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學術。民國學術之所以自成為一個單元，其根據在於它擁有區別於前之清代學術、後之新中國學術的精神特徵、學術制度和學術風貌。清代學術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高峰，人們常以樸學、漢學、考據學賅而括之。晚清隨著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和西學的大力引進，新學開始興起。新中國學術則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建立密切聯繫在一起，前三十年帶有濃厚的「蘇式」色彩，學術研究受到意識形態的約制；以改革、開放為主導的新時期四十年擺脫蘇聯模式，大力引進西方學術，在改進既有學術機制的基礎上形成一套既不同於僵化的「蘇式」學術制度，又有別於相對自由的西方學術機制，它以國家規劃、社會需要與學者意願相結合，其學術形態自成一格。
民國歷史不過三十七年。政治上以共和制翻開中國新的歷史篇章。文化學術則以新文化運動終結了傳統的儒學意識形態，將晚清出現的從傳統向現代的文化轉型確立為正統。雖然清末登臺的名流學者，諸如康有為、嚴復、章太炎、梁啓超、劉師培、羅振玉在民初學界仍擁有重要影響力，但已不在學術前沿。代之而起的是蔡元培、王國維、胡適、趙元任、楊樹達、陳寅恪、陳垣、顧頡剛、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餘嘉錫、柳詒徵、蔣廷黻、李劍農、蕭公權、王世傑、錢端升、陶孟和、何廉這樣一批學者，他們成為新學術的領軍人物。從晚清起步的學術轉型成為不可移易的趨勢，大學廢除經科，打破傳統經史子集的圖書門類分法，全面引進西方的學科體系，建構新的學科研究框架，中國近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之劃分和研究範式次第登場。新型大學為提升學術水準，建立了一批新的學術研究機構，聞名於世者有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文科研究所、清華國學研究院。1928年中央研究院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研究進入國家體制。新知識群體為自身的發展，以弘揚人文、發展科學為職責，創辦學術刊物，設立學位制度，評聘學術職位，獎勵學術著作，確立現代學術體制。傳統學術在新觀念的燭照下煥發新的活力，有著歷史考證傳統的中國史學，憑籍發掘大量新的歷史材料，即人們稱道的「四大發現」（殷墟的甲骨文、漢代居延漢簡、隋唐敦煌文物、明清大內檔案），出現超越清代乾嘉漢學的勢頭。新知識群體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激勵，大力拓展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範圍，將小說史、戲曲史、民俗、歌謠研究這些為士大夫不屑一顧、不登大雅之堂的「流俗」作為研究對象；西方的學科觀念與中國的傳統學術交融互動，產生了一批新人文的經典性學術成果，在文學史領域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哲學領域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金嶽霖的《知識論》，在歷史學領域有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有人稱這是中國學術新的諸子百家時期，有人視之為中國學術發展的又一高峰。從學術變遷的角度看，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亦即中國現代學術形態的生成時期。
民國學術呈現出不同於清代學術的歷史形態。它以引進西方學術制度為主導，以現代學科體系為架構，以新型的大學、研究院為學術單位，以生產新學術成果為導向，從此中國學術進入一個迥異於傳統學術的歷史新階段。由於民國曆時短，加上社會動蕩，政局不穩，學術運轉時常處在非正常的情境，學術生產受到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幹擾，其學術成果的總量自然有限。
民國學術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歷史時期，傳統學術的歷史底蘊對這一轉型構成制約。這首先表現在知識結構上。儘管這一時期中國學術已按西方學術制度作學科化處理，形成新的學科體系，但傳統文化仍是新文化人的主要知識來源，在文史哲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如此。傳統學術的「通識」特徵對新文化人縱橫馳騁於不同學科提供著強有力的知識資源的支持。同時，由於學科分科體系初步形成，傳統文本常常成為多學科的經典文本素材，新學術的大家身跨文史哲多學科的現象也不乏有之。從中國現代學術的演變來看，傳統學術遺產浸潤民國學人，成為他們據以傲視後來者的一大優勢。
民國學人對西學趨之若鶩，西學成為他們戰勝傳統學術的有力武器。但西學畢竟是初期引進，宏觀現代學術的建構，雖然在體系上、制度上，它整體替代傳統學術體系、學術制度，但若微觀透視，對民國學人的西學素養又不可估價過高。除了個別留學西洋歸來的「海歸」在西學素養上與西方學者能夠展開對話，絕大部分留學生尚只停留在學習、介紹的層次，高水平的西學成就遠談不上，這也是中國科學界長期難以問津諾貝爾獎的深層原因。
民國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密切。政治是時代的中心，政治衝擊學術，政治衝淡學術，政治約制學術，學術因此常常變得無所適從。學人與政治的關係極其複雜，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參政的學者型官僚、議政的公共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一介書生。即使後一種選擇，與政治也難脫干係，有著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關係。
梁啓超定義近代中國為「過渡時代」，民國學術史也是如此。這種過渡期的學術特徵主要體現在中西新舊的結合。由於西方文化是強勢話語，結合的價值取嚮往往是以西貶中，以新勝舊。傳統學術受到了極大貶損，傳統學術資源的開掘受到限制。作為傳統學術主幹的經學意識形態基本上被解構。
