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教授中，校勘學大家劉文典的「狂」與「傲」是十分出名的，也在學壇留下了不少奇聞軼事，從一個方面顯示了一代學人的風採。
他曾自我評價說：「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
如果說，號稱章門「天王」的黃侃的狷狂有點近乎「瘋」，而劉文典的狂傲則多少帶有幾分名士風度和派頭，但基本上還在常人可以理解的範圍內。
劉文典，生於一八八九年。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因父親以經商為業，家境較好，所以從小就被送到教會學校接受了良好的外文教育，後通曉英德日等多種外語，這在民國學人中也是較少見的，這大約也是他後來倨傲的一個原因。一九O六年,劉文典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蕪湖安徽公學。這是一所新式學校,當時，陳獨秀、劉師培正受聘於這所學校擔任教師，民主氣氛十分濃厚。在民主思想的影響下，同年, 劉文典在安徽公學加入了同盟會。一九O九年，劉文典赴日留學，進入早稻田大學。當時許多青年學子和學術精英留學日本，劉文典正是在東京結識了流亡日本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不久師從章太炎學習文字音韻學，成為章門弟子，並在章太炎等人影響下開始反清活動。一九一二年，劉文典學成回國，與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創辦民立報,任編輯和翻譯,經常發表文章宣傳革命思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火車站刺殺宋教仁，在場的劉文典也手臂中彈受傷。同年再次流亡日本，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一九一六年，劉文典回國，殘酷的現實使他產生了深深的失望與不滿，決定專事治學之道。一九一七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聘請劉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學，從此踏上治學之路。在陳獨秀等人影響下，劉文典積極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擔任英文編輯和翻譯，翻譯了大量西方學術著作，名重一時。一九二八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長兼預科主任，相當於校長一職。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 女中校慶，安大學生在看戲過程中與女中校長程勉發生衝突，程誣衊學生搗亂，請軍警彈壓，遂引發一場學生風潮。時值蔣介石路經安慶，蔣對此十分惱怒,召見劉文典訓話。劉文典對蔣直接介入學校具體事務十分不滿，這次見面自然很不愉快，"劉先生入室，不脫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禮致敬。老蔣見了已大不高興，又見他打開煙盒拿出一根香菸，擦著火柴猛抽，就斥他為人師表，又是國立大學校長，如此無禮，劉先生只顧仰天噴出煙圈，然後以極鄙夷的態度，哼了一聲"。(高伯雨《劉文典與蔣介石》)據說，見到蔣介石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讓他交出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嚴懲肇事的學生，劉卻拒不執行，並當面頂撞說: "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甚至斥蔣為"新軍閥"。蔣介石聽了十分惱怒。還有一種說法，說蔣曾當場打了劉兩記耳光,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將劉關押起來，並宣布解散安徽大學。消息傳出，群情激憤，安大師生組織了"護校代表團」，到省政府請願，要求立即釋放劉文典，同時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蔡元培、胡適等人，請求援助。在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下，蔣迫不得已，最後同意保釋,但要求劉文典即日離開安大。劉文典被關押七天後，於十二月五日獲釋。此事曾轟動一時，劉文典也因敢於直接頂撞蔣一時名聲大噪，為世人景仰。老師章太炎聽到此事後，對劉文典的書生骨氣十分欣賞，親自手書一聯相贈: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這副對聯一直為劉所珍藏，至今還保存在劉文典次子劉平章家中，從一個側面十分貼切地反映出劉疾惡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質。事後，劉文典在北京遇到"小年同門，中年同事"的魯迅，談及此事，魯迅十分感慨，為此還專門以佩韋的名義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十字街頭》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知難行難》的文章，文中寫道: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並注釋道: 劉文典，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學學潮被蔣介石召見時，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學不嚴"為藉口，當場拘押，同年十二月獲釋。對這件事，周作人是這樣說的:「北伐成功後曾在蕪湖，不知何故觸怒蔣介石，被拘數日，時人以此重之。」(《北京大學感舊錄》)只是事情發生的地點，不是蕪湖，而是安慶(安徽大學所在地)，周作人顯然記錯了地方。劉文典的硬骨頭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的青年學生，為敦促政府抗日,曾發起臥軌請願。