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信息大爆炸時代的來臨，對史學研究的方式、方法造成了巨大衝擊。資料庫的出現與普及更是引發了不小的震動。諸如四庫全書、歷代筆記、硃批奏摺、近代報刊、內閣檔案，等等一系列文獻資料庫如雨後春筍般紛湧而出。新一代的歷史學者趕上了技術革命帶來的原始紅利。只需動動滑鼠，登錄界面，單擊右鍵，就可以根據輸入的關鍵詞輕而易舉地找到上千條相關史料。以數據檢索為基礎的「E考據」正越來越多地受到青年歷史研究者的喜愛，老一代史學研究者埋首書案、皓首窮經的史料搜集法正在走向日暮黃昏。
資訊時代對歷史學科的衝擊不僅於此，它更深刻地改變了歷史學的發展趨勢。在過去，史學作為一個專業研究領域，主要供同行之間討論點評，是一個邊界相對嚴格的「小圈子」。這個圈子對文獻檔案擁有近乎絕對的掌控權，並將其居為奇貨，並不情願對圈外人士分享開放。但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大量原先圈外人難得一見的文獻檔案得以開放，任何感興趣的公眾都能自由運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傳統史學對史料的壟斷被打破了，各式各樣基於信息技術發展起來的媒體平臺，也要求高居象牙塔裡的歷史學者走出塔外，面對公眾發表自己的觀點。歷史寫作不再是同行之間小圈子裡的討論點評，而是成為天下之公器，人人皆可加以議論指摘。史學越來越由一個學院裡的專業學科邁向一個面對大眾的公共事業。
當下的歷史寫作，當如何應對資訊時代的挑戰？強大的資料庫在給予研究者以搜集史料的便捷同時，是否也培養出研究者過度依賴技術的惰性，從而消磨了傳統史學中窮經盡牘的刻苦精神？面對新媒體時代的呼喚，歷史學者是固守學院畛域之別，還是勇敢面對公共輿論的挑戰？
本篇對青年歷史學者仇鹿鳴的專訪，將對上面提出的這些問題，以一位受過傳統史學訓練、又享受信息技術紅利的親歷者身份，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2020年9月1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新史記：青年歷史學者與他們的歷史寫作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讀書時代
適逢學術寫作的轉型期
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獻等。著有《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等。
「寫作事實上不但是為了向外發表，同時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後階段。常有人說某人學問極好，可惜不寫作。事實上，此話大有問題。某人可能常識豐富，也有見解，但不寫作為文，他的學問議論只停留在見解看法的階段，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
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這一段話，常常被仇鹿鳴拿來引用。在他看來，歷史學人既是職業讀書人，也是知識的生產者。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當我們書寫歷史時，我們才能理清事件之間的關係，消除思想中的矛盾，並對可能面臨的質疑提前做出解釋和修訂。
歷史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說：「歷史研究其實是在處理人類生活當中的戲劇，也就是人的不同個性，這其中包括自我意識、理智與自由。」優秀的歷史學者和優秀的演講家有著諸多共通之處，他們的目的都在於發現那種具有張力的戲劇性，並以此吸引讀者-聽眾的耳目。一個優秀的演講家所說的話可能存在前後矛盾、語義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過聲音、語調和情緒左右聽眾的想法。而優秀的歷史寫作也總是要抓住讀者最揪心，最張力的觸點作為起筆。對於一名寫作者來說，他們不僅要保證自己的論據是有效的，也要讓觀點具有邏輯性，經得起讀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戲劇舞臺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臺上的演講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
作為學院派青年歷史學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鳴的歷史寫作生涯開始於研究生階段，本科直博的經歷讓他接受了現代學術體系的磨鍊，同時也深感學術評價體系對於寫作者的制約。時下學術論文越寫越長，大量材料反覆堆砌的風氣讓他不以為然。無論史料和話題是否有趣，寫作的首要目標是力求簡潔而明煉。
仇鹿鳴說，自己在讀書時代正好趕上了學術寫作的轉折期，既沒有丟掉老先生教導的傳統史料學訓練，也享受了資訊時代為歷史學者帶來的原始紅利。資料庫的出現改變了傳統史料收集的範式，卻也讓不少年輕學人學會「偷懶」，忽略了文獻學和目錄學的訓練，對於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斷。
《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修訂本），作者：仇鹿鳴，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此書為仇鹿鳴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也是他的成名作。
對話仇鹿鳴
新京報：你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歷史研究者也是知識的生產者，持續不斷的寫作習慣對歷史研究有著根本性的意義。歷史研究和寫作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仇鹿鳴：這個問題大概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從研究生到成為大學老師的階段，一個歷史學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職業讀書人。我從研究生生涯到現在已經有17年的時間，我覺得人生最愉快的時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幾年，那個時候沒有特別需要發表作品的壓力，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漫無目的地閱讀。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設置博士點，提供大學教師崗位的根本目的，還是希望能夠對學術有所推進。因此，研究生的訓練，尤其博士生階段的訓練，是要培養專業的研究者，把你從一個美食家變成一個廚師，或者說，從知識的消費者轉變為一個知識的生產者。
有一些老先生說，十幾年不寫文章是為了足夠的積累，這種看法我並不認同。現代的知識與民國時代大不相同，學科高度細分化，每個學者都進入一個特別細分的領域。所以，學者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寫作時間，先解決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比較次要、甚至無關緊要的小問題。積累起信心，然後再慢慢學會如何在這個領域內進行專業的研究。隨著閱讀和研究的範圍擴展，你可能可以解決稍微比較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我不太相信，一個人從未寫過一篇好文章，或者幾乎在很長時間內沒有發表，能夠突然在十幾年之後發表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或著作。因為無論是收集材料，還是論文寫作的技巧，如何讓讀者來接受，，其實都需要大量訓練。
