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凱恩斯主義看來，減稅只是通過影響需求來影響經濟的，然而，減稅1美元比起增加1美元政府開支來，前者產生的額外需求要小於後者。
摘錄
由於裡根總統實施了以大幅度減稅為核心但不止於減稅的「經濟復興計劃」，1982年到1999年，成為美國經濟的超級擴張期，被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階段」。除了在2001年出現過8個月的短暫緊縮之外，經濟的強勁增長實際上一直維持到2007年才告結束，前後延續了25年之久。
作者：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教授）
供給學派VS凱恩斯主義：如何理解減稅？
亞瑟•拉弗在《一張餐巾紙改變了世界》一書中說，導致上個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出現嚴重經濟衰退的「殺手」主要有4個，即增稅和政府支出無度、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幹預、貿易保護主義和貨幣政策失誤等。他認為，美國經濟之所以能在80年代起死回生、重新找回繁榮，靠的是以他本人描繪的那條著名的曲線（Laffer Curve）為基礎形成的供給經濟學。裡根總統依據這一理論闡述他的經濟哲學思想，將其應用於治國實踐並毫無爭議地取得了成功。
拉弗教授在講授他的拉弗曲線。
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凱恩斯主義看來，減稅只是通過影響需求來影響經濟的，然而，減稅1美元比起增加1美元政府開支來，前者產生的額外需求要小於後者。因為減稅的乘數效應小於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供給學派並不關注需求側和稅收對政府開支的影響，而是認為稅收能夠直接影響商品和勞務的供給。較低的稅率意味著對工作、儲蓄、承擔風險以及投資的更多刺激。
當人們對較高的稅收回報或較高的盈利率做出反應時，收入就會相應增加，稅基隨之擴大，因而也就補償了財政部門的那部分收入損失。同時儲蓄率也會上升，並為政府和私人部門信貸的擴張提供出更多的資金來源。而減稅導致私人部分留利增加和資金來源充足絕不會成為問題，他們會將其用於投資和創新，甚至從事高風險的事業。錢屬於他們自己，如何支配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政府毫不相干。
裡根總統的「河船賭博」：以減稅為核心的經濟計劃
裡根就任美國總統後，提出了一個以大幅度減稅為核心但不止於減稅的「經濟復興計劃」，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同時減少貨幣供給，擴展自由貿易，推進經濟全球化，並以此政策組合全面取代自羅斯福新政時代以來一直居於支配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1981年7月，裡根在電視上說明減稅法案的計劃。
裡根減稅計劃的重點是削減個人所得稅率，由原來的70%削減為50%，1986年以後進一步降到28%；裡根減稅的另一大主軸是資本利得稅，稅率從28%降到20%，企業所得稅率則從46%下調到33%。減稅目的是刺激儲蓄、投資、工作和效率。這一減稅計劃在裡根上任8個月之後頒布實施。
裡根的新經濟政策起初幾乎無人看好，但人們嘗試新經濟計劃的願望還是一時佔了上風，裡根總統的減稅方案總算在一片爭議聲中於1981年8月獲得通過。當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先生就把該財政計劃貶稱為「河船賭博」（riverboat gamble，可翻看1996年8月20日《紐約時報》），引起整個國會的議論紛紛。至於為什麼將之稱為「河船賭博」，以我本人目前掌握的材料，只有美國學者邁克·德斯特勒在其著作《美國貿易政治》中的一條簡短的注釋：「即冒極大風險的孤注一擲」。
霍華德·貝克，在裡根總統任內，他擔任過白宮幕僚長一職。
但是，減稅計劃執行一年以後，經濟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倒變得更加糟糕，陷入了更加嚴重的衰退中。文獻上的記載是，經濟增長創下了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新低，而企業破產數則創下那個時期以來的新高。1982年夏天的時候，道瓊工業指數跌到了770點，股票市場滑落到歷史最低點，房地產市場則整體性跌入低谷，一年之中銷售額削減了10%。多個州的失業率都達到10%以上，中產階級多半待業家中，剛剛畢業的大學生若能在漢堡店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是很幸運的了。
