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rce of Abstraction":"Epistemology" in Das Kapital
作者簡介：白剛，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社會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第20203期
內容提要：近代西方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並不是表面的「認識對象」的不同和區分，而是「認識方式」的不同和區分，也即一種從「客體性邏輯」到「主體性邏輯」的「認識邏輯」的根本轉換和「認識主體」的時代凸顯。在此基礎上，《資本論》的認識論革命，必須在「認識論轉向」而不是「認識論斷裂」的意義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非批判的「抽象實在論」，也不同於古典哲學非批判的「抽象辯證法」，而是將二者有機結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抽象力」。正是藉助於「抽象力」，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直觀抽象」，又超越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體分析作為商品交換關係背後所掩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獨特「認識對象」。唯此，《資本論》才能對作為政治經濟學「軸心」的「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做出科學的說明，才能揭開籠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術」和全部神秘性，最終破解「抽象」之謎，使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獲得其完全的意義。
關鍵詞：抽象力/《資本論》/認識論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資本論》的古希臘思想淵源研究」(編號19AZX001)的階段性成果。
學者們從本體論、存在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對《資本論》進行了多維解讀，但相對忽視了認識論的解讀。雖然法國的阿爾都塞較早就對《資本論》進行了「認識論」解讀，但他主要是從「認識論斷裂」的意義上解讀的，並沒有真正揭示出《資本論》的認識論的獨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義。其實，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就曾強調：「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第8頁)同時，他又明確指出：「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同上，第19頁)因為評論者一方面責備馬克思「形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又責備他「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同上)實際上，不僅馬克思的同時代人，就是馬克思之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也依然不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的認識論，以致列寧專門強調：「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列寧全集》第55卷，第308頁)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對《資本論》「方法」的誤解，實際上並不是方法本身出了問題，而是我們對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之「認識論」產生了誤解。而對《資本論》的認識論的理解，不應從「認識論斷裂」的意義上，而必須是在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的意義上，並從馬克思自己所強調的「抽象力」來闡釋。
一、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從「客體性邏輯」到「主體性邏輯」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學在古代哲學追求「本體」的基礎上，實現了「認識論轉向」，也即從「斷言本體」轉向了反省對本體的「認識」，形成了「沒有認識論反省的本體論無效」的理論自覺。但對於這一轉向，人們更多的是在哲學「研究對象」不同的意義上進行區分，即古代哲學研究「本體」問題，近代哲學研究「認識」問題，這還只是一種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層的理解是，這一轉向意味著一種人們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認識方式」的轉變，或者說是一種「認識邏輯」的深刻區分和轉變。實際上，這一轉向凸顯的是人的主體地位，表現為從「客體性邏輯」到「主體性邏輯」的轉變，或者說是從「形式邏輯」到「思辨邏輯」的轉變。正是這一內在的人之主體地位的凸顯和認識邏輯的轉變，才使近代哲學的研究面貌煥然一新了。
雖然作為近代哲學之父的笛卡爾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開啟了近代認識論轉向的先河：「從此哲學用不著到神學那裡乞求進行思維的批准，它現在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科學和神學相提並論了。」(海涅，第56頁)但真正推動和實現這一轉向和變革的還是康德。正是休謨的懷疑論，驚醒了康德：「我坦率地承認，就是休謨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條主義的迷夢，並且在我對思辨哲學的研究上給我指出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1997年，第9頁)因此，從古代形上學獨斷論和教條主義迷夢中被驚醒的康德，就是通過對認識對象(現象和物自體)和認識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劃界」開闢出認識論研究的新方向，在現象界保證了人的認識——先天綜合判斷的普遍必然有效，在本體界保證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懸擱知識為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盤。