直接利用殘卷的縮微膠片，而只能通過鈴木虎雄或趙萬裡的校勘成果，或是想方設法尋求其他途徑，去間接了解殘卷的相關信息。楊明照在《文心雕龍校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中就頗為感慨：「原本既不可見，景片亦未入觀，爰就沈兼士先生所藏曬藍本迻錄，比對諸本，勝處頗多。吉光片羽，確屬可珍。惜見奪異國，不得一睹原跡為恨耳！」由此造成的缺憾自是不言而喻。
戶田浩曉《文心雕龍研究》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日本東洋文庫所設的敦煌文獻研究聯絡委員會在1953年選派專門人員遠赴英倫，協助大英博物館整理館藏敦煌文獻。任教於香港大學的饒宗頤此時正在竭力搜集敦煌資料，聞訊後當然絕不會輕易錯過良機。他事後回憶道：「往歲英國博物館得東洋文庫榎一雄、山本達郎兩先生之助，將所藏斯坦因取去之敦煌寫卷全部攝成顯微膠捲。時鄭德坤教授在劍橋，為餘購得一套，得於暇時縱觀瀏覽。是為餘浸淫於敦煌學之始。」
（《〈法藏敦煌書苑精華〉序》，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隨後進行的研究中，他也注意到了這份唐寫本《文心雕龍》。在《敦煌寫卷之書法》
（載1959年《東方文化》第五卷第一期，收入《書學叢論》，《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十三卷《藝術》，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一文中，他扼要評述過殘卷的書寫特點，認為「雖無鉤鎖連環之奇，而有風行雨散之致，可與日本皇室所藏相傳為賀知章草書《孝經》相媲美」。數年之後，由饒宗頤主編的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文心雕龍研究專號》
（香港大學中文系1962年）出版，書中收錄了他撰寫的《文心雕龍探原》、《劉勰以前及其同時之文論佚書考》、《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文心雕龍集釋·原道第一》等多篇論文，在全書最後還附有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的影印件以及他為此撰寫的說明。臺灣明倫出版社在1971年又翻印過這本《文心雕龍研究專號》，使殘卷照片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饒宗頤後來編訂個人論文集《文轍》
（學生書局1991年），將這份影印說明也收入其中，並增加了一段後記，由此改題為《敦煌唐寫本〈文心雕龍〉景本跋及後記》。他在後記中憶及此事，自詡道：「拙作實為唐本首次景印公諸於世之本，於《文心》唐本流傳研究雖不敢居為首功，然亦不容抹殺。」仔細梳理唐寫本在此後的流傳過程，他確實有著當之無愧的首創之功。
在為影印件撰寫說明時，饒宗頤也認同前人的判斷，認為唐寫本文字「頗多勝義」，「較舊本為優」，可同時卻又發現其中頗存蹊蹺。在鈴木虎雄和趙萬裡的校勘記中，都明確提到殘卷中完整保留著自《徵聖》迄《雜文》共計十三篇的內容，但在他得到的這份縮微膠片中，從《徵聖》篇下半部分到緊隨其後的《宗經》篇上半部分卻出現了大段闕漏。他由此推測，「豈此顯微影本，由第一頁至第二頁中間攝影時有奪漏耶？」只是因為還未能親自勘驗過寫本原件，這個疑問只能暫時擱置不論。
饒宗頤在1964年又赴法國研究敦煌經卷，順道轉至大英博物館檢核這份唐寫本殘卷。蓄疑已久的謎題最終解開，確實是東洋文庫的工作人員在拍攝時大意疏忽，遺漏了一整頁內容。饒氏還沒來得及撰文說明相關情況，就發現「日本戶田浩曉先生關心於此，特著文討論」
（《敦煌唐寫本〈文心雕龍〉景本跋及後記》），也就是那篇《作為校勘資料的〈文心雕龍〉敦煌本》。戶田在1958年得到英方授權而得到的膠片，同樣是由東洋文庫負責拍攝的，對其中的文字闕漏也困惑不解。他注意到饒宗頤為殘卷影印本所寫的說明，在論文中說起「饒氏的這一推斷是正確的。我也很早就注意到這一問題，遂於1961年再次向大英博物館尋求援助，並得到了完整無缺的膠捲」。既然日本學者已經發現癥結所在，並圓滿地解決了問題，當然也就毋庸贅言了。
饒宗頤和《文轍》饒宗頤主編《文心雕龍研究專號》東洋文庫所攝縮微膠片內容闕漏的原因雖然已經查明，但饒宗頤據此刊布的影印件終究並非完璧，還是讓人感到未愜於心。好在沒過多久，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的潘重規整理出版《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校》