在最困難的時候，這位演員總統身邊的多位顧問都失去了信心，紛紛提議改變政策，開始增稅，認為不及時調整政策將使財政赤字迅速增加，以至把政府徹底壓垮。甚至內閣中以往主張減稅最為積極的大衛·斯塔曼（David Stockman）先生也向《大西洋月刊》訴苦，說白宮裡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抵擋如潮水般的負債，一句「執行這項政策全靠信心」引起軒然大波，暴露出新政府面臨的公共關係危機。
裡根總統孤軍奮戰：減稅，一定要堅持住！
供給學派當時只是暫露頭角，學術上還沒有什麼地位，經常被一些政客拿來取笑，典型的例子是裡根剛剛上任時發生的事：減稅政策的堅定反對者、堪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鮑勃·杜爾在一次會議上講了一個笑話：我有個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告訴大家。好消息是，一輛坐滿供給學派的遊覽車墜入山谷，車上人無一生還；壞消息是，亞瑟·拉弗沒在車上。哈哈！
與此同時，麻省理工學院和賓州大學的一些經濟學教授提出了一個新的「產業規劃」模式，主張由政府直接投資電子和半導體、航空、電腦軟體開發和鋼鐵等製造業，以恢復和振興經濟。眾議院中的民主黨議員們認為這項新的產業政策非常具有吸引力，並且立即開始行動，制定出預計花費上百萬美元的資助上述產業的法案，目的是儘快提升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減稅法案實施的過程中，最值得讚揚的是裡根總統。他十分果斷地拒絕了所有經濟政策上的凱恩斯主義言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人們：減稅，一定要堅持住！但抵制減稅政策的力量還是非常強大，周折難以避免。1982年，就在裡根上任18個月之際，白宮幕僚長（總統辦公室主任）吉姆·貝克、經濟事務顧問斯塔曼等曾成功地說服他同意增稅，同時取消了1981年減稅法案中公司營業稅的部分優惠政策。他們向總統承諾，每增加一塊錢的稅，就會縮減三塊錢的財政支出，以至於裡根總統多年後還對此事耿耿於懷。每當有人提議增加稅負以降低赤字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回答對方：「我還在等著國會答應過我的那三塊刪減下來的支出呢！」
許多時候，減稅更像是打仗，總統本人則更像個孤軍奮戰的勇士，每前進一步都非常糾結和艱難。1983年1月3日，《華爾街日報》以粗體大字頭版宣布：「終於減稅了！」可是與此同時，減稅的反對者們卻在忙著宣告供給經濟學的破產。經濟學家艾倫·布萊德（Alan Blinder）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供給經濟學派的失敗，使我們再度恢復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信心。」《華盛頓郵報》甚至宣稱：「大家都親眼看到了裡根經濟學是一大失敗。」
1983年5月17日，裡根總統「東山再起」，在當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充滿信心地說：「現在是劃定界線與民眾站在一起的時候了。在我們走出經濟衰退之際，我不會支持有關提高稅收的預算決議案。我將否決任何想這樣做的稅收議案。」他接著說：「美國人民選我們上臺，不是讓我們繼續增加他們的稅收，在浪費性的計劃上增加更多的開支」。
在減稅問題上，總統和他的顧問和助手們發生了明顯的分歧。5月2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題為「裡根的顧問們支持增稅」的頭條新聞，介紹了「已向總統提交的」到1985年1月1日增稅450億美元的白宮計劃。誰知第二天，同是這家報紙又報導說，總統稱對此計劃不感興趣，他說：「這也許是政府中某些人的態度，但絕不是我的態度。」
然而，就在這一年，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美國經濟突然起死回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其回升和增長的速度和力道，甚至連裡根總統自己一時都不敢相信。1983年年終算帳，美國的增長率已經上升到3.5%，到1984年，扣除通脹因素之後的增長率更是達到6.8%，創下了50年來年度增長率的最高水平，通脹率則下降了65%以上（美國經濟分析局NIPA表1.1.5）。
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絕非只是富人受益
大規模減稅，難以避免的預算赤字的上升，這也是減稅的反對派們所持的主要理由。這一輪減稅人們看到的是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龐大的預算赤字，先是一千億美元，接著又上升到難以置信的兩千億美元。嚴重的赤字甚至影響到總統大選。1984年，民主黨推舉蒙代爾作為總統候選人。他指責裡根的預算赤字和「為富人減稅」的政策，並向選民承諾，他要增加稅收以解決嚴重的赤字問題。裡根則在競選演說中問了美國人民一句話：你們的生活比4年前好，還是不好？人們一致說好。裡根說，那好，我們繼續堅持低稅率不動搖。這一年他以95%的得票率擊敗了蒙代爾，被稱為「一邊倒的1984」。
