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以來，對海外中國文學理論的譯介和接受的考察已日漸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在半個多世紀曆程中，通過中西學者共同的努力，中國傳統文論的海外譯介與接受取得了諸多實質性的進展。釐清《文心雕龍》的海外英譯譜系，以及藉助世界最大的聯機書目資料庫WorldCat，對五位《文心雕龍》的重要傳譯者進行考察，對他們的譯介與研究實踐以及效度問題作具體分析，可以為中國傳統文論「走出去」的路徑提供學理性反思與探索。
關鍵詞：中國文論 《文心雕龍》 英譯 接受 跨學科
作者：戴文靜，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鎮江 212013，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後（上海 200433）。
一、《文心雕龍》海外英譯譜系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統的文學理論專著，也是文學批評史上最為重要的經典著作。它體例周密、論旨精深、論據詳備，可與《詩學》相媲美。對於這樣一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經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經歷了一個怎樣的譯介歷程呢？「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是中國的學術傳統，這一方法同樣適用於考察《文心雕龍》海外英譯譜系。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個《文心雕龍》英文全譯本誕生以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個英文全譯本和八個英文節譯本。現撮舉下表（表1），以備說明。
如表1所示，與其他中國文學典籍的譯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龍》海外譯介的主力是華裔漢學家，其全譯本數量還是相對偏少。從英譯本的總體情況來看，海外譯者由一開始的單篇節譯到後來的多篇節譯，其翻譯完成度越來越高，足可見海外《文心雕龍》譯介力度與受眾關注度的加強。從其出版發行地而觀，一半為美國高校，歐洲和香港僅各佔10%，可見美國作為當今漢學中心的重要地位及傳播力。此外，可見《文心雕龍》海外英譯出版機構的主體為美國知名高校出版社，如哈佛大學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等；傳播受眾主要集中於歐美高校學術性讀者群。由此可見，其傳播範圍仍有極大的提升空間，有待從學術群體向普通大眾進行拓展。
縱觀《文心雕龍》海外英譯歷程，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1950—1960）為譯介的肇始，以施友忠英譯本誕生為主要標誌，包括之前戈登和修中誠的部分譯介。受冷戰思維格局的影響，北美漢學界最初接觸到的中國文學僅囿於哲學文本，而後涉及詩歌，最後才開始譯介文學理論這一抽象領域。在這一階段，中國文論的譯介尚處於摸索期，直至施譯本的出現，海外才第一次開始關注中國文學理論。第二階段（1961—1990），這一階段為譯介的發展階段，新儒家提出關注「天人合一」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等思想，西方對東方萌生了解之願，於是海外學者轉向中國學研究。這一時期中國古代文論的譯介主體是華裔學者。首個全譯本的誕生，催生了華裔漢學家譯介本土經典的願望，加上這一階段美國亞洲研究熱度的升溫，以及華裔漢學家人才匯入北美高校，美國本土的漢學教授不僅樂於與母語為中文的人才交流與合作，也更願意傾聽來自中國的聲音。這些華裔漢學家以其中西兼通的學養，不僅完成英譯工作，還從比較視野闡釋了《文心雕龍》的精言奧義，推動了《文心雕龍》在北美傳譯的整體進度。1962年，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在翻譯《紅樓夢》之前，就已開始翻譯《文心雕龍》中的五篇，並將譯文發表在《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上。很多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學就是從閱讀這本雜誌開始的。從創作論到文學鑑賞，他們選譯了《神思》《風骨》《情採》《誇飾》《知音》這五篇內容。可見，他們的理解是側重於文論的核心思想。