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漢字是表意文字，每一個字都是音、形、義的結合體，能夠自成系統，自帶意義；而西方的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自身不帶意義，需要通過形態變化來表達不同的意義。漢語是「意合」：不藉助語言形式手段而是藉助詞語和句子所含意義的邏輯聯繫來實現詞語和句子的連接，小句之間的關係是隱形的。西方語言是「形合」：藉助語言形式手段（包括詞彙和形態）來實現詞語和句子的連接，小句之間的關係是顯形的。漢字這種跟語音關係相對疏遠的書寫體系，把人們的研究興趣引向字形的結構和字體的歷史演變（即文字學），引向字音的方言分歧和古今流變（即音韻學），引向字義的引申變異、地域分布及其解釋方法（即訓詁學）。中國傳統的語言學比西方多了文字學而少了語法學。漢語是有語法的，只不過漢語的語法與西方的語法是不同的，中國古代的學童寫文章是建立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上的，而不是通過已經建立起來的語法框架去建構。且他們自幼便成長在漢語的語言環境中，已經在潛移默化中習得了漢語「語法」。漢語中性、數、格、語態、時態、語氣、人稱等概念並不像西方語言那樣體現在詞的屈折變化上，而要通過常識、語境、使用慣例等進行判斷。
雖然沒有系統的語法學，但是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語法觀念。先秦時期《墨經》論名、實關係，《荀子》的大共名、大別名，《公羊傳》《榖梁傳》的詞序規則，其中蘊含的語法分析，是中國古代語法學的萌芽。秦漢的訓詁之學就有豐富的語法觀念：如漢代經師的隨文釋義。《詩經·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東漢鄭玄箋註：「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為蟋蟀也。」鄭玄指出前三句省略了主語「蟋蟀」。漢語的語法手段主要是語序和虛詞。先秦學者就注意到了漢語語序的重要性。《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隕石」用在句子的前面，是因為先聽到隕石降落的聲音，最後才知道具體數字；第二句先出現具體數字「六」是因為在天空中最先看到的是鷁鳥的個數，最後才知道事情發生的地點，反映了認知的過程。語序是以時間先後為序，是漢語語序的一條重要規則。《公羊傳》等頗多關於虛詞用法的解釋。《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公羊傳》：「遂者何？生事也。」「生事」指生出下事，說明了「遂」的語法功能，表示承接關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首次對虛詞作了理論概括：「詞，意內而言外也。」「意內」是意在虛詞之內。虛詞雖然沒有實在之義，而非無義（指語法意義）。「言外」即在言之外，「言」指實詞、句子等。許慎認為「虛詞」是在實詞之外來表達其語法意義。
唐人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最早出現「語法」一詞：「服虔雲『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員從其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員從己，語不得為『相從』也。」孔穎達認為，按照語法結構，兩人交互才能用「相」，獨使伍員從伍尚自己，措辭不當說「相從」。這表現了古代學者對漢語語法結構的認識。
蘇東坡詩中首見「句法」：《次韻範淳父送秦少章》：「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揩磨。」王若虛《滹南遺老集·詩話》：「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遊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到南宋學者的著作中，「句法」廣泛使用，「語法」也多見。唐宋人的語法認識，來源於佛典。佛典是梵文原創，梵文是世界上詞形變化最豐富的語言，漢僧譯經要從語法、句法角度分析，從而精通語法，影響中國學術界。十九世紀初歐洲人才知道並開始研究梵文語法，中國僧人研究梵文語法至少比西方人早一千年。宋人範晞文《對床夜語》首提「活字」「死字」概念，明佚名《對類》指出「死字」是表示自然而然現象的字，如「高、下、洪、亮」等，相當於現在的形容詞，「活字」表示使然而然的字，如「飛、潛、變、化」等，相當於現在的動詞。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在1842年版的《漢語語法》中就採用了中國人關於「活字」「死字」的論述。其後的國外漢學家艾約瑟、甲柏連孜亦有引用。
清人始用「文法」。「文法」原表示「法令條文、作文方法」，到了清代，有了「句法」義，指句子的結構方式。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刊記·孟子·滕文公上》：「『且志雲。』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趙注，疑『且』字奪『曰』字』。」清人樹立語法觀，對句法結構有清醒的認識，明確據句法結構作訓詁考據，產生了語法分析方法，如根據句法規則校勘古籍。《淮南子·主術訓》：「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餘。」清人王念孫按：「作『饒饉』者原文；作『饑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成文，若作『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清代出現了三部虛詞專著：袁仁林《虛字說》，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
系統建立漢語文言文語法體系的是1898年出版的馬建忠《馬氏文通》，後序中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通篇可以看到馬建忠引用中國古代語法學材料，繼承了前人之說，也借鑑了西方的語法體系。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0日 11版）
【來源：正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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