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牙哥朝聖之路

唯有山嶽、峽谷、丘壑、湍流才可通向旅行的萬神殿，或許這些看上去襯託了努力和孤獨的精神……荒涼的景致，缺乏繁茂之象，人際罕至，壁立千仞，與旅行的幸福感相去甚遠，卻可體會到《藍色旅行指南》的趣味所在。［1］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神話學》（Mythologies），1957

在《神話學》中，羅蘭·巴特對《藍色旅行指南》（Blue Guide）裡針對西班牙所構建的資產階級神話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揭示出指南所表現出的將宗教藝術作為文化基本價值的資產階級姿態的單一性。巴特認為，指南「通過把地理風貌簡化為歷史遺蹟的無人居住世界的描繪，表現了一種神話……」［2］然而，同今日將旅行者困陷其中的大眾旅行指南相比，《藍色旅行指南》無疑展示了一種區別於世俗的旅遊方式，為21世紀的旅行者提供了一種想像的空間。

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為指南中所描繪的景致提供了一種證據，朝聖者沿途必經的陡峭山路、幽暗密林和荒蕪的沙漠與人們腦海中西班牙中世紀風情的街道、綿延的海岸線、茂密的橄欖樹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朝聖路上鮮有城市的喧囂，即便選擇夏季出行的朝聖者或遇上潘普羅納（Pamplona）奔牛節狂歡周，卻也能做到絲毫不為之所動。

在陽光海岸（Costa del Sol）和伊維薩島（Ibiza）成為旅遊勝地一千年前，西班牙西北部的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便已成為歐洲基督教朝聖地，每年吸引成百上千的朝聖者。據傳說，聖詹姆斯（St James）的遺體被人用船從耶路撒冷運到西班牙，然後埋在聖地牙哥。據傳說，不久之後，「聖詹姆斯騎著白色戰馬，出現在裡奧哈的戰場上，打敗了摩爾人，成為了永遠的聖詹姆斯·馬塔莫羅斯，西班牙光復運動的守護者。」［3］人們瞻仰他的墓碑，捐出大量資金，確保他一直守護西班牙。

2013年的夏天，我沿著「法國之路」（the French Way），從庇里牛斯山腳下的法國小村莊出發，步行到西班牙西北部的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在這段為期一個月的旅行中，我以朝聖者的身份介入到日常的徒步活動當中，並以攝影師和研究者的視角在沿途拍攝了一系列風景和環境肖像，最終完成一組有始有終的影像和文獻資料，作品正是通過抽取風景中具有符號性的隱喻，嘗試用圖像、聲音和文本創造出一種對「法國之路」在時間和空間的冥想。

由於項目本身並非關注朝聖者的個體經驗，因而在有限的篇章內，本文的目的則是通過以五部分文字對作品的創作提供了註解。

緣起

我對研究朝聖之路的興趣始自2012年一次為期三個月的伊比利亞半島旅行。在參觀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期間，我在教堂中見證了世界上最大的香爐從頭上飛過的壯觀場面，彼時，不斷有背包客進到教堂，安靜的加入到彌撒的行列中，人越聚越多。轉身走到廣場上，身邊的背包客有人喜極而泣，有人興奮地同每一個路過的人擁抱；還有一行幾十人的自行車隊正在接受電視臺的採訪，面前這一切都讓我陷入迷惑之中。

於是，我在老城中的朝聖博物館找到了部分的答案。眼前琳琅滿目的物件來自過去幾個世紀中朝聖者的紀念品，我站在一面展示中世紀「扇貝」的陳列前，盯著它足足五分鐘之久。有關聖地牙哥的傳說有很多，最著名便是來自扇貝的故事。人們認為，聖詹姆斯的遺體在加利西亞的海灘被找到時，全身為扇貝所覆蓋，因而貝殼成了人們聖地牙哥朝聖的勳章。大多數朝聖者會選擇帶上一枚扇貝，來象徵自己這趟朝聖之旅，它也成為人們區分普通旅行者和朝聖者的標誌。

在接下來半個月裡，我從加利西亞到巴斯克，再到庇里牛斯山脈由東而西的公路行中不斷遇見逆向而行身上掛著扇貝的朝聖者們，一種自我挑戰的欲望不斷加深。直到一年後的夏天，我在馬德裡度過極其愜意的三天，接著乘坐火車去到了潘普羅納寄存下行李，再轉乘巴士到達法國境內庇里牛斯山腳下的聖讓-皮耶德波爾。

然而，此行的目的並不僅僅是單純地去體驗朝聖之旅，它還為我的攝影創作提供了實踐的語境。從早期針對英國觀念藝術家理察·朗（Richard Long）和漢密斯·富爾頓（Hamish Fulton）「行走藝術」的研究，到陸續收集來關於再現朝聖之路的攝影作品，再到大量的文本閱讀，我所關注的重點在於考察圖像是否能夠將朝聖之路這一特別地理區域的時間和空間概念抽離出來，從而構建集體記憶的樣本。 