此節譯本的出現，使整個北美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邃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使諸多不諳中文的海外學者以及對中國文論抱有偏見的人士，逐漸對有別於自己傳統的異質文化詩性智慧有所認識並從中獲得啟發。這一階段中劉若愚的節譯本對《文心雕龍》的海外譯介也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他是海外中國傳統詩學的領軍人物，在將中國文學理論推向世界舞臺方面作了可貴的嘗試。在其著作《中國文學理論》中卻有大量《文心雕龍》的譯文，該書兼採中西文學思想和批評方法之長，曾一度因其耳目一新的文學理論形態而引起西方學者們的普遍重視，在向西方讀者、學者傳播中國傳統文論精華及其特點方面具有開啟之功。中外許多學者如黃維樑、葉維廉、餘寶琳等都受其研究方法的啟發並有所借鑑。第三階段（1991年至今），此階段為譯介的高潮階段。這一階段以華裔漢學家及本族漢學家共同譯介為特點，出現了選譯章節最多的節譯本和兩個全譯本。其中在當代西方漢學家中，對《文心雕龍》傳播和研究貢獻最大的首推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比較文學系教授宇文所安。他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專著中用多於三分之一的篇幅翻譯了《文心雕龍》中的十八篇文章。該書在海外漢學界久享盛譽，它為世界讀者理解中國文論架設了溝通的津梁，也為我們找到了一條可以突破舊有中西文論體系，在互動互識中通過雙向闡發而產生新思想、新建構的途徑。進入21世紀後，向世界推介並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項基礎工程的「大中華文庫」項目正式啟動，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南堡傳播學院及社會學系副教授楊國斌再次全譯了《文心雕龍》。此外，在這一階段，《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手冊》《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國古代經典文學》《東方研究手冊》《含英咀華集》等海外中國文選專集，也對《文心雕龍》進行了介紹及選譯。至此，中國古代文論已成為海外漢學中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並以全新的面貌進入海外文學批評家的視野。
從譯介分布的節點來看，《文心雕龍》的譯介歷程跨度半個多世紀。三個全譯本的出版時間正好與表中兩次譯介高潮的時間一致，分別是第一階段的20世紀50年代末和第三階段的20世紀90年代末。僅1959—1970年短短十餘年間，受美國洛克菲勒、紐約卡內基基金資助，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伯克利大學、華盛頓大學、康乃爾大學等多所美國知名高等學府都相繼設立了東亞語言及文學系等一大批中國研究科系，從歐洲和亞洲引進了大量的科研人才，並成立了遠東研究促進會及哈佛燕京學社等多個重要學術團體。在此熱潮影響下，成批出現了由留學生撰寫的以中國古典文學為題的英語博士論文。其中有的留學生還從其他專業轉到中國古典文學專業，並將此作為自己的業餘愛好甚至職業。無論留學生們如何在學術領域進行跨專業流動，有一條是確定無疑的：他們充當了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生力軍，並形成深刻改變了海外漢學研究格局的華裔學術群體。如劉若愚、施友忠、徐復觀、陳世驤、高友工、孫康宜、林順夫、黃維樑、葉維廉、柳無忌、塗經治等。這些人基本上是在中國國內獲得學士學位後出國深造的，畢業後留在英、美任教並從事與中國古典文學相關的研究。他們站在中國文化彼岸的西方，又從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反觀與重構中國，在這種文化碰撞與交融的重重張力中，創生出許多帶有全球性特徵的卓見和新知。此外，美國東方協會、亞洲研究學會、美國中國研究協會以及《亞洲研究期刊》和《美國東方學會期刊》等一批高校外的學術團體和期刊的創立，使得海外漢學整體的研究實力劇增，更有利於《文心雕龍》海外傳譯，隨著施友忠第一個英文全譯本的問世，海外《文心雕龍》譯介打開了新局面；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西方詩學及文學作品大量譯介到國內，國內本土的傳統文論和西方詩學不斷交匯、碰撞，又激發了華裔漢學家反觀本土傳統的自覺。在對話與互動的中外學術空間裡，大批《文心雕龍》的英譯本相繼出版。在此帶動下，大量有關《文心雕龍》的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著作也相繼問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海外「龍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二、《文心雕龍》的海外接受
