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廣東詩歌高峰論壇」結束了。這是廣東省作協花錢請詩界一群「名流」到廣州論說廣東詩歌。人家是正正規規的「根正苗紅」的詩歌活動，吉狄馬加都到場講話了，你說人家「不倫不類」，是不是無理取鬧呢？
是無理取鬧還是有理取鬧，我們讓事實說話。我的主要理由是：
一、會議主題的不倫不類。「廣東詩歌高峰論壇」，主題是論說廣東詩歌。興師動眾去單獨研究一省一市詩歌，到底有多少可能？有多少意義？一個國家的詩歌進程，各省市都是在相同的社會環境和相同的文化生態下進行，你說此省的詩歌牛狀，彼省的詩歌羊狀，這可能嗎？至於詩人與詩人之間的創作方式不同，是有的，但不代表省與省的區別。即使是研究一個省的詩歌，也應該是本土詩人自己去論說，請一些外地各個有名氣的人來論說，那是搞花架子。這些外來的和尚念不了經，他們並不懂本地詩歌，他們至多只能從故紙堆裡翻找出一些本地的詩歌源流資料或過往的詩歌名家。所以，非要與會者專談廣東詩歌，也就只好表面演戲，或者談些全國各省市的詩歌創作中的共性問題。請看會議報導：
中國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葉延濱、《詩刊》雜誌社常務副主編商震、《星星詩刊》主編龔學敏、《詩選刊》雜誌主編劉向東、浙江傳媒學院教授趙思運、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霍俊明、《揚子江詩刊》常務副主編胡弦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廣東詩歌的特點、廣東詩歌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充分的肯定，比如廣東詩歌和廣東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國際性，以及廣東一大批詩人逐漸在中國乃至國際詩壇產生的廣泛影響、產生於廣東並影響到全國的各種詩歌現象，如一些重要的詩歌民刊，各種當代詩歌的代際性、流派性命名，一些重要的詩歌獎項等。同時，各位專家也對廣東詩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潛在的危機，進行了較為準確的診斷，如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式微以後，廣東詩人如何面對網絡時代和碎片化時代帶來的新挑戰，廣東詩人如何避免同質化創作，建立獨特的個人詩歌話語，以及要開拓想像視角和未來視角的創作方向，提升詩歌流派的命名能力等，為廣東詩歌今後的發展指出方向、明確目標，提供了各自獨到的見解和建議。
不信你試試，把文中的廣東省改成山西省，江蘇省，四川省，任何一個省市，都可適用。你說廣東詩歌有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國際性，沒錯。試問，江蘇詩歌不開放而保守嗎？山西詩歌不包容而排他嗎？四川詩歌不多樣而單調嗎？青海省舉辦了多次國際詩歌節，他們不國際化嗎？多廢話啊！到會者不無病呻吟一通，對得起葡萄美酒和紅包嗎？還有，說什麼與會者對廣東詩歌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危機「進行了較為準確的診斷」，給「廣東詩人如何避免同質化創作，建立獨特的個人詩歌話語，以及要開拓想像視角和未來視角的創作方向，提升詩歌流派的命名能力等，為廣東詩歌今後的發展指出方向、明確目標，提供了各自獨到的見解和建議。」
朋友，詩歌的同質化，這是當前全國詩歌創作的通病，怎麼只廣東存在呢？再說，當前又有誰能夠治好這一通病？這些到會的「高峰」名人，你行嗎？不是說你們對廣東詩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準確的診斷」嗎？動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請把你們的會議發言發出來看看，尤其是「一級作家」、當前的中國詩歌統帥商震的發言。
二、詩壇上，也見過這個「峰會」那個「峰會」，那都是針對詩歌某一專題進行研究，不是針對某一省市進行研究。不管出不出成果，道理和道義上還說得過去。而全國人士來論說一個省的詩歌，廣東作協標新立異，還是第一次。 也不是不可以，而是不現實，肯定是流於形式。你看那些應邀來參加會議的人，個個比總統還忙，有的忙錢，有的忙女人，有的忙編刊，你說有誰一直在專門研究廣東詩歌，或者專門研究一個省市詩歌呢？
