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培東
目前，我國《產品質量法》和產品召回制度對產品缺陷均有規定，但無論是法律定義、判定標準還是處置方式等都有巨大差異。深入研究和探討產品缺陷在相關法律制度中的異同點，對比分析彼此的關聯，有助於正確把握產品缺陷的內涵和特徵，理清工作思路，消除思維障礙，促進質量監管工作效能提升。
比 對
以汽車產品為例，我們可以將《產品質量法》和產品召回制度逐項進行比對，以期了解產品缺陷的基本特徵。
一、法律定義
《產品質量法》第46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
《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汽車召回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缺陷，是指由於設計、製造、標識等原因導致的在同一批次、型號或者類別的汽車產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
質檢總局《關於貫徹實施<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質檢法【2013】58號）中，對產品缺陷的定義進行了補充和細化，對「其他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進行了細分。具體內容包括：
1．由設計、製造、標識等原因導致。因使用、修理、維護保養等原因而產生的缺陷，不屬本條例所稱的「缺陷」。
2．在同一批次、型號或者類別的汽車產品中普遍存在。
3．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
4．其他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包括：雖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但仍有證據表明汽車產品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情形；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沒有相關規定，但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汽車產品因設計、製造、標識等方面的原因仍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情形。
二、判定標準
《產品質量法》在產品缺陷的判定上採用「不合理危險標準」的原則：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是缺陷判定的基礎和核心標準，產品技術標準是一種特例（具體圖示見圖1）。當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時，不符合該標準即可判定產品缺陷。但對符合標準仍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或無產品標準如何判定等問題，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
《汽車召回條例》在產品缺陷的判定上採用「不合理危險標準和產品標準相結合、優先適用產品標準」的原則：當產品有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不符合該標準即屬產品缺陷；當有其他情況時（包括無產品標準、符合標準仍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則以法律解釋方式予以補充、細化和明確（具體圖示見圖2）。
三、判定條件
《產品質量法》對產品缺陷判定設定了2個條件（不合理性和安全性）。其中，不合理性是指缺陷產品不能提供或滿足人們的合理期待；安全性是指缺陷產品會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當產品不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時，不構成產品缺陷。
《汽車召回條例》則對判定產品缺陷設定了4個條件（不合理性、安全性、系統性和特定性）。其中，不合理性和安全性的定義與《產品質量法》一致；系統性是指缺陷產品必須有一定的數量，在同一批次、型號或者類別的產品中普遍存在，具有系統性、批次性和普遍性意義；特定性是指產品缺陷的形成是由於生產者的設計、製造、標識等原因導致。
四、調整對象與責任規制
《產品質量法》調整的對象為產品質量的責任主體，包括生產者和銷售者。比如，《產品質量法》第26條規定了生產者應當對其生產的產品質量負責，產品不得存在缺陷。第34條規定了銷售者應當採取措施，保持銷售產品的質量。在責任承擔方面，明確了責任方的行政和民事責任。比如，《產品質量法》第49條規定了生產、銷售缺陷產品，將受到包括責令停止生產、銷售，沒收違法產品，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吊銷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第41、42條規定了生產者、銷售者的缺陷產品損害的民事賠償責任。
《汽車召回條例》調整的對象為產品召回的主體，只涉及生產者。調整的行為是召回的實施過程（如信息記錄與備案、召回報告、缺陷調查、召回計劃通報等）。在責任承擔方面，重點針對生產者實施召回規定了相應的行政和民事責任。比如，《汽車召回條例》第24條規定了生產者未停止生產、銷售或者進口缺陷汽車產品或隱瞞缺陷情況或經責令召回拒不召回的，將受到責令改正、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等行政處罰。第28條規定了生產者依照本條例召回缺陷汽車產品，不免除其依法應當承擔的責任。
分 析
