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這本書不用介紹，抱著它亂誇「體大思精、空前絕後，是中國文學理論的巔峰」的人不可勝數，各種研究書刊論文也車載鬥量，號稱「龍學」，許多人靠它吃飯。
但其實目前的水平還沒脫離識字階段。比如明朝大批評家鍾惺讀《銓賦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時，對「招字」這兩個字特別欣賞，打了好幾個圈，並加批語道：「招字句亦佳」。實則招字是拓宇之誤。
現代人談《文心》也沒什麼進步。熱愛楚辭的人，特喜歡引用〈辨騷〉「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矣」。但博徒，是好博戲的浪蕩子，以此來形容楚辭乃雅頌之不肖子孫是無疑的。故「體憲於三代」的憲是錯字，宋朝洪興祖注《楚辭》時就已經改為「慢」了。今人不察，卻仍依誤字來大捧楚辭。
又如近來風格(Style)一詞甚為流行，有人就大讚《文心·誇飾篇》「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已有風格一詞，認為「用風格一詞來評文，當以劉勰為始。」其實那是「風俗」二字之誤。
這是文字版本之類問題。其次是想當然地把它當成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鉅作。不知《文心雕龍》流傳概況，也不曉得古人對此書有跟我們不同的看法，《文心雕龍》是一部頻臨失傳的書，齊梁以來皆不受重視，明朝中晚期才有人開始研讀。清朝人恢復古代絕學，此書亦因而獲益。
所以《隋書‧經籍志》連它的性質都不清楚，放在「總集類」，以為是像《楚辭》《文選》那樣的書。宋朝《玉海》也一樣。
後來的《菉竹堂書目》《脈望館書目》等也只把它視為子部的雜著。到明朝，大家才漸把它看成是詩文評。
這是對這部書性質的認識。
評價呢？
史書說劉勰寫了書之後，時人不貴。後來也確實沒人道及。
初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才開始對《文心雕龍》有點具體的評價，但評價極差。說它光會批評別人，卻沒批評好：「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荊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為臆說」。
對《文心雕龍》僅有的好評，是宋代黃山谷說的。他寫信給晚輩王立之，說《文心雕龍》這本書你讀過嗎？它「所論雖未極高」，但是「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認可它對魏晉宋齊文人的批評。但也僅此而已，其他議論，山谷覺得未極高明。
明朝人對《文心雕龍》的貢獻只是基礎文獻整理，如刊刻、音注、校對等，說起理解，那就還粗略得很。
例如最早提倡《文心雕龍》的楊慎，曾用五色筆評點過此書，但解釋「風骨」竟說：「左氏論女色曰：美而豔。美猶骨也；豔猶風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豔兩致矣」。這豈不是胡說嗎？黃叔琳注本說：「升庵批點，但標詞藻，而略其論文大旨「，確實不錯。
清朝以後，重視《文心雕龍》的人當然愈來愈多，但多是駢文家或者從駢文的角度來重視它的。這是因為駢文的勢力越來越盛的風氣使然。
如孫梅的《四六叢話》、阮元《四六叢話序》《昭明文選序》、陳廣寧《四六叢話跋》、沈叔埏《文心雕龍賦》都是這一類。劉開《劉孟塗駢體文》尤其推崇：「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褒眾有，華耀九光，則劉彥和之《文心雕龍》殆觀止矣」。
換言之，《文心雕龍》早期默默無聞，甚至頗受輕藐；而老運轉俏，大部分欣賞者看重的卻是它的文章，非其理論。
五四運動以來，白話當道，古文都棄若敝屣了，何況駢儷？故今之「龍學」，都仿佛把龍的鱗甲皮角剝了，光禿禿地說其「理論」，毫無文採可言。
另一堪笑處，是對文體的漠視。
《梁書‧劉勰傳》早已說過它的性質，是備論古今文體。所以《文心》的前五篇說文章總的原則，接下來二十篇就都是文體論。這是上編。下半部才談具體的寫作問題。作者劉勰自己說上編是綱領、下編是毛目。
可是，民國以後，大家可能是看不懂「綱領」跟「毛目」的意思，都只重毛目而忽綱領，能不談就不談。
像現在幾乎所有中文系都用郭紹虞先生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做教材。它選了《文心雕龍》幾十篇，分量是所有文學批評文獻中最多的。可是《文心》上編二十篇文體論，卻一篇都沒有選；各校學生大抵也理所當然地不會去讀。
這個態度，其實早自黃侃已然。
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北平刊本，就只有〈神思〉以下二十篇。黃氏歿後，武昌本才談到文體。但只談了六種文體，與他論下篇不成比例，心情與做法也不同，所以他自己說：「詮解上篇，唯在探明徵證、榷舉規繩而已。至於下篇以下，選辭簡練而含理閎深，若非反覆疏通，廣為引喻，誠恐精義等於常理、常義屈於短詞。故不避駢枝，為之銷解。」