鑑於民國學術的上述情形，葛劍雄先生的看法可備一說：「如果在中國內部進行階段性比較，則除了個別傑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從傳統學術的視角看，民國畢竟是傳統文化的衰落時期，因此傳統學術的表現在這時期明顯受到了相當的抑制，就這一點而言，民國學術確不如清代乾嘉漢學，但與後來身陷傳統文化斷裂層的新一代學人相比，其古典遺傳又要豐厚。從外來學術的引進看，雖然大力輸入西學，但因是初期引進，就不免粗製淺薄，與西方有關的學科建設基本上停留在譯介、模仿和撰著教科書層次，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學術當然又是後來居上。胡適、陳寅恪在時人的眼中，也許是以西學、新學見長；而在今人看來，他們又可能遭遇相反的評斷，人們會更推崇他們的所謂國學根柢和成就。
中國傳統學術自古有修治學術史的傳統。先秦有《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漢代有司馬遷的《史記·論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儒林列傳》，都是較早的學術史文字。以後各種有關歷朝歷代學術史的文字著述不斷有之。明末黃宗曦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更是學術史的鴻篇巨製。清代紀昀主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中國傳統各種學術專著加以部勒，對各學術流派的發展脈絡分門別類加以述評，堪稱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大總結。近人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被視為總結清代學術的經典之作。遺憾的是，有關民國學術史的研究，迄今未見有分量的通論性學術專著問世。出現這一情形，與民國學術的分科制度的形成有密切關係。人們已習用新的專業學科眼光探討學術史，傳統的學案體或通論性的學術史著作已被揚棄。梁啓超式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樣的經典製作似成絕響。
開展民國學術史研究，其目的主要是清理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發掘這一時期豐富的學術礦藏，為中國人文學術繼往開來提供具有借鑑價值的歷史文獻。
研究民國學術史研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通過描述民國學術進程和學術格局，勾勒這時期學術發展的脈胳和基本走向；將學術史研究置於廣闊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會政治環境中去考察，探討它們的互動關係；注重考察民國學術的淵源流變和師承關係，它們形成的學術傳統和學術範式；全面考察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形態的轉變，對推動這一轉型的內部革命動力和外來學術的刺激給予全面地透視；重新檢討民國學術的評價體系，對當時學術評價機制和學術界的基本取向作一通盤考察，以期能較全面地反映這時期的學術面貌和學術工作實績；注意從價值層面考察這時期學人們所形成的學術精神和學術品格，展現他們獨特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注意對在這時期產生重要影響的學術機構、社團和刊物的評介，多層面地表現民國學術發展的紛呈局面；評介這時期中國學人為傳播中華文化所做的工作及其與外國漢學家的互動關係，對民國學術的內外關係做出全新的說明。
民國學術史是一項跨學科性的綜合研究，主要涉及史學、哲學、文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多學科的研究。總結這一時期學術史的既有論著，從體裁和內容上看，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學術專門史之類的研究，諸如各學科的專門史，如史學史、哲學史、文學史、翻譯史等分支的研究。較早者有胡適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蔡元培的《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周予同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等，著者既是歷史活動的主體，又是歷史過程的敘述者，他們的論述自然與個人的學術傾向和立場密切相關；當代這類體裁的著作，有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七冊）等，他們主要是探討某一學科的發展史，屬於學術史的學科史門類研究。第二類是具體人物的個案研究，或學術派別、學術刊物、學術機構、學術思潮的專題研究。如劉起釪著《顧頡剛先生學述》（中華書局1986年版）、鄭師渠著《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陳以愛著《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盧毅著《整理國故運動與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鄭家建著《清華國學研究院述論》（海峽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等，以及《近代國學大師叢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等有關近代學術大師的個案研究叢書，對近代學術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些期刊（如《國學季刊》、《學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派別（如「古史辨」）的專題研究，都屬此類。第三類是傳統學術在近代研究，如近代經學、佛學、諸子學、國學等領域的研究。現今的民國學術史研究論著，多為人物個案研究和學科史研究，這些著述從不同角度、某一側面反映了這時期學術發展的情形，構成我們民國學術史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民國學術史，具有不同於傳統學術史的特點：在體例上，它既不同於傳統的學案式體例或今人的個案研究，只局限對某家某派的學術思想和活動逐一論述，也不同於通行的史學史、哲學史，只限於對某一學科的發展作系統的評介，而是將民國學術置於廣闊的文化思想背景和社會政治環境中去考察，對這一時期學術變遷的外部氛圍和內部流變作全方位的深度透視。
