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天問》，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中國科學史上的一枝奇葩。《天問》除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文獻價值外，其在科學史上的獨一無二的開山意義，也應引起科學史家高度的關注。
科學美文第一篇
《天問》是屈原《離騷》之外的又一首重要長詩，詩人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通篇全用詰問語氣，營造出一種濃鬱的探索性氛圍，被後人譽為曠古奇文。顯然，人們審視《天問》的第一視野是文學的，假如轉換為科學視野，我們還將會發現其別有洞天：這就是文本承載的科學信息與科學精神，堪稱科學美文第一篇。
先秦諸子中，也不乏閃爍著縷縷理性之光的科學美文，如管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但都是零散的、偶發性的；散見於長篇宏論之中，且多駐足在政論層面上。而《天問》卻是一個例外，它的科學精神、理性之光，集中在一首可以大大激發人們閱讀欲的長詩裡，凸現了詩人對宇宙、自然、社會、人生未知領域的探索意識，堪稱是一篇「詩性探索專論」。這在先秦詩文園地裡是絕無僅有的，既具詩的審美愉悅性，又兼豐厚的科學認知價值，故稱其為科學美文的發軔之作當之無愧。難能可貴的是，詩人在此篇中，不僅體現了自覺的科學意識，且用富有節奏感、韻律美的韻文，把它抒寫出來；對讀者的眼球、耳膜、大腦皮層都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力，思之有理，誦之有韻，敘之有序，因而當時就為楚人所津津樂道，在楚人閱讀群中生成了巨大的影響；於是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口口相傳，詩以人名，於是就演繹為千古流芳的傳世佳作。
理性覺醒第一人
原生態思維有兩種：科學思維、神學思維。科學思維的核心，就是人的理性，其反面則是萬物有靈的神學思維。在對宇宙與人類生成這兩個「元」問題上，兩種思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認知走向：神學思維是以「神」為核心，而科學思維則是以「理性」為核心的；而屈原則是中華文明史上，自覺的理性覺醒第一人，他發出的第一聲理性的呼喊則是《天問》。《天問》就是問天，「天」是衍生這個世界的「原點」，「問」應該是發問與詰問。在至高無上的天的面前，詩人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有思想的人，於是要「究天人之際」，即探究天地的生成、日月的運行、山川的排序、生命的繁衍、人事的更迭、歷史的演繹等。屈原沒有陷入神學思維的泥沼之中，「世人皆醉我獨醒」，他高昂著理性巨人的頭顱，在詰問著這個世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意為：那遠古開端的情況，是誰把它傳述下來的？上下天地還未形成，又根據什麼去考察？太陽月亮是怎樣懸掛在天上的？群星又如何羅列成這個樣子？這是關於宇宙之生成的思考和詰問。他不會接受現成的神學闡釋，他要用自己的雙眼去審視，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力圖從「實事」中去努力探求那個「是」，故屈原是在先秦渾渾噩噩的人群中理性覺醒的第一人。
開放思維的先行者
屈原理性思維之光，主要來自開放性時空思維的撞擊。屈原之思維，具有時空上無限的延展性。故他能不囿於成說，不拘於俗見，獨立思考，大膽獨到；尤其能從生成和傳播學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顯示出其科學思維的前瞻性與超人性。是啊！遠古之時，人類還沒產生，那麼有關於遠古的情形，是誰傳述下來的？同樣關於開天闢地的情景，又是怎樣考證出來的？天地混沌一片時，有誰能夠對天地有清晰的認知？日月運行，明明暗暗，又是誰在背後如此運作？這是屈原開放性時間觀念引發出的思考。開放性空間觀念，更加拓寬了其思維領域，增加了思考的厚重感。如：「圓者九重，孰營度之？」「八柱何當？東南何虧？」「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自明及晦，所行幾裡？」意為：天有九重，是誰這樣設計的？八根擎天柱豎在何方？大地的東南方為何傾塌？天邊有多少角落和彎曲？有誰能數清它們的數目？太陽從天明走到天黑，東西一趟要走多少裡？當然神話思維也是開放的，但那是神性的開放；屈原的開放思維卻是理性的。他的思維觸角甚至已延展到了北極：「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有不少學者認為，這裡的「燭龍」就是北極光，意為：太陽哪有照不到的地方，北極光所照又為何地？如上所述，屈原不僅已具有了無限的時空意識，且已具備了數位化思維的科學要素，屈原的確堪稱科學意義上的「先知先覺」，難怪他當時會有那樣清醒的政治頭腦，這與其開放性的思維是分不開的。
勇於求索的弄潮兒
在屈原光輝的篇章裡，最為人稱道的第一名句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科學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永無止息的求索精神；屈原的一生就是勇於求索的一生，在政治上是這樣，在學術上更是這樣。而《天問》就集中體現了他這種求索精神。他對宇宙、天地的生成，在大膽的懷疑，孜孜不倦的探索；對生命的起源、歷史的演繹也概莫能外，如人們對聖母女媧敬若神明，他卻詰問說：「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女媧繁衍了生命，但女媧人面蛇身的、獨特形體是誰打造成的？「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生育女神女歧沒有丈夫，9個兒子取自何方？按傳統的觀念，這是在褻瀆神靈；但屈原是一個敢於對靈魂探險的「弄潮兒」，他是在用人的理性眼光來解讀神的。對大自然的探索也是這樣，「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當東方還沒有亮的時候，光輝的太陽在哪裡躲藏？「康回馮怒，地何以東南傾？」共工發怒用頭撞不周山，大地怎麼就向東南傾斜了？「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百川灌海，但海總不會溢出來，誰能知曉其中的緣故呢？屈原那種超前的理性思維幾與當代人相合。他不滿現狀，探求未知，敢於向神挑戰，向世俗挑戰，向權威挑戰，真可謂是2000多年前的學海弄潮兒！
獻身真理的殉道者
屈原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且還是一個獻身真理的殉道者。歷史使人清醒，是豐厚的歷史文化，熔鑄了屈原冷靜的理性精神，《天問》就是一個絕好的詮釋。屈原從歷史的深處走來，「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個「善」，就是他心裡執著追求的真理，甚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屈原就是一個為真理而獻身的、東方式的伽利略。與其說他是一個政治鬥爭失敗者，不如說他是一個科學理性主義失敗者。在政治上他主張「舉賢授能」、「修明法度」，這是民主與法制思想的萌芽；在外交上他主張「聯齊抗秦」、自強不息，這都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思維為基礎，運籌出來的策略；而昏庸的楚王和一幫奸佞的近臣，沆瀣一氣，放逐屈原，以至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使具有科學精神與正義感的屈原自沉汨羅，葬身魚腹。
可以說，屈原的悲劇，是正義的悲劇、真理的悲劇、科學的悲劇。《天問》集中體現了屈原大膽質疑、勇於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天問》應是中國科學史上的開山之作、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