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史學著作《大丈夫》（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綱要》（白壽彝著）。
不能將通俗與粗俗、淺薄等同起來
對於通俗史學，史學研究者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可讀性強的歷史作品必定是膚淺的。有感於此，白壽彝先生指出：「通俗工作並不是多麼簡單的工作，沒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淺薄，而是既有充實、正確的內容，又要能看得懂。寫通俗讀物，是一件很細緻的工作，既要能反映出一定歷史時代的科學水平，又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夠準確、生動。在這個意義上說，寫通俗讀物比寫專門的文章還要難，絕不可輕看。」在此，白先生一方面糾正了史學界有關通俗史學的錯誤觀念，明確指出不能將通俗與粗俗、淺薄等同起來，從事通俗史學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只有深入才能淺出；另一方面也對通俗史學進行了定位：科學性與通俗性的統一。
所謂科學性，是對通俗史學在內容方面的要求，即應當將豐富的、正確的歷史知識交給民眾。通俗性，則是就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而言的，要求採取易於為民眾所接受的方式傳播歷史知識。白先生指出：「所謂『通俗』，我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讀者能夠看得懂，容易理解。有些『通俗讀物』寫得咬文嚼字，詞不達意，含義模糊，是不足取的。第二，歷史專業工作者也可以讀，而且在讀了之後，能夠得到一些新的收穫。因此，我以為，撰寫通俗的歷史讀物，絕不是僅僅把現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綜合、複述就行了，也絕不是可以隨意下筆、信手寫來，而是應當下很大的功夫的。而這個功夫的尺度是：不僅視此為編書，而且應視此為著書。」這裡所說的第一點是就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而言的，第二點則是對其在內容上的要求。要做到這兩點絕非易事，所以白先生提出編寫通俗歷史讀物要下大功夫。白先生主編通俗歷史讀物《中國通史綱要》時，為了達到深入淺出這一目標，反覆斟酌，整整寫了三年，並邀請各方面的人員甚至是歷史知識不多的人參加討論，吸收他們的意見，在通俗性與科學性相結合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白先生深知，如果不能引人入勝，則史學作品不能吸引讀者，讀者沒有興趣，正確的歷史知識也就難以為他們所接受，因此必須重視史學作品的表現形式。他認為，編寫通俗歷史讀物、歷史小說、電影劇本、曲藝、彈詞、歷史劇、連環畫等都是傳播歷史知識的途徑。以通俗歷史讀物作為普及歷史知識的方式，自然易為人們所接受，但將歷史小說、曲藝、彈詞、歷史劇、連環畫等也作為傳播歷史知識的有效形式，難免讓人心存疑慮，尤其是在歷史被娛樂化的今天，這些形式似乎與戲說歷史有脫不掉的干係，因而為史學研究者所排斥。為此，白先生指出：「史學與戲劇雖是兩行，我們應更好地和他們合作。因為歷史劇在宣傳歷史方面，是會有益處的。但應強調歷史劇不能完全離開歷史，主要內容應是歷史事實。這是宣傳歷史的一個渠道。歷史小說，我們也應該有，歷史小說可允許虛構，但大觀點不能虛構，更不能歪曲史實。歷史小說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是很重要的一門。」這是說，是否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關鍵不在於表現形式，而在於所反映的內容是否離開歷史事實。只要不歪曲史實，歷史劇、歷史小說等文藝作品是普及歷史知識的很重要途徑。白先生這一觀點，不僅說明了文藝作品可以用來傳播歷史知識，而且解決了史學工作者在普及歷史知識中所存在的疑惑，拓寬了普及歷史知識的渠道和門徑。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主張歷史學家和戲劇家合作，通過戲劇傳播歷史知識，並編了本《歷史劇目》。白先生對吳晗的做法頗為讚賞，認為《劇目》很有用，建議有關出版單位陸續予以出版。
史學研究要打破兩種認識上的障礙
然而，在史學界，不重視通俗史學的現象十分普遍，許多史學研究者不願意甚至不屑於從事這一工作。分析這種現象時，白先生指出，輕視歷史知識普及的學者，在認識上存在兩個誤區：「第一，認為文史是兩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第二，認為讓更多人閱讀的作品，總不免粗俗。」第一個認識上的誤區，造成史學工作者歷史文學修養不夠，難以勝任普及歷史知識的重任。白先生指出：「人們一般的印象是：認為專家不願意寫通俗的文章怕降低身份。不是的，他們不是不願意寫，因為好多專家寫不出來。難寫呀，是不是深入才能淺出呀！通俗不是粗淺，要更好地把內容表達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這確實不容易，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第二個認識上的誤區，則導致史學研究者將歷史工作的對象局限於同行這個狹隘的封閉小圈子，不願從事通俗史學活動。白先生指出：「史學工作者寫書、寫文章，所選擇的讀者對象，往往限於同行……甚至有的同志認為自己的文章寫得高明，看得懂的人越少越見其高明。」白先生提出，必須走出這兩個誤區，史學才能發展，才能發揮社會作用。「我們要打破這兩種認識上的障礙，走出自己封鎖的牢籠，走向群眾。這不只關係到個人作品的影響問題，也關係到史學工作的開展，史學工作的社會效益。」
這兩個認識上的誤區，實際上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史關係與認識通俗史學兩個問題，其實質則是如何對待史學自身的發展與史學的社會作用問題。關於文史關係，白先生認為，文史不分家，是我們的傳統，自《左傳》以下大史學家往往就是大文學家。史學工作者應該繼承中國古代史學重視文字表述這個傳統，提高自己的歷史文學修養，有能力寫出為更多人所閱讀的史學作品。至於通俗史學，白先生明確指出，史學作品是粗俗還是高明，取決於質量而不是讀者的多少，即史學作品是否具有學術性，由其內容所決定，而不是尤其表現形式所決定。他說：「其實，讓更多人能閱讀的作品倒是更需要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質量，與讀者的多少，並無關係。」也就是說，並不是看得懂的人越少越具有學術性，恰恰相反，越是通俗的越難寫。通俗讀物不僅需要深入，而且還需要淺出，這是其比專業論著難寫之處。因此，專家學者從事通俗史學活動表明其既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又有深入淺出的撰述能力。不難看出，白先生有關文史關係、史學通俗化問題的論述，有助於史學研究者走出認識上的兩個誤區。而史學工作者一旦走出了認識上的誤區，也就能夠真正弄清楚史學與社會的關係，自覺地將歷史知識交給廣大民眾。
重溫白壽彝先生有關通俗史學的認識，有助於史學研究者在「通俗史學熱」中走出尷尬境地
當今社會上的「通俗史學熱」持續升溫，但在這股通俗史學熱潮中，史學研究者卻處於尷尬境地。一方面是大眾對非史學研究者所撰寫的「通俗史學」作品的追捧，另一方面則是史學研究論著日益成為同行甚至同課題研究者之間的乾癟對話；一方面史學研究者對「通俗史學熱」中出現的輕侮歷史的現象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卻無力提供為大眾所需要的更好的史學作品取而代之。面對「通俗史學熱」，有學者主張與「通俗史學」劃清界限，進一步蜷縮到純史學研究的象牙塔中，甚至有學者以高校考評通俗史學作品不予計算為藉口為自己在通俗史學熱中的失語予以開脫。面對這種情況，重溫白先生有關通俗史學的認識，不僅有助於糾正史學研究者對待通俗史學的態度，同時也有助於史學研究者在「通俗史學熱」中走出尷尬境地，確立應有的話語權。
（作者趙梅春 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