劉文典的長子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這一活動，後因連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劉文典對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後每次上課都要講一段"國勢的阽危」，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此,他當年的學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記錄: "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們對於劉先生表示極大的敬意的，就是劉先生愛國心的熱烈，真是校內無二人!去年長城戰事鬧得極兇的時節，劉先生每次上國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時間，哭喪著臉向我們申說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我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 (佚名《教授印象記》)劉文典不僅號召別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譯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氏的《告日本國民書》，想讓國人更多地了解日本這個民族，常常要譯到深夜三時。由於過度勞累，第二天上課時常常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好如實向學生道出實情，聽了此事，班上的學生不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愛國熱情感動得連」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劉文典學問精深，但長得卻其貌不揚，當年的學生對此曾作了生動的記錄: "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瘦黃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贏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教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 」 (佚名《教授印象記》"七七」事變後，劉未能及時南下，鑑於他的名望，日本人通過周作人來做他的工作，請他出來做偽事，遭到他斷然拒絕。劉文典對周作人說: "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態度激怒了，闖進劉家翻箱倒櫃，劉憤然作色，拒絕回答日本人的任何問題，翻譯官責問道: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以日語作答?劉稱"以發夷聲為恥"，拒不說日語。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幫助下，劉文典化裝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輪，經香港、海防，輾轉來到昆明。他後來在給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的信中說: "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在三十年代清華園中，劉文典是最有學術聲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的學術成就。劉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學問做功底的，這一點是學生公認的，」說到劉先生的學問的淵博精深，這個更使我這不學無術的小夥子驚異得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除了拍手嗟嘆之外不能贊一辭。」(佚名《教授印象記》)劉文典的治學生涯始於一九一六年。由於對國內現實的失望,劉文典轉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學上。到北大之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經過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淮南鴻烈集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皇皇二十一卷，劉文典一時聲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胡適破例為其作序: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艱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此後胡適又在《中國思想史長編》中給予高度評價: "近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著最完備，為最方便實用的本子。"晚年周作人也曾回憶說:"他(指劉文典)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準南鴻烈集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劉文典並沒有就此滿足，此後又開始了《莊子》和《說苑》等經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聲譽日隆。鑑於劉文典的名聲，羅家倫執掌清華後，一心想聘請劉來清華任專職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幾經磋商，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劉到清華執教，但仍兼北大教授。兩全其美。此事也可見劉當年炙手可熱的程度。一九三九年《莊子補正》(共十卷)出版，陳寅恪為之作序說:"合肥劉叔雅先生以所著《莊子補正》示寅恪，曰:『姑強為我讀之。