梁啓超早年說過，在中國研究中國，在亞洲研究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國，這是研究中國的三種境界。如今我們要在世界範圍內研究中國文論，首先要弄清楚世界範圍內《文心雕龍》的譯介、研究的現狀和效度問題。下文將結合施友忠、劉若愚、宇文所安、黃兆傑和蔡宗齊五位具有典型意義的傳譯代表，對他們的譯介與研究實踐以及效度問題作具體分析。
作為《文心雕龍》首譯人的施友忠，在1983年香港大學出版的修訂版中，將自己所撰寫的《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古典主義》和《劉勰的有機整體觀》兩篇學術研究論文附在其英譯本的長篇導言中，並將譯序部分重新整理為「劉勰以前的文學批評」、 「劉勰及其文學批評」（此部分又分為:「劉勰其人」「劉勰的古典主義」和「劉勰的綜合全面的文學觀」）和「後世學者對《文心雕龍》的評價」三部分，較為詳實地介紹了作者的創作背景及文學觀，他提出劉勰的宗經是古典主義者的體現；並認為劉勰論述結構嚴謹，有機整體觀是全書運思的總體原則。此外，他還在文末增補了關鍵詞彙表，便於讀者查詢和研究。事實上，前一篇學術研究論文，是在施譯本誕生前就已發表，可見作為學者型譯者的施友忠對《文心雕龍》推崇備至。翻譯的同時，他始終不忘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並將自己的研究融匯到譯作的註解中。例如他努力向西方讀者普及贊語的文體知識，他對《原道》篇的贊語採用這樣的詮釋：「此書中的贊語是一種四字帶韻律的詩歌。正如劉勰在第九章《頌讚》中所說，『然本其為義，事在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對於贊語的功用，劉勰又說，『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贊語的作用是輔助解釋主題，傳遞主題的價值判斷或對主題進行歸納總結。」這樣的注釋融入了施氏對原文的深刻理解與貫通領悟。又如，施氏對《徵聖》篇贊語的第一句中「妙極生知」的解釋，引用《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向西方讀者解釋原文中傳統術語「生知」的文學來源。譯作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施氏採取這樣的譯釋並舉法進行翻譯，無疑有助於並深化西方讀者對其譯作的理解。一定程度而言，此舉提高了譯本認知度的同時，也有助於譯本在異質文化區域的迅廣流傳。
劉若愚是第一位嘗試用英文向西方讀者全面介紹中國文學理論的華裔學者，在英美漢學界，是很有名望的學者。他專治中國古詩和文論，著述宏富。他深諳西方讀者的特點及需求，在撰寫《中國文學理論》時，對不同類別的讀者採取不同的策略。在進行普及性的介紹時，他儘量避免專門性的討論。因此那些即使不懂中文的讀者，仍然可以了解中國文學理論。對於那些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劉氏又將專門性的討論及參考書的引證歸入注中，他認為這些注以及參考書目和詞彙索引，能為他們找到出處，進行進一步研究。劉氏的譯釋並舉法與施友忠有所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他很少用注，而是直接用明晰易懂的文字在文中進行闡釋。在引用《文心雕龍》作觀點的例證時，劉氏認為此書非專門研究《文心雕龍》之作，因此他認為只有當引文出處對讀者理解原文似有必要，或自己翻譯需要說明時才加注。其二，對篇中具有多義性的「文」字的處理，他以「文」字所指示或隱藏的各種不同概念，依照其在文中所呈現的重要性次序列出。這是因為他注意到「文」字的多義性，認為無法做到僅用一個英文詞來譯介「文」。這樣的譯文給讀者帶來開放性的文本，使其有足夠的理解與闡釋空間。雖然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學理論的嘗試未必成功，但這樣的研究範式無疑對後世海外學者有著深遠的影響。