在思路上，以民國學術為研究對象，自然有意評述民國學術的獨特地位。從學術形態上看，民國學術既不同於前此的清代學術，屬於傳統學術的範疇，又不同於後此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學術文化，它構成新的相對獨立的學術單位。在整個中國學術史發展中，民國學術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有承先啟後的作用。抓住民國學術轉型這一特徵，設置一些與學術轉型相關的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在追溯民國時期學術發展的淵源流變的基礎上，力求對學術轉型過程中的種種問題給予深入的探討。
在觀念上，民國學術史應與以往過於強調中國現代學術形態的形成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殖民」性質不同，亦與近年國學研究中某些單純強調現代學術的傳統起源說的傾向有別。它應既重視這時期學術轉型過程中西學輸入有關的「影響」研究，同時有意凸顯傳統學術在現代新學術產生過程中的「支援」作用，以及「內據」的性質。從而對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作一比較客觀、全面的解釋。
在方法上，研究民國學術史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對具體人物和學術成果的分析評判以實證為依據，強調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除了充分利用學者本人的文集、書信、日記這些「本證」外，還應注意發掘新的材料，充分吸納各種「旁證」，如報刊、檔案、回憶錄。注意吸收和借鑑新的史學方法，如解釋學的方法和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改善研究工具，使這項研究不是「炒冷飯」，而是返本開新，推陳出新。
在內容上，現今的研究多涉及學術史的局部，欠缺總體性的系統考察；對民國學術的淵源流變和它在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欠缺較為全面的研究；對民國學術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如新學術群體的崛起、新學術機構的建設，近人對清代學術的清理和總結，近人中國傳統學術觀念的變遷等，尚欠缺有力的研究，這些都有待人們去彌補。
研究民國學術史應該清理的基本問題包括：一、民國學人對中國傳統學術史的認識及其總結。二、晚清傳統學術的變異與中國近代學術轉型的機緣。三、新學科框架的建構。諸如傳統的分科體系、西方的科學觀念與學科觀念的傳入、清末民初引進的西方學科體系與中國傳統學術的對應關係、西方科學觀念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解構等問題。四、西學的輸入、西學譯介主體的轉換（從外人到國人）與中西學術交流中「格義」方式的轉換。五、社會轉型與時代對新學術的呼喚。轉型時期民國學術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民國學人「學術獨立」品格的養成。六、從晚清到民國，學人（以江藩、羅振玉、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胡適、顧頡剛、錢穆諸人為代表）對清代學術遺產的清理與總結。七、新學術範式的誕生以及民國學人對新學術範式的爭論和檢討。如文學領域的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歷史學領域的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哲學領域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八、新學術機構的建設、新學術社團的出現。如北大文科研究所、清華國學研究院、中研院史語所等新學術研究機構的成立及其學術工作的開展。九、「整理國故」之觀念的由來及其成績。從《國粹學報》的國學研究到《古史辨》的歷史研究，民國學人對「整理國故」的檢討。十、民國歷史學的新發展。諸如新史料的發掘、新史學方法的傳輸、新史學體裁的出現、史學研究範圍的擴大、傳統史學的繼續發展等問題。十一、哲學學科的設置與發展。如北大哲學門的設立，中國哲學史研究對象的確立與書寫，西方哲學理論的譯介與研究，邏輯學研究的開展。十二、民國文學研究的新發展。如「文學革命」帶來的文學觀念變革，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與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的發掘與拓展，西方文學理論與作品的譯介。十三、以辜鴻銘、胡適、林語堂等為代表的中國學人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和譯介。十四、外人與民國學術的互動及其影響。如羅素、杜威、泰戈爾等人在華的演講活動及其影響，以及歐美、日本漢學家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及其互動關係。十五、民國學術的歷史地位及其估價。
民國學術史研究已有相當雄厚的文獻基礎。新時期整理出版的大型民國學術史方面的資料有：《民國叢書》（上海書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民國學術經典叢書》（東方出版社）、《國學叢書》（華東師大出版社）、《民國學術文化名著》（嶽麓書社）、《中國近代思想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近代國學文獻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民國時期國學期刊彙編》（巴蜀書社），這些都為研究民國學術史提供了必備基本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