（新亞研究所1970年），不僅「綜合諸家之說，親就原卷覆校，附以己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匯校本，而且還將自己早年訪書英倫時拍攝的「中無脫漏」的殘卷照片「複印附後，俾讀者得自檢核，而知有所別擇也」，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至此才得以完整示人。而後陳新雄、於大成主編的《文心雕龍論文集》
（文光出版社1975年）又轉載了潘氏的合校本，儘管並未同時附上殘卷照片，但也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了重要線索。
饒、潘兩位先後公布的唐寫本影印件都在港臺地區出版，大陸眾多學者根本無法寓目，依然頗有遺憾。復旦大學在1984年主辦中日學者《文心雕龍》研討會，籌備期間曾委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所藏元至正刻本《文心雕龍》。原來還計劃同時附印唐寫本殘卷，以便學者參考利用，可當時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雖藏有這份縮微膠片，卻是由東洋文庫拍攝的那種，內容原本就有闕漏，加之保存不善，以致文字漫漶，難以辨識，因此最終只能作罷。會議召開期間，時任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的王元化與日方代表戶田浩曉順便談及此事。戶田返回日本後，立即就將北圖所藏膠片中脫漏的那一頁複印件寄來。數年之後，王元化又得到了潘重規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他隨即又委託友人專程赴大英博物館，再次攝取原件的縮微膠片，以便詳細比勘。經過數年的搜集積累，有關唐寫本殘卷的文獻資料已經頗為齊備了，而王元化「不敢自秘，遂請託林其錟、陳鳳金賢伉儷整理出版，以供學人研究之用」
（王元化《〈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序》，載林其錟、陳鳳金《敦煌遺書文心雕龍殘卷集校》，上海書店1991年）。林、陳兩位的整理成果最先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1988年第一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隨後經過修訂補充，加上《宋本〈太平御覽〉引〈文心雕龍〉輯校》，並附上所有圖片，由上海書店於1991年正式出版。美中不足的是這些圖版資料，尤其是唐寫本照片的印製效果相當糟糕，只能算是聊勝於無。所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和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隨後又在王元化的積極建議下，合作編纂《〈文心雕龍〉資料叢書》
（學苑出版社2004年），將包括唐寫本在內的歷代重要版本匯為一編，頗便學者取資。而林其錟、陳鳳金兩位更是精益求精，在多年後又推出《增訂〈文心雕龍〉集校合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不僅校勘內容更為細密精審，所附圖版資料也經過修復處理，較諸饒宗頤、潘重規先前公布的照片更為清晰，研究者們終於可以充分利用這份唐寫本殘卷了。
王元化潘重規和《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不過，圍繞著唐寫本殘卷，還有些疑雲有待揭曉。潘重規在《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中介紹各家的校勘成果，最後總結道：「上來諸家，或未見原卷，或據影本而中有脫漏，且有見所據參差，因疑敦煌原卷或有異本者。」饒宗頤注意到這番議論，特意指出：「惟潘君稱有人致疑別有敦煌異本，則殊易引起誤會——因《文心》敦煌草書寫本僅有Stein五四七八此冊而已，實別無它卷也。」
（《敦煌唐寫本〈文心雕龍〉景本跋及後記》）認為這種推斷缺乏依據，根本沒有必要。可是，除了大英博物館所收藏的那份殘卷，是否還另有其他的唐寫本《文心雕龍》留存世間，確實很容易令人產生遐想——甚至可以說是期待。