1984年美國總統選舉，紅色表示該州由共和黨（裡根）獲勝，藍色表示該州由民主黨（蒙代爾）獲勝。
1986年，裡根總統推出了日後得到更加廣泛好評的稅制改革法案（1986 Tax Reform Act），進一步擴展了稅基，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級次只保留了15%和28%兩級，其餘的全部取消了。
接下來，美國經濟持續保持了3.5%的增速，一直到1990年代後期才開始出現衰退的跡象。1982年到1999年，成為美國經濟的超級擴張期，被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階段」。除了在2001年出現過8個月的短暫緊縮之外，經濟的強勁增長實際上一直維持到2007年才告結束，前後延續了25年之久。這25年美國創造出的財富遠遠超過前兩百年的總和，經濟總規模幾乎是剛剛過去的70年代後期的兩倍，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財富創造期。
有人認為減稅只會使富人受益，實際上並非如此。裡根卸任後不久，著名的財經記者沃倫·布魯克斯（Warren Brookes）曾經做了一個估算：如果沒有裡根減稅，1990年這一年美國人將多支付多少稅，他的結論是，年薪低於一萬美元的納稅人，平均每年需多支付500美元的稅，比他們在這一年的實際支付多出了134%。收入介於一萬到三萬美元的納稅人，每年需多支付兩千美元，比實際支付多出79%。年收入6萬美元的家庭，需多支付6000美元以上的稅（亞瑟•拉弗：《一張餐巾紙改變了世界》143頁）。裡根減稅政策的受益者決不只是富人階層。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有上百萬美國人變得非常富有，但並沒有貧者愈加貧窮的證據。
另據美國聯邦稅務局2006年更新的統計資料，所得最高的1%、5%和10%人口繳納稅金佔比，1980年分別是8.5%、21%和32.1%，2005年分別為21%、33%和44.4%；所得最低的50%人口所納稅額佔比，1980年是17.7%。2005年則僅為13.4%。而這個區間幾乎涵蓋了整個減稅時代。人們應該再清楚不過地看出來了，低稅率使稅制更加成熟和先進，而這種得自拉弗曲線的深刻學理，至今即使是稅收專家，也未必弄得清楚其中的奧妙。
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曾講過一個關於裡根總統在白宮最後一天的故事。1989年1月的一個寒冷的早上，身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他向裡根報告：「總統先生，以下是我對您提出的最後一個安全報告：全球處於安全狀態，沒有危機，本國的經濟狀態也很健康。」他的報告簡短有力，含義清晰，是對裡根時代即將結束時美國整體狀況的一個評估。事後證明，這一評估是準確的，當時和這以後的若干年裡，美國面臨的全球狀況和經濟形勢與8年前裡根上任時相比，已是天壤之別了。
在哲學觀念上，供給學派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維護個體自由選擇權，反對國家幹預，所以供給學派是站在凱恩斯主義對立面的，在價值上對其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但是他們對政府干預問題是有所保留的，實際上主張把國家幹預的程度和範圍調整到最低或較為適宜的水平上。他們反對的只是國家對市場的過度幹預，所以他們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並不十分徹底。
不管人們喜不喜歡供給經濟學，拉弗曲線的理念已經影響美國經濟政策35年以上，至今方興未艾，並且影響到世界上數十個國家。在這個期間內，世界各國總體上經歷了最大規模和範圍的人類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受益於它。目前人們對這條曲線還有爭議，但毫無疑問，世界各地的學者、企業家和所有的納稅人對它都不陌生了。
參考文獻：
（美）阿瑟•拉弗等：《一張餐巾紙改變了世界》，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美）保羅•克雷•羅伯茨：《供給學派革命：華盛頓決策內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文/李煒光；編輯/子傑；文章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裡根總統的「河船賭博」——拉弗曲線傳奇之二》；相關配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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