「廣東詩歌高峰論壇」說穿了，就是花錢請人上門為廣東詩歌歌功頌德。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你的孩子過生日，請親戚朋友來祝賀，誰都說孩子如龍似鳳，誰都不會說這孩子總有一天會死的。
三、新詩百年，詩歌創作取得了成績，但這不止是廣東。如果廣東作協搞這種活動是有理由的話，全國各個省市作協都來搞這樣的活動，同樣都有理由。那就叫中國作協乾脆成立一個「峰會論壇」專業團隊，專門出席各省市的所謂「峰會」，他們的發言稿，毎到一個不同省市，改改省市名字可以了。有意義嗎？此類活動不宜提倡。
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同樣，詩人是詩歌的創造者和推動者。遺憾的是，當今的中國詩歌舞臺，處處是詩歌權力者在搶佔主席臺和張牙舞爪。即使真要搞「廣東詩歌高峰論壇」，我認為，也應以詩歌為主題，以一線詩人為主人。就廣東而言，被全國詩壇認可和在全國詩界有文本影響的不是省作協副主席楊克，應該是王小妮、東蕩子、鄭小瓊這些人。而這次「廣東詩歌高峰論壇」卻把楊克唱成了主角，說明這次論壇充滿了權力色彩，充滿了利益幻術。楊克不久前在廣州組織過詩人畫展，現在又請一群名人上門歌功頌德，難道，是為明年衝刺魯獎開始塗脂抹粉？也許有人說，你沒有參加會議，怎麼知道的？因為，從一位與會者的發言文章，便一目了然。請讀：
重新反思民刊立場的有效性
——在廣東詩歌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趙思運
十年前的2006年7月，我寫過一篇文章《民刊何以「民刊」？》。開篇我就有一個判斷：「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國新詩史基本上是由民間詩歌報刊推動、改寫的，無論是詩歌精神、詩歌觀念還是詩歌文本，都是如此。目下，官刊、民刊、網絡逐漸形成了良性互動的空間格局，出現了詩歌資源整合的趨勢。但是無論怎麼整合，民刊總歸有他自身的無法整合掉、無法化約掉的品質。」這也是民刊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
但是，現在民刊的問題十分尖銳，整體呈現出平庸姿態。在大量民刊乏善可陳的情況下，如何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和藝術意識形態領域凸顯民刊獨立不倚的藝術品格和精神擔當，就顯得尤其重要。這是確立民刊何以民刊的最終依據。否則，民刊就會走向平庸與死亡。
因此，我想從民刊的角度討論一下廣東詩歌給我們的啟發。
80年代以前的民刊，又稱「地下刊物」。「地下」，就是體制審查之外的一種存在，那個時候叫「非法出版物」。其地下色彩有二：一是傳播方式的地下性，規避了出版審查；二是詩歌的生產品質，具有異質性的審美範式和獨異的精神洞察力。在一個非民主社會階段或民主不充分的社會階段，更能凸顯其意義。民刊和官刊的關係，借用一個幾何學概念，就是兩個不相切不相交的圓。在這種情況下，「地下」形態的民刊如果面對官刊的壓制而敢於發聲，其意義不言自明。在這方面，廣東民刊的突破性意義十分突出。
有兩個成功載入文學史的經典案例。
一個是徐敬亞策劃的1986年《深圳青年報》和安徽《詩歌報》的「大展」，以激情澎湃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叱吒風雲的力量，使民間詩刊強行進入體制媒體，一下子改寫了歷史。有句話說得很好：「當時詩人，不是大展的作者，就是大展的讀者。」
另一個例子是楊克版《中國新詩年鑑》，其詩學理念是「藝術上我們秉承真正的永恆的民間立場」。1998年以來，近30年的積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一個品牌。
從徐敬亞民間立場的強行進入，到楊克的主動積極的接納民間立場，顯示出民主力量的進程，詩歌環境的逐漸寬鬆，也體現了社會的巨大進步。可以說，民刊與官刊這兩個獨立的圓逐漸相切、相交、相融，而且交融疊合的幅度原來越大。在民刊與官刊民主互融的程度上看，廣東官刊顯示出充分的包容性和民主性。甚至出現「泛民間」趨勢。也就是說，官刊和官方力量，以微觀政治的方式充分融入民間層面。如持續多年的小學生詩歌節，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新詩教育，會波及到普通家庭的詩歌教育。甚至楊克已經跨界到廣東地稅學院，給信息設備管理人和安全工作人員講詩歌欣賞和寫作。深圳的詩人劇作家從容多年嘗試詩歌的表演傳播，撒向民間都是詩和愛！我到過一些地方，總會有人說，誰誰誰是民間詩人，誰誰誰是官方詩人，你見誰誰誰，就不要見誰誰誰。後來我會發現，幾乎每個地方至少有2-3個地方稱王的「詩人」。但是，在廣東，從來沒有這種說法。我覺得廣東是詩歌生態最佳的地區，官刊與民刊、官方背景詩人和民間背景詩人，相處諧和。