通過梳理、比對《產品質量法》和《汽車召回條例》的內容，可以對兩者的異同點進行分析。概括而言，兩項法律制度在產品缺陷的定義和判定上主要有以下幾個不同點。
一、法律定義不一致。相比《產品質量法》，《汽車召回條例》對產品缺陷的定義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補充和細化。這種變化使得同一法律概念在不同法律制度中出現差異，導致在缺陷判定、處置方式等方面都有變化，法律制度的銜接出現障礙。
二、判定標準不一致。《產品質量法》的判定標準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符合該標準但仍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缺陷未予明確；二是對無產品技術標準的，推定依照不合理危險標準判定。但判定的具體方法、操作程序等內容未予明確。《汽車召回條例》則通過法律解釋和條文補充有所改進，對上述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判定標準的難題。但由於條例在標準適用、判定實施等方面主要以原則表述為主，客觀上仍無法擺脫實踐操作的困難。
三、判定條件不一致。如前所述，《產品質量法》在產品缺陷的判定方面設置了2個條件，《汽車召回條例》則擴增至4個。判定條件的變化，使產品缺陷判定在實踐操作中出現重大差異和混亂。比如，當產品缺陷不具有系統性、普遍性特徵時，在《產品質量法》中認定為產品缺陷，在《汽車召回條例》中則不被認定。
四、調整內容不一致。深入研究法律條文可以發現，《產品質量法》調整的是企業產品質量責任，規範的是企業的生產、銷售行為，側重強調政府部門的監管作用。產品缺陷主要通過產品技術標準的符合性來驗證，突出的是產品未使用，調整的是「出廠門、使用前」。《汽車召回條例》調整的是生產者的召回主體責任，規範的是企業的召回實施行為，側重強調生產者的主體作用。產品缺陷主要通過不合理危險性來驗證，突出的是產品已使用，調整的是「已售出、使用後」。
對策與建議
綜合以上法律制度的對比分析，進一步加強對產品缺陷法律定義、判定規則、處置方式等的調整和完善，確保法律制度的有效銜接，對統一思想認識、消除工作阻礙、提高質量監管的規範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個人認為，按照產品缺陷的形成軌跡和運行規律，應注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統一法律定義。基於保持與國際法律定義相對應、解決同一法律概念在我國不同法律制度中不一致問題的目的，有必要對產品缺陷的法律定義做出統一規定：即產品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也就是說，無論何種原因，只要產品不能提供人們有權期待的安全性，就應判定為缺陷。統一法律定義有助於消除工作中對產品缺陷判定標準不一致的問題，使產品質量的安全性成為產品缺陷的唯一特徵，使不合理危險性成為產品缺陷判定的核心標準，由此引導判定規則、程序的合理確定。
二、明晰判定規則。在統一產品缺陷法律定義的基礎上，可以通過法律解釋，進一步明確產品缺陷的判定標準和條件設置。在判定標準的設定上，應採取「不合理危險標準和產品標準相結合、優先採用產品標準」的原則進行判定：其中，有產品標準（即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不符合標準即判定為產品缺陷；有產品標準且符合標準或無產品標準的，採用綜合判定方式：先依據國際標準、推薦性標準、地方標準等中的安全技術指標進行風險研判，再結合消費者預期等「不合理危險標準」進行綜合研判，不符合標準的即判定為產品缺陷。在判定條件的設定上，應注重規範統一：不合理性和安全性應作為產品缺陷判定的必要條件，系統性和特定性不作為產品缺陷的判定條件，而作為召迴響應和啟動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只要產品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即可判定為產品缺陷。但要啟動召回則還需要滿足系統性和特定性兩個充分條件。
三、明確工作邊界。透過質量法律制度的深度解析可以看到，《產品質量法》與產品召回制度是緊密銜接、相輔相成的質量監管制度，彼此並不矛盾。要實現兩項制度的有效對接，需要理清並明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制度關係問題。產品召回制度是《產品質量法》的細化、延續和補充。其中，《產品質量法》規範的是企業質量經營行為，強調的是企業依標生產、規範管理，調整的是產品使用前。產品召回制度規範的是企業召回行為，強調的是企業主動履責、消除隱患，調整的是產品使用後。二是行政處罰問題。產品缺陷應統一納入相關法律制度的調整範圍，《產品質量法》注重前端（即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產品召回制度注重後端（即產品的售出與使用）。依照缺陷判定標準，只有生產、銷售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才能依照《產品質量法》實施行政處罰，其他產品缺陷（如產品銷售使用後發現存在缺陷的）依照產品召回制度實施召回管理。三是法律責任問題。依照現行制度規定，我國產品召回制度調整的對象為產品生產者，即產品生產商是召回主體承擔召回責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產品缺陷是由於銷售者過錯而非生產者原因導致時，仍由產品生產者承擔召回責任顯然有失公允。當然，這需要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改進和明確。
（作者單位：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
《中國質量技術監督》2015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