黃先生之書，今人奉為「龍學」開山，可是其師劉師培在北大講《文心》時並不如此。羅常培先生曾傳其《誄碑篇口義》，就極好！因為古代非常重視碑。梁元帝曾作《內典碑銘集林》三十卷，還收錄碑刻文字成《碑英》一二Ｏ卷。可見專門集編碑文，在劉勰那時已開始了。可惜黃先生未承師教，不重視這些文體問題，今人就更不懂文章體例了。
這樣，寫文章固然不能得體，就是談文學理論也是空講，落不到實處。以至於談其理論者多只是依傍西方文論去附會、擬似，或尋章摘句、餖丁訓解。
又或該選的不選，不該選的卻侈談不休。我就看過有選本選了《隱秀篇》，也看到許多名家談中國古典美學時，將「隱秀」當做《文心雕龍》最重要的篇章。但是《隱秀篇》早就失傳了，現在這一篇，是明朝人補了之後黃侃又再補的。劉勰自己重視的許多篇，我們都不在意，卻偏偏拿這一篇佚作來談劉勰美學，不是很有趣嗎？
再說劉勰。我見過一位先生寫了篇〈知音篇的文情難鑑與西方闡釋學異同比較〉，看題目，好嚇人，但他全篇就都把劉勰寫成了劉懿。這樣也能發表，可見刊物的編輯同樣不曉得劉勰是誰。
籍貫呢？史書說：劉勰是東莞莒人，世居京口。現在山東省莒縣浮萊山定林寺內卻建了一處「劉勰故居」，還有文心亭之類配置。乃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於一九七七年立，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實劉勰他們遷到南方好幾代了，莒只是祖籍，劉勰生於鎮江附近。定林寺則為金陵名剎，劉勰在裡面生長，後來又奉梁武帝之命，在寺中校閱佛經。梁武帝時，山東莒縣歸他管嗎？劉勰能在這裡寫《文心雕龍》嗎？
劉勰一生都跟定林寺有關。從少年到成人，做僧祐的助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後來被推薦到梁武帝身邊，做梁武帝弟弟、兒子的秘書等等。最後梁武帝又派他回到寺裡，出家了。
這樣平淡無奇的經歷，卻被龍學家們讀出兩大意義。一是《文心雕龍》深受佛教影響。二是他做過東宮通事舍人，服伺過昭明太子蕭統。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地要去說他們關係如何如何密切，甚至劉勰參與了《文選》的編輯。
第一項就是個大烏龍。研究者不懂佛教，卻充滿了想像，老想把《文心》跟佛教扯上關係。
像范文瀾說《文心雕龍》之所以叫「文心」即與佛教有關，引慧遠法師的《阿毗曇心序》為證。又說《文心雕龍》書結構完密，上半模仿了佛教的「界品」，下半又模仿了「問論」。因此結論是：劉勰此書「蓋採取釋書法式而為之」。
其實界品是《具舍論》的九品之一，講諸法的體性。乃小乘說一切有部經典，陳天嘉四年（563）才譯出，劉勰怎麼去模仿它？而其中的界，指的是「諸法無自性」的性，跟文體的分類毫不相干。範先生看到「界」字，以為是指一個區域，所以覺得好像跟文體的區分有些類似，實則全是誤會。
後來周振甫、王元化等一大堆人說《文心》的結構和思維是受了佛教因明學之影響，也根本不曉得因明學在我國完全不重要，經論幾乎不譯，南北朝期間僅譯《方便心論》《回諍論》《如實論》三部而已，當時僧徒皆不習此業。且後兩種譯於劉勰寫書之後四五十年；第一種譯於平城，北魏文成帝或孝文帝時，僅一卷，也不可能影響到劉勰。
其他議論蠭出的先生很多，而每況愈下。近年還有人抓住劉勰「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這句話寫了一大本書，說劉勰歸心佛教，以般若學為最高境界。不曉得這只是專指僧肇《般若無知論》在那一堆談空說有的人裡面最為突出罷了。
這都是因為對《文心雕龍》的宗旨無所把握，故或說它屬於佛、或說它屬於道（這個道，倒不一定指道教，而是說他與老莊及玄學的關係）。攝相失焦，遂看出了無數幻影。
對《文心雕龍》與《文選》關係的認識，也與此有關。
從黃侃以來，大家都說兩書宗旨相同。實情恰好相反。《文選》雜出眾手，其中昭明太子最得力的助手，也姓劉，但不是劉勰，而是劉孝綽。劉勰則在當東宮舍人時已入暮年，太子才十六、七歲，兩人關係不可能太密切。而且兩人文學觀南轅北轍，昭明太子不論經史，獨重翰藻，劉勰卻是要宗經、徵聖的。
宗經徵聖就是《文心雕龍》的宗旨。劉勰夢想繼承孔子，但不能像經生那般也去註解經典，乃改而論文，想藉此發揚聖人思想。故其文論是與經學緊密結合的，所有的文體都推源於五經，五經也是最高的典範。對各文體，他都依古文經學的講法去做闡釋。結構嚴密，則是說經之書的慣例，惹得不懂經學的現代學者大驚小怪。
今人又沒常識，一說六朝，就從魏晉玄學上去扯，說《文心雕龍．原道》即是道家之道。殊不知那時是世族社會，而世族均須以經學禮法傳家。故《隋書‧經籍志》所錄，經部高達七二九〇卷。其中禮學最盛，春秋學次之。史部更從《春秋》獨立出來，有書一六五五八卷，均遠遠高於道家。劉勰本人更是反道教的，還專門寫過《滅惑論》。
凡讀書，最需掌握宗旨；把握不住，便成遊談。龍學成為遊談很久了，佛呀、道呀、文術呀、理論呀，雖也說得很熱鬧，但真正的研究恐怕才剛開始。我的《文心雕龍講記》，便是新生之號角。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