康德認為，「通過對理性本身，即人類先天認識能力的批判考察，確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來源、功能、條件、範圍和界限，從而確定它能認識什麼和不能認識什麼，在這基礎上對形上學的命運和前途作出最終的判決和規定」。(康德，2004年，第2頁)由此實現了人為自然立法和人為自己立法的認識論「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所實現的認識論「哥白尼式革命」的實質就是理性獨斷的形上學的終結，它使那種用單純的、直觀的和抽象的思維規定斷言世界的本質或本體的知性思維方式或知性形上學成為無效的。就此，康德的「認識論轉向」確實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歷史意義。在實質而重要的意義上，康德的「劃界」思維，區分的並不僅是認識對象和認識能力，而是凸顯了認識主體，學會了尊重人。康德相信自己的哲學「能替一切人恢復其為人的共同權利」(轉引自斯密，第39頁)，其目的就在於揭示和論證人怎樣通過「認識」而變為「上帝」——上帝也只是人為了凸顯自己的認識能力而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康德的認識論轉向這裡，認識對象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也就是發揮主體能動性的結果：「我們關於物先天地認識到的只是我們自己放進它裡面去的東西」。(康德，2004年，第16頁)正是這一能動性的發揮，康德突破了古代獨斷的本體論思維方式的束縛，實現了從「客體性邏輯」到「主體性邏輯」的根本轉變。
對此，德國著名詩人海涅稱康德的認識論革命是「砍掉了自然神論頭顱的大刀」(海涅，第101頁)。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羅伯斯庇爾只殺死了一個國王和幾千個法國人，而康德卻處決了上帝。在康德的認識論革命這裡，哲學不僅可以與神學相提並論，而且是在反對神學了。為此，馬克思稱康德哲學為「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而康德之後作為德國古典哲學之集大成者的黑格爾，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黑格爾，第10頁)這既是黑格爾「實體即主體」的真實意義和表達，也是近代認識論轉向本質的另一種解釋和表達。
但僅僅凸顯認識主體的能動性還不夠，還需在認識形式或認識邏輯上實現根本轉變，也即從「形式邏輯」到「思辨邏輯」的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黑格爾居功甚偉。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具體分析了認識的三種思維形式——表象思維、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維。「表象思維的習慣可以稱為一種物質的思維，一種偶然的意識，它完全沉浸在材料裡，因而很難從物質裡將它自身擺脫出來而同時還能獨立存在。與此相反，另一種思維，即形式推理，乃以脫離內容為自由，並以超出內容而驕傲」。(黑格爾，第40頁)而這三種思維中黑格爾最看重的，則是同時超越前兩種思維的「思辨思維」：「在這裡，真正值得驕傲的是努力放棄這種自由(指形式推理脫離內容的自由——引者注)，不要成為任意調動內容的原則，而把這種自由沉入內容，讓內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運動，並從而考察這種運動」。(同上)黑格爾看到了表象思維和形式推理二者分別都走向了各自的極端：一個沉浸在材料裡不能自拔，一個以脫離材料而自鳴得意。而他要做的，就是讓這兩個極端達成和解，也即讓認識的內容和認識的形式達成和解。而能完成此重任的，就是他所看中和推崇的讓自由沉入內容並按內容的節奏自行運動的「思辨思維」。所以說，黑格爾思辨思維的「奧秘在於能夠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維形式中的客觀真理性問題」(孫利天、郭夏)。也就是說，黑格爾的思辨思維是在認識的內容與形式的和解與統一中獲得了認識的客觀真理性。或者說，黑格爾是在概念或理論的領域使人的思維獲得了客觀真理性，這只是達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因此，在凸顯主體性邏輯的概念領域，黑格爾的思辨思維使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得以最充分彰顯和完成。但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4頁)在此意義上，黑格爾僅在理論領域裡去解決這一問題，其結論必定還是「抽象的」和不徹底的。
馬克思的《資本論》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既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表象思維」的立場上，也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唯心主義」的近代哲學的「形式推理」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實現了認識論轉向的德國古典哲學「思辨思維」的立場上。為此，我們才能理解恩格斯為什麼會強調「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65頁)。也就是說，要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認識論，必須是在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所實現和達到的德國古典哲學主體性邏輯和思辨思維的基礎上，這是我們必須堅持和遵守的原則立場和應有高度。所以，在實質性意義上，「是在前康德的哲學原則和哲學思維方式中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在後康德的哲學原則和哲學思維方式中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原則區別。」(孫利天)而這一原則區別，直接制約和左右著對《資本論》的認識對象和認識目的以及其認識論的本質和革命意義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