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思想選讀》也可作如是觀，他的譯作本身就是一個譯介和研究相結合的最佳案例。首先，他對每段選文都作了評論並附上術語集要，這些都是他多年潛心研究的精華。其次，他著書的宏大目標之一就是向西方介紹中國文論。他採用一段原文、一段譯文、一段評析的解說方式，對若干文論問題進行了探討。讀他的文字猶如穿梭在古今、中西兩種交錯的時空維度。通過譯評相融的方式，宇文所安採用譯評相融的翻譯策略，對中西文論進行雙向闡釋，在海外漢學界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黃兆傑在全譯本出版之前就已開始進行龍學研究，他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不僅對《文心雕龍》的重要篇章進行了譯介，還對其中重要思想進行了詮釋。他以大眾譯者的身份出場，採取意譯為主、釋義為輔的歸化的方式，將注釋化解在行內，以意譯加釋義的方式進行了闡釋，簡化了文外注釋。全譯本中更是將自己對原文研究後的理解與闡釋融合在譯文的字裡行間，並在全譯本後增加了書名、人名、注釋等三個附錄，以備漢學讀者所需，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優雅可讀的譯文。
蔡宗齊是近代海外龍學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的學者之一。受1995年北京《文心雕龍》國際會議的影響，1997年蔡宗齊發起並組織了北美漢學家「從當代眼光看《文心雕龍》」的小型國際會議，雖然參會人數並不多，但卻聚集了北美眾多著名漢學家，如浦安迪、宇文所安、孫康宜、林理彰、林順夫、艾朗諾等。2001年蔡宗齊出版了本次會議的英文論文集《中國文心：〈文心雕龍〉中的文化、創造和修辭》。在此研究基礎上，他出版專著《比較詩學結構: 中西文論研究的三種視角》，並節譯了《文心雕龍》中的三篇章節。蔡氏的節譯是基於眾多國內龍學專家的專著之上，如范文瀾、黃侃、陸侃如、周振甫、楊明照、詹鍈等，並參考施譯本和宇文譯本進行翻譯的。它既是《文心雕龍》集大成的現代節譯本，也是蔡氏多年研讀比較文學對中西方文論研精覃思之作。蔡氏從中西詩學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從內文化、跨文化、超文化三種研究維度比較了中西詩學中的重要主題。此書主要是為學術交流使用，但翔實的陳述同時也適合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閱讀。針對以上五部譯本的傳播與接受的效度問題，學界一直聚訟紛紜。為此，筆者專門搜索了世界最大的聯機書目資料庫WorldCat，目前該資料庫可以搜索112個國家的圖書館，包括近9000家圖書館的書目數據。擁有數千萬書目記錄，涉及 10 億多資料。某種程度上而言，WorldCat可以較客觀地顯示出各譯本在全球的傳播及接受效度的現狀。
筆者擷取以下五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英譯本，即黃兆傑的全譯本、宇文所安的節譯本、劉若愚的節譯本、施友忠的全譯本以及蔡宗齊的節譯本（以下簡稱：黃譯、宇文譯、劉譯、施譯和蔡譯），對它們自1979年到2019年這40年間全球館藏量及分布情況分別進行了數據統計。結果顯示，全球共有1317家圖書館館藏了蔡譯本，有1231家圖書館館藏1983年版的施譯本，劉譯本全球的館藏量為477家，宇文譯本為396家，只有黃譯本的館藏量最少，在美國僅有三家。為深入分析，本文對五譯本的全球館藏數據進行了量化分析（表2）。
首先，從區域而觀。如圖所示，五部譯作的共同特點是其在北美的藏書量比率均在75%以上，即它們各自在北美的藏書量佔全球總量的3/4以上。由此可見，北美館藏總量雄居各大洲之首，歐洲暫居第二，而非漢學中心的拉美、澳洲、中東、非洲等區域則館藏量相對偏少，部分甚至為零。從另一側面而言，中國傳統文論在這些非漢學中心區域待有極大的傳播空間。北美館藏量第一，良有以也。北美雖然沒有日、韓等國近鄰的地理文化優勢，研究歷史也沒有日、韓長，但自20世紀中葉以來，其強大的研究團隊、獨特的研究視角及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全球漢學研究的領軍者。就英國而言，四世紀以來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出版了300餘種，博士論文完成了30餘篇，就絕對值而言，這些譯、論著的數量不少，但如果和美國相比，則相距甚遠。雖然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起步比英國晚了兩三百年，但僅20世紀以來，現有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相關書籍及博士論文就已達1000餘種。現在全球有近萬名專業漢學家，僅美國就有六千多名職業漢學家，每年畢業的漢學博士有近千名，海外出版的漢學著作有幾百部之多。20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積極資助學術跨學科的區域研究，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北美漢學研究進程。在此語境下，西方漢學中心由歐洲轉移至美國。以美國為主的北美漢學獨樹一幟，研究內容、方法、理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歐洲傳統的古典研究集中在中國傳統人文研究領域，北美漢學則將其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的各個方面，出現了「中國學」（Chinese Study）。實際上，無論是中國學還是漢學，其研究基礎、範式、內容與方法常常是互通互指、互為表達的。作為當今漢學的研究中心，北美學界尤其是美國在目前世界文論生態系統中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已日益成為中國傳統文論海外傳播與接受的重鎮。