道路的隱喻

道路是最古老的東西之一。高的和低的，長的和彎的，寂寞的……還有通向永恆的道路，周邊布滿朦朧的花邊，感性的詩人對它們情有獨鍾。［4］

歌德曾說過「歐洲是建立在通往孔波斯特拉市的朝聖道路上的」。1189年，亞歷山大·蒲柏三世宣布，聖地牙哥與耶路撒冷和羅馬一道，並稱為聖城。朝聖熱潮在11世紀至12世紀達到鼎盛，朝聖者人數約有五十萬。沿途很多城鎮就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

對於大部分朝聖者，傳統意義上的朝聖之路始於家門口，終於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然而歷史上也逐漸出現了較為流行的路線，包括葡萄牙之路、西班牙之路和英國之路，其中最著名的路線稱作「法國之路」，它在中世紀時期的宗教文化交流和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官方朝聖指南《加裡斯都抄本》(Calixtinus)於1140年左右出版，而該指南的第五版依然是很多現代指南編寫的主要來源。

近三十年來，人們對到聖地牙哥朝聖尤其熱衷。1987年10月，「法國之路」被歐洲委員會定為歐洲第一文化通道，1993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2012年，192488名朝聖者徒步到聖地牙哥，其中百分之七十的朝聖者選擇了「法國之路」。通常意義上，「法國之路」起點始於法國南部，但地點並不固定，零散線路多達8條，這些小路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庇里牛斯山脈地區逐漸融合，分別經由松波爾特峰（Somport）和伊巴涅塔峰（Ibaneta）兩處進入西班牙國境內，最終匯合於納瓦拉地區的蓬特拉雷納（Puente la Reina），形成一條固定線路，橫跨西班牙北部阿拉貢、納瓦拉、拉裡奧哈、卡斯蒂利亞-萊昂等地區，最終迂迴到達沉靜倦臥在兇猛大西洋岸邊，即被稱為歐洲邊陲的加利西亞地區。根據路程和難度，從聖讓-皮耶德波爾（St-Jean-Pied-de-Port）到聖地牙哥的朝聖路被分成了30-34段。

誠然，個體對朝聖之旅都有不同的體驗，然而它的存在卻有著普世的價值和隱喻。朝聖之路是濃縮的人生旅程。在朝聖路上，每個人選擇的徒步方式都是各自人生旅程的真實寫照：有些人看重路上的每個階段，有些人想找到捷徑，有些人急著往前衝，有些人則選擇放慢腳步。唯有前行的方向是不可逆轉，而目的地終有一個。在我的故事裡，所有路途中的艱辛和愉悅都已成為生命經歷的一部分，超越語言所能表達的範疇。

正如《朝聖的藝術》（The Art of Pilgrimage）一書作者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所作出的總結：「朝聖之路本質上是對生活的終極比喻。前人踏過的路可以成為我們的指引，但有時我們忙碌的日常生活會讓我們迷失。路上沒有遮遮掩掩。生活的道路伴隨我們一生，無論是大路、小路、朝聖路還是人生路，我們始終在路上。」［5］

朝聖之路是通往極簡主義生活的捷徑。與眾人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每日僅需足夠的水和食物來維持徒步的需要之外，朝聖的經歷會幫一個人了解適時放棄的重要性，減輕痛苦，增強幸福感和注意力，也會激發善心和同情心。

如同理察·朗的體會，「同藝術本身一樣，（行走）就像是一個焦點。它去掉了許多東西，於是你可以真正地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將自己置於這些反覆步行地孤獨日裡，或者置於空空蕩蕩地風景中，恰恰我就是在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清空或簡化我的生活，用幾天或者幾星期的時間，使它進入到一個相對簡單卻又聚精會神的行為中。」［6］

世俗的朝聖者

《聖地牙哥朝聖之路》一書的作者戴維·M·吉特利茲（David M. Gitlitz）和琳達·K·戴維森（Linda Kay Davidson）於1974年邁上這條古道，當時連一個同行的人都沒有碰到。就像戴維說的：「20世紀70年代，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朝聖之路僅僅是歷史遺蹟的模糊記憶。他們中有些希望和朝聖者們做生意賺點錢。還有些是為了治癒傷痛，或者是在監獄被判徒步到聖地牙哥，又或者是代表村裡來求雨或者驅趕瘟疫的。」［7］