《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作者：仇鹿鳴，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新京報：學術寫作也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相比以前，學術評價體系對歷史研究者的寫作要求也在不斷提高，這些外在壓力是否會對研究和寫作帶來額外的負擔？
仇鹿鳴：剛才我們說到歷史研究者擁有知識生產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國的學術界的確存在著落差。很多青年教師存在著過勞的情況，就像現在網上常說的「學術圈的內卷」。我自覺一年能寫出兩篇比較像樣的文章，要寫出三篇就感覺比較吃力了。很多比我還年輕的同行或學生，為了應對更加激烈的競爭環境，一年寫五六篇甚至十來篇的論文，這讓我對這些作品的學術質量感到擔憂。當然，青年學者面臨的壓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範圍內對年輕的學者的壓榨都很強烈。
新京報：作為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你平時會看一些通俗歷史讀物嗎？你怎麼看待市面上常引發輿論關注的通俗歷史讀物和歷史改編？
仇鹿鳴：前段時間出版的《顯微鏡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寫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這樣的工作其實最好由歷史學家自己來完成。通俗不等於簡單，不等於迎合民眾，《萬曆十五年》、《叫魂》這樣的作品，雖然產生了超出學術圈的效應，但也不能說是通俗歷史讀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讀者閱讀《萬曆十五年》的體驗也是不同的。
暢銷歷史小說家撰寫的通俗歷史著作《顯微鏡下的大明》（博集天卷 | 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一經推出，便風靡海內。這本書中講述的故事全部建立在專業歷史學者嚴謹的論文之上。馬伯庸的這本書被認為是將專業歷史研究通俗化和商業化的典範之作。
中國的學院派學者較少寫出這類有「出圈」效應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對於大多數學者而言，學術評價體系沒有徹底區分專著與論文，很多學者的專著只是他們的論文集，有一些會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寫出有設計感的專著。考核和評級的壓力讓多數學者專攻學術論文，也是很常見的情況。
如何提高寫作技巧，我還沒有想到特別好的辦法。我的第一本專著《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之所以受到歷史圈外的關注，倒不是因為寫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三國題材在中國非常好的群眾基礎。對於純粹的論文寫作，首先就是簡練而清楚。由於資料庫的技術幫助，現在的學術論文的一個傾向越寫越長，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鋪排。首先你需要讓別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談論的問題，至於能不能寫出有趣味的、讓人覺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沒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寫作技巧也是空想。
新京報：成長於資訊時代的歷史學者，在搜集史料方面與老一輩的歷史學者有什麼不同？新技術的變革如何影響歷史寫作？
仇鹿鳴：需要承認的是，資料庫的出現，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我自己正好趕上這個轉折的時代，當時《四庫全書》的電子版正值上線，這麼龐大的資料庫，還可以讓你進行全文檢索。對於年輕一代來說，資料庫幫助我們可以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寫出比較多的、質量還不錯的論文。與我們的老師相比，我們積累材料時間比較短。過去，很多老先生都是用手寫的卡片來積累史料，其實是通過手抄的方式自己建立一個資料庫。後來的學生就把相關材料抄下來，分門別類地放到自己的柜子裡。在我們剛開始念書的時候，其實老師還是建議我們要做卡片的，這就是過去時代認可的積累材料的範式。
《古史辨》，編著：顧頡剛，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由歷史學家顧頡剛等人共同撰寫的論文結集《古史辨》，是現代中國「疑古學派」的代表作品。疑古學派的文章刊出後常常飽受爭議。其中固然不乏閃光之處，但也頗多揣測過度的不經之論。但其對史料所秉持的懷疑辨析的治史態度，至今影響深遠。
信息化帶來的另一個直觀感受是，我能夠更快地確定哪些題目不能寫。我們在研究中寫出來的文章，可能是相對來說比較成功的作品，但其實還有更多的題目已經被你自己否定掉了。這個過程對讀者來說是看不到的。在過去，你可能花了好幾個月收集材料，最後發現原來的設想是完全錯的。資料庫提供的一個非常大的幫助，就是可以讓我在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內，就可以總結這樣一個題目，少走了很多彎路。
資料庫的出現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過去的學者收集材料就要花幾個月甚至一年，有了資料庫之後，這個工作相對來說變得比較簡單，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講，你提出一個問題，發現前人已經證明過了，現在可以很容易地取出更多的材料來強化這個觀點。這種文章不能說完全沒有價值，但相對來講，史料價值有了明顯的下降，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換句話說，資料庫在降低了學者收集材料的壓力之後，對學者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就是如何更好地分析、利用、解讀和批判史料。從這點上來講，我們還處在吸收資料庫的原始紅利的階段，前面還有很長的路。
另外我也發現了一個隨之而來的弊端，就是很多學生，特別是年輕的學生，由於有了這個輔助工具，忽視了傳統意義上的目錄學的學術訓練。因為資料庫是超連結形式的，它是不斷跳躍的，是碎片化的，而且是目的性很強的。如果資料庫代替了傳統的目錄、史料學的訓練，代替了文本精讀的話，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會刺激學術生產數量的增加，但從長遠來說可能會降低研究的品質。
採寫｜李永博
編輯｜羅東 李陽
校對｜張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