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29 10:52:07 來源：中國紡織經濟信息網
每逢盛會，惠安女就會盛裝出行。（林水坤 攝）
上圖）學者們認為惠女服飾糅合了多民族元素，因此十分獨特。（陳小陽 攝）
（下圖）有學者認為惠安服飾是「敞衣青蓋」的「活化石」。 （水坤 攝）
觀點一
各族影響，
自成一派獨特裝束
依據：紋樣
講解人：黃堅(泉籍畫家、《惠東婦女服飾的傳承與變異》作者之一)
唐朝中葉，因「安史之亂」導致大批漢人南遷，開始進入閩粵贛邊區。在我看來，其對惠東族群的影響也就此開始。此後居住在這個區域的畲、瑤、僚、俚、奚、等諸族群逐漸融入於漢民族之中，同時，不同群體之間也相互影響、吸收，由此也使得惠東地區的婦女所穿的服飾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與諸多族群服飾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聯繫。
在惠東民間曾有一個關於惠女服飾的傷感故事流傳至今，相傳在南宋末年，李文會來小岞隱居，啟程時欲把從海南強行抓來的黎人貴族康小姐納為妻。婚後雖育有兩男兩女，但被迫出嫁的康小姐卻始終怨氣未消。待到女兒出嫁之時，康小姐便把出嫁的女兒打扮成自己被劫時的模樣。其先是將女兒的頭梳成蝴蝶髻，其重20斤，高兩尺，再取來一方烏巾遮蓋住女兒的臉龐，藉由此也表達著自己被搶時不願讓人看見美麗容顏和討厭看醜陋郎君的心理。而為女兒戴上的厚重銀鐲，則象徵了自己當年被搶時的所被迫帶上的鐵銬，特地在女兒嫁衣褲上剪破幾個洞，並打上補丁，以此重現當年自己被搶時被扯破的衣褲。而在出嫁前，康小姐亦將女兒的嫁衣裁短，僅讓布料遮蔽其胸部，並將褲頭放寬，且截短至膝部，進而系上銀褲鏈，以此重現自己年少時被迫嫁人時因反抗掙扎，衣服脫落的情景。雖然只為排解心中的怨怒，但康小姐特意為女兒裝扮的嫁衣卻意外地受到當地人的青睞，從而被流傳推廣，最後演變成了惠女服飾。而對於服飾的特點，人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其僅是康小姐根據自己的想法所設計，但更多的人認為其是在海南黎族服飾上進行了修改，因此也推斷惠女服飾與黎族服飾存在著關聯。
與這一傳說相呼應，在學者陳國華在1984年所著的《惠安女族源初探》一文中也曾有所論述道：「惠東南服飾與越南京族、黎族，廣西、雲南、貴州的苗族、瑤族較為相同。」當中所談及的少數民族皆屬於百越族的後裔，而從現有的惠女服飾中，也能發現與一些少數民族服飾的相似點，如惠安女頭戴鬥笠時，有點像黎族人和京族人。而其短小的上衣，則頗像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族服飾、而所繡紋樣則與瑤族有著較高的相似度。此外，惠女所穿的衣褲色彩也有著蒙古族喜愛的顏色，如綠色、黑色、藍色，而這些用色也與雲南水族的服裝相似度甚高。
多年來，在對惠女服飾進行的研究過程中，我也驚奇地發現，這種帶有強烈少數民族特徵的服飾在漢族服飾中是十分少見的，尤其是它與苗族、瑤族、黎族、彝族等少數民族服飾有著相近似的紋樣和用色，而這也許與惠東族群源於閩越族的原因有關。
此外，我也認為惠女服飾在發展中汲取著華夏族的一些東西，如繡花在華夏族早期服飾並不多見，直到清代才多了起來，而從清朝的官服民服上也可看出其對於惠女服飾的影響，由於這個時期為晚清時期，人們習慣穿著馬甲或者一個多紐袢的背心，由此也對近代惠女服飾有著影響，特別是惠女身著的用以防寒的「貼背」。