寅恪承命讀之竟，嘆曰，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 蓋將一國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 "以陳寅恪的名聲與地位，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劉文典自己對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場合毫不掩飾地說:「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是我劉文典。另外半個一直有各種說法，一說是某日本學者, 一說是馮友蘭或馬敘倫，因為他們僅從哲學角度講莊子，只能算半個。劉文典這番話還有一個版本: "全世界真正懂得《莊子》的人，總共兩個半。一個就是莊子自己，中國的《莊子》學研究者加上外國所有的漢學家，唔，或許可以算半個。另外一個顯然就是指他自己。(事見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劉文典的著作《莊子補正》，書名由陳寅恪請生病中的父親題寫張中行晚年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一件有趣的事。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時，一次大名鼎鼎的吳宓教授也去旁聽，」他講書，吳宓(號雨僧)也去聽，坐在教室內最後一排。他仍是閉目講，講到自已認為獨到的體會的時候，總是抬頭張目向最後看，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答: '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人為之暗笑。」(張中行《劉叔雅》)吳宓一向自視甚高，但對劉文典的學問卻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記中記錄: "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又一次寫道: "聽典露天演講《紅樓夢》。「可見劉文典盛名不虛。劉文典雖然語言有些放誕，身上多名士派頭，但治學之嚴謹廣博卻是不容置疑的。據錢穆弟子李埏回憶，四十年代他在昆明時曾借閱過劉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師取經的書，書中劉的批註，除了中文外，還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註疏，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這便是明證。劉文典自視甚高，佩服的學者極少，陳寅恪就是其中的一個。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一個， 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也足見其對陳的敬佩之情。劉文典自己是從事國學研究的，卻很看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認為新文學創作不是學問。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最看不起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從文。當時沈從文是聯大副教授，已經出版了幾十種作品，在文壇上名聲很大，所教的《語體文寫作》等課，也很受學生歡迎，但劉始終對他抱有偏見。一九四三年七月，聽說西南聯大擬聘請沈為教授時，劉居然勃然大怒，不屑地說: "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該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這實際上反映了劉文典對新文學的偏見。在劉文典眼裡，他認為國學才是真正的學問，至於新文學根本上還算不得什麼學問，甚至公開提倡用文言文，反對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其實當時許多人都抱有這種想法，只是劉文典公開說出來了而已。正是基於這種學術上的歧見，他對從事新文學教學寫作的沈從文一直很是不屑。在西南聯大時，有一個段子流傳甚廣。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轟炸，師生看到五華山上紅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開始跑警報，到防空洞裡躲避日機轟炸。一次劉文典看到沈從文夾在人流中跑警報，很是不屑地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什麼跑啊!」(黃延復《劉文典軼事》從這個故事，也可見劉文典當年對沈從文的成見有多深。出於性格上的原因和對劉文典的尊敬，沈從文對此事一直保持著沉默。正因為肚裡有貨，所以劉文典對自己的學問是相當自負的。當年在西南聯大開「紅樓"講座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吳宓，另一個便是劉文典。馬逢華在《教授寫真》中記錄了劉當年講座時的盛況: "其時天尚未黑，但見講臺上面燈光通亮，擺著臨時搬來的一副桌椅。不久，劉文典身穿長衫，登上講臺，在桌子後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裡為他斟茶。劉文典從容飲了一盞茶，然後霍然站起，像說'道情』一樣，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開場白: '只、 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 "寥寥數語，從一個側面形象地刻畫了劉文典恃才傲物的狂狷性格。在昆明西南聯大時期，素有名士之稱的劉文典有一個雅號，人稱」二雲居士"。"二雲」指的是"雲腿" (雲南的宣威火腿)和"雲土"(雲南產的鴉片)。劉文典嗜食」二雲」，故得"二雲居士"之雅號。