如今，朝聖者來自不同社會背景，這說明他們對徒步的興趣與期待各不相同。如今，更多的朝聖者們是為著一種生活經歷而非宗教目的而來。無論長幼貧富，無論健康疾病，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聚到一起，走上幾天、幾周或者幾個月。儘管每個朝聖者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腳下踩著同樣的路，這條路艱辛漫長，途中的風景也很有特色。英國藝術批評家埃德溫·穆林斯（Edwin Mullins）指出：「險要群山的光輝攪動著想像的思緒，自我挑戰的冒險拉開序幕。雖然殊途，但終究同歸。」［8］

那麼將神聖拋在腦後，朝聖之路早已成為世俗性的行為。美國人類學家溫迪·J·達比在對英國徒步的田野考察後總結道：「山地徒步作為反覆重演的表演性行為，創造了個人的置於時間和地方的過去……對於一些山地徒步者來說，在徒步發揮聯結作用的過程中，他們與歷史的過去聯繫起來。」［9］

形形色色的人物為我的經歷添加了豐富的調味劑雖然一次次談話和問候雖然已成為過去，但很多人額面孔卻清晰地再現在我的腦海之中。人們原本生活在世界上各個角落，從事著各種工作，而正是這條道路把曾經互不相識的人聯繫到一起。

空間與時間的交織

對風景和記憶的探討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空間與時間的交織，因為記憶中包含的就是過去的地點和故事。［10］莉茲·葳爾斯（Liz Wells）, 《土地的問題：風景、攝影、文化與身份認同》(Land Matters: Landscape Photography, Culture and Identity), 2011

作為基督教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朝聖之路，聖地牙哥沿途的空間與歷史階段共存：一方面，它保留了西班牙中世紀的歷史痕跡，另一方面，它則代表並展現了現代朝聖的面貌。如今，數以萬計的朝聖者踩在前人的腳印上，在村莊、小鎮、河流、高山和肥沃的山谷間之間共同書寫著朝聖之路的風景和神話。

加利西亞大區政府主席菲卓（Alberto Nunez Feijoo）曾為德國攝影師康迪達·赫弗（Candida Hofer）的作品《他們自己的空間》（Spaces of Their Own）撰寫關於朝聖路之空間的文章，他提到：朝聖之路不僅是實體的通行空間，也是交流的空間。它有著自己的商業、哲學或精神上的活力，可以創造並促成商品和知識的交換，並且最終交換在旅程中獲得的某種象徵性意義。［11］2010年，赫弗拜訪並拍攝了加利西亞圖書館，正如她為作品創作所做的註解：「空間有時適合被拍攝，有時不適合——如果適合，那麼它們大多通過時間的空間重疊呈現……如此一來，圖像便代替了空間，成為獨立的主體」［12］。

區別於赫弗針對加圖書館這一象徵性空間所展開的實踐，我在項目中則重點觀看了朝聖之路歷史軌跡中的各種開放空間。我在項目中著重觀看了賦予「朝聖之路」這一特殊文化標誌的場所。根據基督教朝聖史，朝聖路上大部分樓房和紀念碑都是為了朝聖而建。在中世紀，朝聖路上沿途的很多城鎮都建於11至12世紀；除此之外，熱情與互助的傳統也在朝聖路上蔓延開來，一路上可以看到無數宗教或非宗教的醫院。如今，連接朝聖之路的老村莊和小鎮仍然發揮者重要作用。有歷史的教堂、紀念碑和雕像將現代朝聖者與歷史相連。為了滿足現代朝聖者的基本需求，朝聖路上建起了各種庇護所、簡易房屋、露營地和住所。除了這些建築，路上還有少量的朝聖標誌，最常見的現代標誌是混凝土支柱加藍黃色陶瓷瓦片，擺成扇貝形狀。朝聖者還可以看到黃色箭頭。其他的標誌還包括符號和徽章。

與此同時，沿途自然地貌和文化的差異性同樣是我探索的主題。「法國之路」從南到北經過西班牙三個不同地區，分別是巴斯克（Basque）、卡斯蒂利亞－雷昂（Castilla y León）以及加利西亞（Galicia）。雖然同屬於西班牙，但這三個地區卻擁有迥異的自然景觀和文化背景，為作品的創作提供了不同的語境。例如朝聖者在巴斯克境內會路過法國史詩《羅蘭之歌》（The Song of Roland）中提到的戰爭地；朝聖者沿路會看到農舍外牆上的巴斯克旗幟，以及建築上塗寫的政治標語。而在布爾戈斯到裡昂的大平原上，朝聖者將要走過150公裡平坦、炎熱、荒涼的大草原，這漫長而空蕩的道路為原本就艱辛的旅程增加了心理上的難度。隨著離加利西亞越來越近，朝聖者會路過一些小穀倉和種滿橄欖、胡桃和板慄的園子，最後，在加利西亞雨季常常洪水泛濫的道路和小丘的泥濘中艱難行走。