此外，由於遷徙各族的影響，各朝代的紋樣在惠東婦女服飾樣中均有反應，如元代的纏枝蓮，唐代的穿枝式組織形式，宋代在唐草紋或寫生折枝花基礎上略有變化，清代的吉祥紋樣等，這些現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應惠女服飾在紋樣上汲取著多民族的歷史文化符號。因此我也認為，惠女服飾的主流是起源於古百越諸族，而在歷史傳承過程中，其不斷汲取不同民族的一些服飾因素，並產生一定的變異，才衍生出富有特色的服飾，進而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觀點二
百越族遺風，「土著」服飾保留至今
依據：服飾特點、紋樣
講解人：曾梅霞(惠安女民俗創作基地負責人)
一直以來，對於惠女服飾的起源，古代史書中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若追溯其發源，我認為應是一種紀念本族歷史文化象徵，而其所謂的本族，在我看來，則是生活在惠東地區的「土著族群」，也就是「古百越族」的後裔。
早在1957年至1977年間，惠安崇武鎮以東五裡的崇武大岞村大岞山東坡上，曾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在地面上零星遺存陶片上，亦出現了繩紋、斜線紋、雲雷紋及附加堆紋等紋樣，其與現今惠安女服飾上所繡縫的紋樣十分吻合。而據考古學家推測，遠在四千年多前，當地曾生活著一支以漁獵為生的氏族部落。由此也反映出了在遠古時代，崇武大岞村地區已有了古代閩越族或其他先民活動著。
西漢武帝時，閩越遭平國遷眾，包括「閩越」在內的「百越」及其各族漸漸消失在歷史文獻記載中。但在遷徙過程中，雖大部分的閩越族人遷至江淮一帶，但仍有大量後裔留守閩南之地，繼續生活，同時也保留了部分百越族先人的習俗。
另外因自古以來，閩南沿海地區便是重要的國防海域，歷代朝廷會派遣官兵前來駐守，隨著時間推移，許多漢族士兵便與本地的「土著」女子通婚，由此也促使不同文化在此相互融合，一些百越族舊俗被漸漸漢化，但其帶有鮮明特色的著裝風格卻被沿承下來，並歷經各個朝代的演變，與長期的海洋生態環境雜糅成特異的鄉土習俗，當地婦女們世代保留著「閩越族」傳統服飾的特色，也就成了如今看到惠女們的獨特裝束。
觀點三
蝴蝶崇拜，
裝束暗藏峒民族徽
依據：頭飾與紋理
講解人：陳細送（73歲的小岞鎮居民）
依據傳統習俗，惠東女出嫁必把髻尾束成蝴蝶般的形狀，以此區分已婚或未婚。關於惠女服飾與蝴蝶的傳說，我還記得兒時從家中長輩口中聽到的一個傳說，其源於在惠安城內下井街南仔橋腳有一洞，那裡有一泓清水，涓涓而流。相傳這個洞便是「蝴蝶峒」的原址，而生活在這裡的峒民，在宋代時期被視為一個野蠻的民族，直至經朱熹開導而被同化進中原文化之中。
相傳「峒」是以類聚族而居的社會，有其代表性的族徽，這種徽號，也有「圖騰」之意。而蝴蝶峒民是巨石時代的遺民，婦女所梳的蝴蝶髮式代表著當時的族徽或圖騰。上世紀初，許多惠女梳的「大頭髻」也有著蝴蝶的形狀，尤其淨峰、小岞的婦女在節慶之日所梳理的髮式，與蝴蝶樣子頗為相似，而其平日的髮式，也猶如展翅的蝴蝶一般，因此當地人便有了惠女髮式源於蝴蝶崇拜的說法。
除了形如蝴蝶的髮髻，惠安女服飾在服飾色彩的追求上，也有恰似蝴蝶翅膀上的豔麗色澤，而惠女服飾時常出現如同蝴蝶造型一樣的紋樣，也為惠安女服飾源於「蝴蝶峒」一說提供的了依據。
講解人：陳瑞卿（年過八旬的崇武鎮居民）