有些揣測當然純屬誤會，比如王利器在《文心雕龍校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序錄》中提到過一些「已知有其書而未得徵引的」版本，首當其衝的就是「前北京大學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某藏唐寫本，約長三尺」，只是未曾指名道姓，讓人頗費猜疑。幸虧他晚年對此事做過澄清，在《我與〈文心雕龍〉》
（收入王貞瓊、王貞一整理《王利器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他提到趙萬裡曾經告訴自己：「你的北大同學黃某，藏有敦煌卷子《隱秀》篇。」他為此還特意與黃某交涉，最後「方知他所收藏的實乃是唐寫本《文選序》，並非《文心雕龍·隱秀篇》」。這位「黃某」即三十年代中後期擔任過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的考古學家黃文弼。有關此事的來龍去脈，王世民在《所謂黃文弼先生藏唐寫本〈文心雕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載朱玉麒、王新春編《黃文弼研究論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中做過詳細考辨，可知完全是因為黃氏本人大意疏忽而造成的以訛傳訛。
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除了這類子虛烏有的情況以外，真正經眼甚至校讀過唐寫本的確實不乏其人。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例言》中說起「畏友孫君蜀丞尤助我宏多」，而「孫君所校有唐人殘寫本」。楊明照在撰著《文心雕龍校注》時，利用過「沈兼士先生所藏曬藍本」。王利器在《文心雕龍校證·序錄》中說曾見過「傅增湘先生手校本（底本張之象本），乃是對校唐寫本」，而且「近人校唐寫本的，還有幾家」，只是各家都「無所發明」，他才覺得「沒有提及的必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原上海合眾圖書館總幹事，後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晚年曾對林其錟說起：「《文心雕龍》敦煌寫本肯定尚有一種。我清楚記得：一九四六年農曆九月二十八日，張元濟八十歲生日。當日下午，他為避壽來到合眾圖書館。……張元濟來時拿了一卷敦煌寫本，是黑底白字的複印件，是直接照書扣照的，是《文心雕龍》寫本，大約有幾張；還拿了一部《四部叢刊》本《文心雕龍》。他把兩種本子都交給我，並叫我校一下。我一看，那敦煌寫本是正楷寫的，所以校起來很快，一個晚上便校好了，到第二天上午就送走。」
（林其錟《顧廷龍談〈文心雕龍〉敦煌寫本》，載林其錟、陳鳳金《增訂文心雕龍集校合編》附錄三《承教錄》）張元濟在當年10月22日生日當天確有一張給顧廷龍的便條，提到「今送去唐人寫本《文心雕龍》影片四十五張，又重複者八張（淺深不同，可以互證）」
（收入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書札》，商務印書館1997年），可證顧氏的回憶大體無誤。在後來給林其錟的信中，顧廷龍又再次談及此事：「我想起我說的一本《文心雕龍》，一定在臺灣，不知在臺灣誰手耳！將來總會再發現的。」
（載林其錟、陳鳳金《增訂文心雕龍集校合編》附錄三《承教錄》）張、顧兩位都精於版本鑑定，而顧更是兼擅書藝，絕不可能將那份用草書抄寫的殘卷誤認為正楷，他們提供的線索無疑值得重視。絕大部分敦煌文獻目前都收藏於英、法、俄、日、中等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並且都已編號登錄，甚至刊行過圖版以供學者研究；但與此同時，確實還有一部分散落於各地私人收藏家之手，有些甚至迄今仍秘而不宣。不知其中是否確有那份曾經驚鴻一現的唐人用正楷抄寫的《文心雕龍》？倘若這份殘卷尚存天壤之間，如今的擁有者是否也能像饒宗頤、潘重規、王元化等諸位先賢那樣，本著學術為公的宗旨將其公諸於世呢？這的確令人充滿期待，儘管可能性也許非常渺茫。
顧廷龍、張元濟(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