喚醒記憶的空間

攝影評論人菲利普·馬賈（Filippo Maggi）曾在其著作《場域與記憶》（The Site and the Memory）中闡釋了了地點與記憶之間的關係。

地點與記憶，關於地點的記憶以及關於在某地發生的事情的記憶，是通過實物、虛擬、相遇、激發、經歷、期待或者僅僅是想像而得來的。這些經歷由藝術家體會並傳達出來。攝影、解釋以及當事人對記憶本身的角色提出質疑，包括記憶作為一種表現手段逐漸擔負的觀念責任，與時間緊密關聯的形式，首要而不可或缺的狀態，以及象徵某經歷源起的地方。［13］

我在做關於空間與記憶的調查時，著重研究了喬·斯坦菲爾德（Joel Sternfield）和西蒙·諾福克（Simon Norfolk）兩人的作品。斯坦菲爾德創作了一部名為《此地：風景中的記憶》（On This Site: Landscape in Memoriam）的系列作品。他為作品創造了一個場景，讓這些圖片可以而且必須承擔某種功能：召喚以及紀錄悲情。書中共包含了五十張圖片，每一張都放置在書的右手頁，而他簡潔的文字則放在每張照片的對頁，營造圖像的悲劇性。

與斯坦菲爾德類似，英國攝影師西蒙·諾福克所創作的《我近乎無言：種族屠殺、風景及記憶》（For Most Of It I Have No Words: Genocide, Landscape, Memory）是對曾經經歷種族屠殺地區的極佳寫照。他拍攝了那些過去和現在經歷過悲慘事件的地方，其中最典型的包括越南、奧斯威辛、柬埔寨和盧安達。每一幅照片都無聲地勾起人們對殘忍暴行的回憶。

如莉茲·葳爾斯所言：「圖像沒有記憶！記憶是人類特有的，我們在欣賞圖像時，正是通過記憶，喚起了個人經歷與更廣泛的文化印記。」［14］當朝聖者到達終點，朝聖之旅就劃上了句號。但照片、日記和其他物件還在，幫助他們記憶和保存那段獨一無二的時光。

尾聲

在我即將接近目的地的一天早上，一列搭載著218名乘客，於7月24日從馬德裡駛往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的火車出軌，造成78人死亡，145人受傷，成為西班牙半世紀以降最嚴重的事故。火車上的大部分乘客正是趕往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參加於當月25日所舉辦的一年一度的聖周活動。

三天之後，當我和同行的友人共同抵達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時，陸續有人們在教堂外擺放蠟燭，寄託對遇難者的哀思，其中還有人將完成朝聖之路的證書留在教堂門口，以慰借那些逝去的靈魂。在聖地短暫的休息之後，繼續前往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這裡是朝聖之路的重點，在懸崖峭壁之下，是一望無際的大西洋。

在項目第一階段拍攝完成之後，我將路途中所拍攝的標誌場所，例如畫有巴斯克國旗的農舍、蜿蜒崎嶇的山路、暴雨中的密林的照片發回給路途中結識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讓他們各自從中挑選出幫助他們回憶起在某個地方的經歷，並表達出對照片的感受。儘管每位朝聖者對空間的認知都十分不同，但他們的記憶都被關於某個特定地點的照片所喚起。

時隔兩年有餘，當我再次回顧這些照片時，有關朝聖之旅的記憶真實地在腦海中再現，以此延續著我最初邁出第一步時的激情。 

注釋

［1］Barthes, R. (1972) The Blue Guide. In: Lavers, A. Mytholog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p.74.

［2］Ibid,

［3］Kelly, T. (2011) Catalonia & The Spanish Pyrenees. 4th ed. Peterborough: Thomas Cook Publishing. Pp103.

［4］The Way. (2010) Directed by Emilio Estevez. Spain: Fllmax Entertainment [Video: DVD].

［5］Cousineau, P. (1999) The art of pilgrimage: The Seeker’s Guide to Making Travel Scared. Shaftesbury: Element Books Limited. P63

［6］馬爾科姆·安德魯斯編，張翔譯，（2014），《風景與西方藝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4，266頁。

［7］Gitlitz, D. & Davidson, L. (2000) The Pilgrimage Road to Santiago.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8. Mullons, E (2000) The Pilgrimage to Santiago. Oxford: Signal Books Limited. P1

［8］Mullons, E (2000) The Pilgrimage to Santiago. Oxford: Signal Books Limited. P1

［9］溫迪·J·達比著，張箭飛、趙紅英譯，（2011），《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南京：譯林出版社。第226頁。

［10］Wells, L. (2011) Land Matters: Landscape Photography,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p288

［11］Hofer, C. (2010) Spaces of Their Own. Munich: A Schirmer/Mosel Production

［12］Ibid,

［13］Gualdoni, F & Maggia, F. (1998) The Site and the Memory. New York: Distributed Art Pub Inc.

［14］Wells, L. (2011) Land Matters: Landscape Photography,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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