關於惠女服飾與蝴蝶的關係，除了有聽聞「蝴蝶峒」一說，我的祖父曾經談到，我的祖母的老家在雲南的蝴蝶谷，也就是大理的蝴蝶泉。祖母曾說雲南當地有個傳說，苗族的先民古代本來居住在江淮一帶，那裡江湖密布，河道縱橫，而且楓木遍生，彩蝶飛舞。在這種環境下，出於那種原始的心理，先民們對繁盛的楓木和彩蝶產生了求同認親和崇拜的意識。他們對楓木和蝴蝶進行了極具功利性的美化，並強調自身與它們有著血緣關係。苗族的先民認為，楓木變成了蝴蝶，蝴蝶又生出了人類的祖先姜央，然後才有苗族，由此，蝴蝶作為苗族先民心目中的母親，便時常出現在苗族的服裝之中，
而雖然崇武、山霞的惠安女屬於漢族，但惠女頭飾、服飾上時常出現的蝴蝶樣子，也與雲南當地的苗族先人對於蝴蝶的崇拜，頗為相似。
觀點四
同用「鹹水腔」，
惠女服飾似畲裝
依據：方言、髮髻、衣著
講解人：張國琳（惠安縣政協文史委主任）
在去年，當我前往漳浦、雲霄、龍海三縣市考察之時，在與一位畲族居民的交談中，其與惠東地區居民相似的口音，也就是民間俗稱「鹹水腔」，引起了我的注意，翻閱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語言學家黃典誠在《崇武方言研究》，我找到了一段關於惠東的「鹹水腔」的資料：其記錄到閩南方言範圍內還有漳浦（舊鎮）和海南（文昌）兩個地方，會使用此種發音的方言。
時間推移到唐宋時期，漳州的山區主要是畲族的聚居地，漢族僅居於沿海一帶，但自明朝以後，漳州山區的居民，大多已認為自己歸屬於漢族。而從姓氏來看，學著傅衣凌曾在論文《元代畲姓考》中論述，元代閩粵贛邊緣的畲族有50多個姓，但隨著時代的推移，除了少數的姓氏，如鍾、雷、藍等仍為畲族，不少生活在閩南境內的姓氏已被併入了漢族中，但口口相傳的方音，卻一直保留下來。因此我也推測，也許在時代更替中，有不少的畲族後裔曾遷居到惠東地區，他們與當地人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時，也讓自己所帶來的畲族文化對當地人的生活、語言及著裝服飾風格，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除了口音上的相似可待考證外，從惠女的裝扮上，亦可尋找到一些畲族裝束的痕跡，在廈門大學郭志超教授所著的《閩臺民族史辨》中《畲族和漢族的關係及其社會文化變遷》一文之四《服飾》中曾有介紹說，畲族婦女服飾是其民族風俗的集中象徵，髮飾則是服飾的重中之重，而在古代畲族中，椎髻垂纓則是婦女們髮飾的一大基本特點。另外，徐望璋《畲婦》也曾談及，「復髻筠筒綴石珠」，這種頭飾也被稱作「高妝」，與惠安女的高髻頗為類似。
另外，同為畲族聚居之地的潮州之地，亦可尋覓到一些與惠女服飾的關聯。早在《永樂大典·潮州府》之「風俗形勝」引《三陽志》、《三陽圖志》殘文中，關於宋元時期的潮州風俗，曾留下一段簡要而珍貴的記載為：「其弊俗未淳，與中州稍異者，婦女敞衣青蓋，多遊街陌。」雖然其中對於「敞衣青蓋」的記載十分簡略，但若以惠安女的裝束為參照物，便不難發現文中所指「敞衣」即是敞開著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膚，而「青蓋」則為藍色或藍黑色的蓋頭。而據《畲族簡史》中記載，惠東女服飾與畲族大同小異，男女推髻洗足，衣尚青藍色，頭戴竹冠蒙布等。因此，我亦認為，泉州惠安女服飾可視為「敞衣青蓋」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