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感舊錄》中稱: "叔雅人甚有趣，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據說當時國民黨政府雖明令禁菸,但對兩個人卻是例外，一個是雲南王龍雲，另一個便是劉文典。這也足見劉文典名氣之大。劉文典染上菸癮，一說起因於長子之死。因失子之痛，為打發排遣內心傷慟，麻醉自己，吸上了大煙。到雲南後，因地產雲土，便又菸癮復發。劉在清華的同事、國學大師錢穆也證實: "後因晚年喪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勸以吸鴉片。其後體力稍佳，情意漸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與晤於蒙自。叔雅鴉片舊癮復發，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處蒙館，得吸鴉片之最佳品種。又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銘等,皆以最佳鴉片為酬。雲南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雲南大學，日夕臥榻上，除上課外，絕不出戶。" (錢穆《師友雜憶》)磨黑是滇南著名的茶、鹽和鴉片的集散地。距昆明有千裡之遙，當時為大豪紳張孟希控制，張希望從昆明聘請一位有名望的大學教授到磨黑小住，為他母親撰寫墓志銘，以光耀門楣。因地處遙遠，路上又危險，一般人不肯前往，最後選定了劉文典，因為知道他嗜食鴉片，而當時物價飛漲，一般教授生活都很困難， 根本無力購買鴉片。劉文典除了治學，於生計完全是門外漢，生活非常拮据，在最困難的時候，常向親友求救，"李鴻章之孫李廣平那時在昆，與先生是同鄉，又有瓜葛之親，二人最為投契。有時先生斷炊，便書紙條一張，只寫四字: '刷鍋以待，使人送交與李。李得字知先生"難以為炊'了，便送錢給他救急。」(李瑞、傅來蘇《劉文典先生軼聞》)這段描寫很能反映劉當時的困境。這樣的情況下，光靠幾個有限的薪金自然無法再過菸癮，聘請的人正是抓住了劉的這個弱點。鑑於劉文典當時的名聲地位，張孟希表示除供給鴉片,還願承擔劉一家三口費用，回昆明時再送五十兩(一說十兩) "雲土」作為酬謝。這樣的條件在戰時算是十分優厚了，所以劉便接受了這個邀請。劉特立獨行的名士派頭這時再次體現出來,他似乎並不太在意別人的議論。從昆明到磨黑路途遙遠，風險極大，為此張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專人保護。劉文典是坐滑竿去的磨黑。到磨黑後，張很講信用，對劉一家十分客氣。劉的工作除了替張母撰寫墓志銘，偶爾為當地教師講講莊子和」文選"及簡單應酬外,大部分時間都躺在鴉片床上吞雲吐霧，很過了一回菸癮，四個月後被張禮送回昆明。劉文典在磨黑雖然也做了一些於當地教育有益的事情,但磨黑之行還是引起了許多物議，其所作所為多為時人詬病,成了他一生中的一個瑕疵。劉回到昆明後，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給聘書。雖然劉到磨黑事先與蔣夢麟、羅常培等人打過招呼，但他在聯大的課還是受到了影響。而且劉此行目的主要在鴉片，因此學校內議論紛紛,雖然學校聘任委員會準備聘任他，但性格耿直的聞一多堅持認為劉的行為不足以為人師表，拒不發給聘書。事情鬧大了，劉文典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寫信申訴，但聞一多堅持不肯通融，而劉在此事上確實授人以柄，梅貽琦也愛莫能助。回到昆明後，劉文典找到聞一多，二人為此還吵了一架，以聞一多的性格做出的決定自然不會改變，最終劉文典未能回到西南聯大,改去了雲南大學。得到了劉文典這樣的知名教授對雲南大學來說確是意外之喜，清華大學復員時，劉仍然留在雲大，直到解放。劉對同輩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時對學生卻十分親切平易近人，沒有一絲架子。當年弟子這樣描述他在昆明時的形狀: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體弱瘦削，雖為一級教授， 日常均身著青布長衫，腳著布面圓口鞋，不修邊幅，卻飄逸自如，不失學者風度。上課時則用一塊藍布包著講義或教材，夾在腋下，慢慢走進會澤院，走入教室。""先生讀書或與朋友學生交談時，喜抽香菸，愛喝清茶。我們去看望或有所請教時，他總是打開煙盒,遞給我們一支煙，而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著，此時談風甚健，說古論今，厚積薄發，雖體虛氣弱，常常手之舞之，神採飛揚。" (傅來蘇《是真名士自風流》)除了抽菸，劉文典另一大雅好是看滇戲。滇戲以絲弦、襄陽和胡琴三種聲腔為主。帶他進入滇戲的是他的學生、著名古典文學學者陶光。據說人到中年的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雙全的滇戲女藝人，便想請劉文典作媒。於是經常拉著劉去看滇戲，結果劉漸漸迷上了滇戲，而陶也成全了好事。此事一時傳為佳話。劉甚至認為能真正保持中國之正統者,惟有滇戲。四十年代，他幾乎天天泡在滇劇場中，" 光華劇場的頭排兩個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屆時風雨無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對著名老生慄成之的演唱藝術極為傾倒，曾譽為雲南叫天，並贈以詩『檀板謳歌意蓄然，伊涼難唱豔陽天。飄零白髮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龜年。』" (任道遠《題詩贈滇伶》)全國解放後，劉文典響應政府號召，下決心把鴉片戒了，改抽大重九。有時一天兩包，當時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並不多。那時學生抽的是舊幣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煙，劉抽的是三千元一包的大重九，所以學生有時便到他煙盒裡摸一支煙， 劉也毫不為意，因此深受學生愛戴。僅僅幾年時間，劉文典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對自己的進步十分高興，興奮地說:」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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