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7日訊，鄭小瑛，1929年出生，6歲開始學鋼琴，20歲就讀中央音樂學院時被蘇聯合唱指揮專家杜馬舍夫選中，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性合唱指揮家，隨後又被選派到蘇聯國立莫斯科柴科夫音樂學院進修交響樂、歌劇指揮，期間在莫斯科音樂劇院成功指揮了義大利歌劇《託斯卡》，成為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指揮臺的中國指揮家。鄭小瑛先後擔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組建第一支志願者樂團「愛樂女室內樂團」，創建廈門愛樂樂團。2013年，鄭小瑛離開廈門愛樂，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同時，致力於中文版歌劇的推廣。
3年前離開廈門愛樂後，鄭小瑛便很少出現在舞臺上了
掰著手指頭算了好幾遍，也不相信出現在記者面前的鄭小瑛已經87歲高齡了。一身黑衣，脖子上搭著一條明黃底色的絲巾，聲音洪亮，步履穩健。淡妝，皮膚有這個年齡正常的鬆弛和皺紋，卻紅潤乾淨，最難得的是眼神，散發著清澈而堅定的光芒，如孩子般純淨。
3年前離開廈門愛樂後，鄭小瑛便很少出現在舞臺上了，這次來到北京是應瀋陽交響樂團的邀請，為這個年輕的民辦樂團執棒，參加國家大劇院兩年一度的交響樂之春。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鄭小瑛就在大劇院接受了一個電視欄目的專訪，她化完妝坐在椅子上，耐心配合工作人員試話筒、調試畫面，一直面帶微笑地看著年輕人們忙忙碌碌，像看著自己的孩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歌劇和交響樂在中國遭遇寒冬，人們對高雅藝術的認知幾乎為零，當1978年中央歌劇院復排歌劇《茶花女》時，擔任首席指揮的鄭小瑛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痛徹心扉」，「歌劇《茶花女》最開始有一段非常優美悽婉的序曲，表現作曲家對茶花女命運的同情，需要一個非常安靜的欣賞環境，但是觀眾席裡鬧哄哄的，還有吃瓜子吃榛子的，我們根本沒法開始，因為人們壓根不知道樂池中有人要演奏了，以為大幕沒有打開就沒有開始。演出中間還有人趴到樂池邊上問，『這是什麼戲啊？怎麼一個勁地唱不說話啊？』還有人說，『你看這裡還有個人打拍子呢，怪不得那麼齊呢！』」
鄭小瑛知道僅僅心痛是沒有用的，她嘗試開演前拎個小錄音機到處吆喝，告訴大家跟她走可以聽到歌劇欣賞的講座，於是她身後的人越來越多。就這樣鄭小瑛演到哪講到哪，感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還有觀眾頭一天不知道有講座，第二天再買票接著聽的。鄭小瑛像導遊一樣引導著人們走進經典音樂世界，一講就是40年，「現在還有聽眾跟我說，我是50年前聽到你的講座才明白歌劇是怎麼回事的，現在我是個愛樂者。前幾天還有一個副市長對我說，他30多年前還是大學生時聽過我的講座，一定要對我表達感謝。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人這樣看重一場演出和講座，但當幾十年後，有人站在我面前說我對他的人生有影響時，我特別感慨。」
鄭小瑛說自己一輩子的工作就是普及和分享音樂，儘管一路艱難，但她堅信「陽春白雪，和者日眾」。上世紀80年代末流行音樂風靡一時，對交響樂歌劇等集體表演藝術衝擊很大，「港臺歌星一個晚上幾十萬，一部歌劇的主演除了很低的工資外補助只有每場5塊錢，這種不公平讓大家消極怠工，一些文化部直屬單位乾脆都不演出了。」鄭小瑛看不下去，她想讓孩子們知道除了流行音樂還有其他經典音樂，於是在她的號召下一些女音樂家走到了一起，新中國第一支女子志願者樂團「愛樂女」成立了，因為是自發組成的樂團，沒有資金和政府的支持，最慘的時候連排練的地方都沒有，就借別人的地下室，有一天下雨地上都是水，她們就搬了幾塊磚頭，踩在磚頭上排練。女樂手們帶著大提琴擠公共汽車，鄭小瑛騎著自行車頂著北風去排練更是常事。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7年時間80多位藝術家不計報酬地演出了近300場。