其次，從譯本而觀。施譯本所佔的藏書比例最高，施氏開創《文心雕龍》海外譯介之功自不待言，其譯本傳播效果明顯優於其他譯本。黃譯本全球館藏量最低，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出版發行機構有關，因為其他四部譯作均由美國各大高校出版社發行，而黃譯本只在國內的香港大學出版發行過。此外，作為大眾譯者的黃兆傑採取意譯為主，釋義為輔的翻譯策略，其譯本中譯釋結合較少，全文只有少量引文，而無注釋。中國文論作為一種元語言，本身含有高度的抽象性，淺化的翻譯可使普通受眾了解《文心雕龍》，但無法進入文論本身，理解其真正的精髓。這也是黃譯本藏書量較少的另一原因。仔細觀察，除黃譯本外，其他四個譯本在歐洲的館藏量僅次於北美。很顯然，歐洲已成為館藏《文心雕龍》譯本數量居於第二的大洲，而經濟、教育相對落後的非洲館藏數量相對較少，除南非及鄰邊的波札那有少量館藏本外，其他非洲國家圖書館沒有任何《文心雕龍》譯本，可見《文心雕龍》在非洲還有很大的傳譯空間。總體而觀，宇文譯本和蔡譯本在全球的分布相對均勻，全球各大洲圖書館均有他們的譯本。其中蔡譯本不僅佔據全球館藏總量第一，而且各大洲均有其藏本。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全球化時代，擷取具有中西普適性意義的中國文學理論，並對其進行編譯、重寫、闡釋及對比，要比淺化的翻譯方式更易於在異質文化區域內的流傳與接受。同時也說明了，隨著中西文論交流的不斷深入，《文心雕龍》的海外傳播已從一開始譯介為主、研究為輔的階段走入研究為主、譯介為輔的階段。在對話與互動的中外學術空間裡，大批《文心雕龍》的英譯本相繼出版。在此帶動下，大量有關《文心雕龍》的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著作也相繼問世。蔡譯本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他同樣是從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的理論框架談起，但蔡氏汲取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中試圖直接套用這一模式的教訓，只是以此為參照系，通過內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這三個視角進行理論反思，這樣做有助於揭示中西詩學中文化特殊性與共性的動態關係。事實上，此節譯本的成功，不僅是對海外中國傳統文論的一次深刻解構，也是對「以西釋中」的傳統中西詩學關係的一次有力反撥。正如他曾指出，一些學者傾向於把西方的批評術語、概念和範式看作是普遍有效的，並將它們應用到涉及非西方傳統的研究中。因此當中國的批評術語、概念和模式這種對中國詩學的特殊性常常被迫進入這一框架，並沒有表現出關鍵系統所要求的那種內在一致性時，這種所謂的缺乏系統的連貫性一直被誤認為是中國詩學的一個突出的、文化特有的特徵。事實上，這種看似「缺乏系統性」的中國傳統文論是建基於以過程為基礎的系統學，而非西方詩學那種以真理為基礎的系統學。此外，中西詩學之間的平衡和建設性對話可以帶來相互啟發的無限益處，只有我們平等對待中西方詩學，我們才能欣賞到各自的文化特性，從而豐富世界文論的多樣性。蔡氏通過宏微觀相結合的方式在上述三種視角中審視中西方文學批評，試圖達到研究廣度與深度的最佳平衡。他成功地打通譯介與研究的邊界，將《文心雕龍》的節譯內容以西方普通大眾接受的形式巧妙地編排進其研究性的介紹文字中，作為其觀點的例證，使其置於更廣闊的視域下，在中西文論雙向闡釋與跨文化研究中，藉異識同，藉無識有，使讀者既能尋到中西詩學各自發展歷程中的內在脈絡，也能克服中西方比較研究所固有的相似論和差譯論的偏見。由此可見，這種宏微結合、譯研兼容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範式，助推了《文心雕龍》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儼然已成為當下海外中國傳統文論研究的新趨向和新增長點。