我扯了這麼多，一直在表揚廣東詩壇。但是，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性。詩歌生態越來越寬容、包容、民主，也意味著一種原則性詩學立場的缺失。尤其是當網絡詩歌興起之後，民刊傳播的「地下性」已經不復存在，民刊的「有效性」究竟在哪裡？
民刊的「有效性」根本在於要有清晰的辨識度，這種辨識度主要表現有二：一是獨特的創意策劃能力。在這方面，廣東省作協的刊物《作品》為民刊做出了表率。她在華麗轉身之後，以獨特的創意欄目如「跨界」、「手稿」、「90後推薦90後」、「漢詩」（長詩）、「民間詩刊檔案，刷新並生動了官刊的面孔，在官刊之林中獨樹一幟。連官刊都可以如此賣萌，民刊還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民刊辨識度的表現之二，是詩歌審美範式的異質性和詩人精神洞察力的獨異性。現在的民刊一個致命的問題是越來越同質化趨向。不僅官刊與民刊同質化，民刊與民刊之間也高度同質化。因此，民刊如何發掘並彰顯異質性元素，在官刊與民刊之間、在各家民刊之間強化內在的張力，構成互補關係，極其重要。不僅要凸顯民刊的辨識度，也要凸顯詩人的辨識度，形成高度的風格化特色。已經擁有風格化傳統的民刊，如《明天》的地方主義寫作，《後天》的獨立詩學和先鋒藝術立場，《新詩典》的口語詩歌立場，《橡皮》的後口語寫作，《活塞》的「惡之花」式寫作，《非非》的體制外寫作，《江湖》的自由寫作，都可以給我們啟示。廣東的《詩歌與人》和《中西詩歌》兩本民刊的特色在於國際元素的彰顯。《詩歌與人》在貢獻出「70後」、「中間代」「完整性寫作」等概念，修復新詩史的鏈條之後，致力於域外優異詩人的譯介與出版，功不可沒，尤其是「詩歌與人」獎，雖是一個小眾詩歌獎，但隱喻著豐富的詩歌精神。
2016年10月29日
這篇文章很明顯，把楊克誇上了天，像是在為楊克的「功勞」記流水帳。也許就是這次「高峰論壇」「圖窮見匕首」的證明。作者說什麼「楊克主動積極的接納民間立場」，太神化楊克了。楊克本來是平民，無非走運而已，不是柳忠秧把廣東作協原主席告下了馬（審查中），楊克如何進入作協當副主席？作者又誇他辦的《作品》「為民刊做出了表率」，這也是神話，《作品》並不是一份純詩歌刊物，和其他刊物一樣每期發一點普通詩歌而已，如何表率？表率的詩壇口碑在哪？又說「楊克已經跨界到廣東地稅學院，給信息設備管理人和安全工作人員講詩歌欣賞和寫作」。還不知道效果在哪裡，講講詩歌就是「跨界」之功，這也是「高峰論壇」的話題嗎？怎麼不把楊克抄襲他人評論也列入「跨界」之說呢？還有，如今到處搞詩歌節，圓的，方的，扁的，多於牛毛，而楊克搞小學生詩歌節（而且評出的一等獎竟然是抄襲作品），則被標榜為「以微觀政治的方式充分融入民間層面」。搞詩歌年選本也像菜市擺攤一樣多，把楊克編《新詩年鑑》誇成是不朽的「品牌」。難怪，貪官詩人李鳳臣那些大量的口水分行，在他倒臺前總有「著名評論家」把他吹捧成中國文壇一種「奇獨的文化現象」。中國文人就是那點出息。是的，楊克和李少君是一路貨，不搞活動無法活下去，他確實有標新立異的「天賦」。我們今天的詩歌，受到最大的傷害就是那些官爺們打著詩歌旗號，花納稅人的錢，不斷變化花樣，大搞毫無意義的詩歌活動。對這個詩歌毒瘤，應該切除，而不是表彰。
廣東詩歌的主體應該是廣東廣大民間的詩歌力量，「廣東詩歌高峰論壇」卻重彩潑墨描繪楊克，實在是不倫不類，實在是不倫不類！
文章中還說什麼「不僅官刊與民刊同質化，民刊與民刊之間也高度同質化」。請問，官刊與民刊同質化，難道責任在民刊嗎？說什麼民刊與民刊高度同質化，難道，官刊與官刊不高度同質化嗎？除了作者，現在還有幾人看官方詩刊？你最好統計一下，公布他們的發行量。我上面說了，詩歌同質化不是廣東的問題，也不是官刊和民刊的問題，它是一個共性問題。官方把大把時間用去天天搞活動，為什麼不帶領大家來重視和克服這些創作中的問題呢？或者，我請作者寫一組不同質化的詩歌發到楊克的《作品》刊物上去，這才叫真功夫。又或者，擁有盛名的楊克的所有詩歌，除了那首《人民》尚可，你說還拿得出不同質化的第二首好詩嗎？
謝天謝地，這就是在詩壇雷聲隆隆，自命不凡的「高峰」的名門大腕們聚眾羊城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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