年輕時鄭小瑛是登山愛好者，每次出行都是走在隊伍最前面的那個人，披荊斬棘為大家找路，在交響樂歌劇事業上，她也擔當的是這樣的角色。上世紀90年代擔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的鄭小瑛因為不滿當時鐵飯碗、大鍋飯的分配體制，憤然離開自己最深愛的舞臺，而現在看來她的藝術生命最精彩的華章也正是離開體制的那些年。
1997年鄭小瑛接到廈門政府的邀請，提出可以按她自己的想法組建一個樂團，她毫不猶豫就去了，但就在去之前的一次體檢中，鄭小瑛被查出患上了直腸癌，這也沒能讓她停下腳步，做完手術就來到了廈門。「當時在廈門一個熟人都沒有，也沒有穩定的經費，我沒有提任何個人條件，嚴格要求自己，用理想和希望來安撫大家。」鄭小瑛回憶當年廈門愛樂的創建過程依然很興奮，「我們的樂手都是剛剛畢業的孩子，很單純，我告訴他們我不能許諾你們有高工資，或者可以出國，但可以保證在藝術上有收穫，努力為大家爭取合理的報酬。」
在這樣一個健康單純透明的環境裡，廈門愛樂成長迅速，15年間演奏了1200場音樂會，把一部表現客家人奮鬥史詩的交響樂《土樓交響》帶到11個國家80多個城市。
儘管從職業要求上看，指揮並不存在性別上的差異，指揮水平如何是因人而異，而不是因性別而異，但是這麼多年鄭小瑛怎麼都繞不開「女指揮家」這個身份。對於女性身份，鄭小瑛一開始並沒有特別的意識，直到上世紀90年代她到美國訪問拜訪了一位高齡的女指揮家。「她的性格非常直爽，她問我中國是否歧視女指揮家，我說我是我們國家歌劇院首席指揮，她只說了四個字，『你很幸運』。過幾年她去世了，我收到朋友從費城寄來的報紙，上面是一篇悼念她的文章，題目是『一個沒有被認識的天才』，大意是她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指揮家，如果她是男性，她應該享譽世界，我這才知道她當時為什麼那麼委屈。」
鄭小瑛當年在哈佛大學講座，下面有人問，「你是怎麼戰勝那些男人的？」鄭小瑛回答得很從容，「我沒有個人奮鬥史，我的工作和前途都是領導安排的，領導看到我有才能，交給我的任務能很好地完成，信得過，於是有機會深造就叫我去，學習成績優秀就委以重任，僅此而已。」
鄭小瑛很慶幸在她成長的年代沒有遭遇性別歧視，「我確實很幸運，當我有機會走出國門，了解到世界上有一批非常有才華的女性指揮家，但是她們沒有機會展示自己，在我國也有一些女指揮在二線非常活躍，在交響樂團在歌劇院做著打底的工作，承擔很重要的排練工作，但沒有更多機會讓人們認識。不過近10年來有了明顯變化，已有一批年輕有才華的女指揮頻頻在世界舞臺上亮相，也包括在多個國際樂團中擔任音樂總監的我國女指揮家張弦。」
在與音樂有關的職業裡，指揮是最長壽的，鄭小瑛把這歸功於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平衡，「指揮是舵手，一艘船在大海上起伏，航線稍有偏離，舵手就要發現並馬上調整過來，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航船往前走了，你也可以享受這份成功。」
2013年，鄭小瑛離開了廈門愛樂，很多年不鍛鍊，也沒有時間關心一下自己的她終於「自由」了，她開始每天走一點路，她說生命在於運動，生命有音樂就有活力。
就在2014年鄭小瑛又做了一次手術，現在依然吃藥並定期接受治療，但她從來不把自己當病人，「不要太看重這個事情，不要恐懼，以至於害怕到自己提前死掉，生命本來就是有限的，我已經很幸運了，唯一覺得遺憾的是病來得太早了，有些事情還沒做完，那怎麼辦呢？那就趕快做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