客觀而論，圖書館的性質決定了譯作的閱讀情況及傳播人群的結構，由此可以窺見《文心雕龍》海外傳播與接受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發現，其譯本的館藏機構一般為學術性、研究性的大學圖書館。然而有趣的是，蔡譯本的館藏分布不僅局限於研究型大學圖書館內，在社區及行政公共圖書館內也有，這表明《文心雕龍》乃至中國文論的閱讀人群和傳播範圍已開始擺脫精英小眾化路線，從傳統大學、研究機構逐步深入各洲的主流社會中去，逐漸在大眾群體中傳播開來，這是《文心雕龍》傳譯進程中的一個突破性進展。從另一層面而言，經過西方學者及華裔漢學家的共同努力，中國文論已成為世界文論中不可忽視的一股聲音。
三、中國文論「走出去」的路徑思考
中國文論，尤其像《文心雕龍》這樣的古典文論，在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形成的表述方式，是中國文學的元語言，是一個需要細心探究的課題。可以說中國文學的觀念和內涵都凝結在文論的表述裡。因此，無論從當前中國文論「走出去」的大環境來看，還是從中國文論本身長足發展的生態體系來看，中國文論外譯，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對其進行深刻把握顯得尤為關鍵。可得出兩點啟示：其一，蔡譯本的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比較詩學的傳播視角，取決於他打通譯介與研究的邊界，擷取具有中西普適性意義的中國文學理論，以及對其進行編譯、重寫、闡釋的翻譯方式將其融入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之中。事實上，譯介與研究具有很大的共通性。首先，譯介和研究同時交錯進行，是不斷促進文化積累與創新的過程，兩者都是原作生命延續的一種表徵，也始終是一個更接近原作，而永遠未完成的過程。其次，兩者同質異形，都含有文本內的考察過程，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存異求同。此外，兩者都具有跨文化的性質及闡釋和傳播功效。譯介本身就是一種闡釋和傳播，對作品的選擇和闡釋本身也暗含了譯者和傳播者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判斷。與此同理，研究或者文學評論也是從當下語境出發，訴諸譯作，對原語文本的現實意義和學理價值進行再闡釋和再評價，因為闡釋和評價是評論者或研究者的主要任務。通過研究，原作得以在新時代語境下重新闡釋，煥發新意。從這一層面而言，打通譯介與研究視域，並將中國文論置於全球化詩學語境之中，在中西融合的世界文學立場上，進行中西同題對話，從中國經典文論的詩性言說傳統中發掘具有現代性價值的言說方式及思維方式，研究它與其他文論的關係，使其成為正在進行中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文論的海外傳播已從「譯介為主、研究為輔」的第一階段步入「研究為主、譯介為輔」的階段。換言之，中國文論海外傳播已從語言、內容傳播進入思想傳播階段，蔡氏全新的中國傳統文論海外傳播的跨學科闡釋方式，是應和比較詩學跨學科研究趨勢的真實寫照。他重構形式，還原意義，思想著作被置換成另一種語言精神，在探索中西詩學特殊性和共性中尋求中西理論契合點，進而使其理論逐漸被接受與吸收，可以說這種充滿了創造力的改寫具有積極的跨文化傳播意義，正如海德格爾曾說這種重組式的改寫「會對文論本質投以新的光芒」，使中國傳統文論更具現代性傳播價值。這是後現代語境下對非西方文論「異」聲的一種尊重，是新時代語境下中國傳統文論的創造性改寫，是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型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國文論「走出去」的應然之象。
其二，中國文論真正「走出去」還有賴於文論的實際運用研究，擴大其在異質文化中的闡述空間。文學理論源於文本，也將歸屬於文本，我們應盡力將文學理論放回他們的闡釋域境中去，才能賦予其現世生命。蔡譯本在比較視野下，進行平行個案研究，採擷中國文學作品作為例證，使其更具說服力。從這一層面而言，中國文論和中國文學道器相彰，應相互結合共同走出去。中國傳統文論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賦予其現代活力。我們在了解自身文論特點的基礎上，必須創造條件，結合文學作品對這些基本特點加以現代化解讀，這種解讀融匯古今中外，激活原有的優質基因，使其在今天的文學土壤上繼續生發，在跨文化語境中進行價值重估與理論重構，向未來展開一個新的起點。基於中國文學作品之上的中國文論才能行之有效地與西方文論進行雙向闡釋。與此同時，結合中國文論的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步伐才能更穩健，才能在文明的互鑑和互通中，超越西方文論的囿限，自鑄偉辭，走出自己獨特的理論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