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0日，「第二屆東湖詩歌節（2019）暨東湖詩歌高峰論壇」在湖北武漢東湖開幕，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中國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葉延濱，副主任李文朝、梁平、楊克，秘書長霍俊明，以及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李元勝、葉舟、娜夜、榮榮、胡弦、李琦、大解、劉立雲、王久辛、閻安、張執浩等五十餘名詩人與會，在中國新詩百年之際探討「詩人如何回應新時代」。
「第二屆東湖詩歌節（2019）暨東湖詩歌高峰論壇」現場。活動由武漢市東湖生態旅遊風景區管理委員會、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主辦。
「鏡子打碎了，折射的是時代的天空」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在發言時表示，詩人應有擁抱時代的勇氣，「任何時代的詩人都無法置身於時代之外，也不可能以漠然的態度逃避時代」。回顧中國新詩百年的歷史，最有價值的作品產生的時刻，往往也是詩人和時代發生緊密聯繫的時刻：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孕育了一批優秀詩人，中國新詩就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裡產生的。例如郭沫若的《女神》，我個人認為是新文化運動前十年間裡程碑式的作品，它是詩人擁抱時代的產物；抗日戰爭時期，很多詩人的寫作和民族救亡息息相關，這一時期的作品也是很有力量的。艾青、聞一多、穆旦等詩人，我個人認為都是在那個時期寫出了他們一生中的好作品；1980年代，在改革開放和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大量作品表達人們在當時歷史環境下的所思所想，中國詩歌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劇烈變化，也塑造了一個精神富庶的時代。」
放眼世界詩壇亦是如此。吉狄馬加引用英國詩人特德·修斯對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評論，指出葉芝的作品正是融合了個體生命體驗與愛爾蘭的民族歷史，與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息息相關。處理好個體經驗與時代的關係，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同樣會受到感動。
吉狄馬加提及詩人穆旦，指其受英國詩人奧登影響，但「最好的作品還是與時代、與抗戰的大歷史背景有關」。「它相當於一面鏡子，某種意義上來說，鏡子打碎了，但每一小片折射的仍是那個時代的天空，和天空之下的大地。」他表示，理解我們所處的歷史進程、認識今天的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才能在思想上回應時代。
最後，吉狄馬加強調詩歌創作應符合詩歌寫作規律，仍應從藝術性、創造性出發，來完成和時代的對應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升詩歌技藝，提升詩人的寫作水平和能力，才能使中國詩歌真正意義上回應時代。」
論壇現場
「今天的新詩空前繁榮，但也空前複雜」
中國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詩人葉延濱在發言中指出，隨著科技網絡的發達、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以及自媒體平臺的興起，詩歌可以成為所有人的表達工具，詩歌已經從精英走向大眾。
「今天我們的新詩空前繁榮，也空前複雜，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氣味，有些也汙染著詩歌。」 葉延濱表示，詩歌要回應時代，每一個以詩歌為志業和使命的人，應該有三種自覺：一是堅持詩歌的精神高度，它應該是民族的精神高度；二是挖掘體裁的深度，不應在狂歡中模糊詩歌的邊界，因為當藝術沒有邊界的時候，它就變得可疑；三是文本的精度，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人有責任創造更優雅、更有包容性的語言，而不是讓語言變得更粗俗、更低能。
《詩探索》主編、詩人林莽在發言中提到，近年來漢語詩歌市場火熱，詩會頻頻、活動密集，但詩歌本身的問題不少。譬如，藉助網絡發展起來的詩歌「小圈子」越來越多，但建立在自娛自樂基礎上的簡單交流，離真正的詩歌創作尚有距離。又如，翻譯詩歌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與中國詩歌的誕生發展聯繫緊密，「沒有翻譯就不可能有中國當代文學」；另一方面，有一些翻譯不求甚解，只求把詩歌翻成「中文」而未必譯成「詩歌」，生疏了漢語本身歷史與內涵，進而影響詩歌創作的質量。
林莽援引與會詩人日前在江漢大學舉行的「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年會」上的討論內容，表示當下中國詩歌應關注兩個方向，向外做好國際交流，向內則需重視漢語詩歌本身。至於如何回應新時代，「詩人應該對所生活的時代有自己的感受，一個真正的詩人應該從自己內在生命經驗出發、真誠地完成自己的寫作。」
廣東省作協副主席、詩人楊克提出，「新時代」亦指科技信息意義上的新時代。「埃茲拉·龐德寫作《在一個地鐵車站》時，地鐵剛剛出現；我們的詩歌創作也應該處理新的經驗，對新事物有所表現。」
「真正的詩歌既是面向當下的，又應是面向未來的」
中國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秘書長、詩人霍俊明分享了他在詩歌評論中寫過的一段話：
「一個詩人總會懷有寫作『純詩』的衝動，但也不能拒絕『介入』現實。但是在詩學層面二者的危險性幾乎是均等的。對於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現實之詩、物化之詩、時感之詩、新聞之詩以及公共題材寫作，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大量的同質化的廉價文本。詩人有必要通過寫作，來甄別、判斷、調節和校正來完成包括了生命經驗、時間經驗以及社會經驗的『詩性正義』。而具體到不同時期的詩歌寫作，『詩性正義』因為時代的變化而充滿了調整與更新。」
在回應時代的問題上，他認為「純詩」與「現實」之間應該達到動態的平衡，真正的詩歌既是面向當下的，又應該是面向未來的。
詩歌評論家、河南大學教授耿佔春討論了幾位詩人在近代中國歷史變革中回應時代的不同方式。
他提到，1930年代的左翼詩歌賦予了一些漢語詞彙以新的修辭和意義。例如「光明」與「黑暗」這種對立的修辭，在郭沫若、何其芳和艾青之後，基本上成為白話詩中的一種固定搭配，與它們在古典詩歌中的含義與用法大不相同。「對詩人而言，『光明』、『黑暗』一開始是修辭，後來就從隱喻、象徵變成了大時代中的現實問題。所以1980年尹在勤教授在《何其芳傳》中寫道，1938年，何其芳在寫了《成都，讓我把你搖醒》之後就『奔赴光明的延安去了』。1930年代左翼詩歌完成了漢語對時代的特殊命名和修辭。」耿佔春說。
穆旦則代表了現代詩歌的另一種方式、另一種修辭。「他也曾使用過二元對立的修辭，早期作品《兩個世界》寫的就是一個闊太太的世界和窮人的世界。但在寫了幾首詩之後迅速打破了這種模式。穆旦在1940年代初寫的詩歌《五月》中有這樣的句子：『一個封建社會擱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裡』，這是他對歷史的敘述。他沒有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描述時代，而是用更複雜的經驗來處理它。」耿佔春表示，穆旦直到晚年仍有很好的寫作，而此前那種二元對立的寫法在改革開放以後得到的評價並不高。
「毫無疑問每個詩人都應該回應時代，但每個詩人回應時代的方式會成為對詩人的考驗。」耿佔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