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在民國時期，對北大的建設卓有成績者，除了人們經常提到的蔡元培和胡適這兩位掛帥人物以外，還有兩位值得稱道的大將：蔣夢麟和傅斯年。傅斯年主持北大校務的時間極為短暫，故人們很容易忽略他與北大的關係，其實在「五四」以後的三十年中，傅斯年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北大學人，而且對北大的建樹立下了汗馬功勞。
北大「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預科學制三年，分一、二兩類，一類側重文史，二類偏重數理化等自然科學，傅斯年自幼在家鄉接受了八年的傳統教育，繼承了其深厚的家學淵源，喜好國學，故他選擇了一類。
傅斯年入北大時與弟弟的合影
傅斯年入北大之初，長得人高馬大，一付典型的山東大漢模樣，實則身體孱弱。但他天資甚高，又很勤奮，故成績優異，是校內有名的高材生。除了刻苦攻讀學業外，傅斯年還參與課外活動。1914年，他與同學沈沅等人發起組織了「文學會」，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以研究辭章作文，提高文學素養為宗旨的業餘團體。他們創辦了一份《勸學》雜誌，刊名由嚴復用草書體題寫而成。後來，他們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加以擴大，改組為「雄辯會」，該會以修繕辭令，溝通思想，提高思辨能力，鍛鍊演講能力為宗旨，內分國文、英文兩部，每部下設演講、著述二科，傅斯年擔任國文部副部長兼編輯長。
在北大預科學習三年，傅斯年接受了嚴格的訓練，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1916年夏，傅斯年以平均94.6分的高分成績獲得全班第一名，升入北大本科國文門。現將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畢業考試成績茲錄於此：西洋史93分，經濟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論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學通論80分，英文文學98分，德文文法讀本97分，文章學98分，地理100分，歷史99分，文字學85分，論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分，總計1482分，曠課扣分加3分，總平均92.6分，實得95.6、93.6分，94.6分。[1]
傅斯年進國文門之初，頗受當時國學大師章太炎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此時北大文科多為章太炎的門生弟子所把持。由於傅斯年在學生中出類撥萃，頗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的器重和栽培，他們期望這位學生日後繼承章氏學派的衣缽。周圍的同學對這位恃才傲物，舉止豪爽的高材生亦刮目相看，敬而畏之，有的同學竟稱他為「孔子以後的第一人」。[2]據毛子水回憶：「在我看起來，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託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終因資性卓犖，不久就衝出章氏的樊籠；到後來提到章氏，有時不免有輕蔑的語氣。與其說是辜負啟蒙的恩德，毋寧說這是因為對於那種學派用力較深，所以對那種學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惡也較深。」[3]
導致傅斯年思想觀念發生轉變的是新文化運動。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主長北大，先後延攬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氏兄弟來北大任教，「文學革命」的風暴開始震撼著昔日寂靜而沉悶的校園。胡適在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原來擔任此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他講了兩學期才講到商朝，而胡適徑直從周宣王講起，這種處理中國哲學史的作法，頗使學生們震動，「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4]一些學生認為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講授。傅斯年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學生將一位不學無術的教授朱蓬仙趕下講臺。[5]此次同學們又請他來聽課，聽了幾次課以後，他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才平息了一場風波。傅斯年過逝後，胡適提及此事，無限深情地稱他是自己的「保駕人」。[6]
傅斯年與胡適父子
傅斯年日漸敬服胡適，經常去聽他的課，甚至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家中「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7]通過深入接觸，胡適「甚驚異孟真中國文學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之多與深」，因而非常器重這位學生。另一方面，傅斯年也越來越傾倒於胡適的思想和學問，轉向贊成「文學革命」的主張，對西書的閱讀興趣也甚為濃厚。「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傅斯年住在校內西齋四號，同室者有精心鑽研哲學和古史的顧頡剛，有專心研究詞章的狄君武，有迷戀佛經的周烈亞，大氣磅礴的傅斯年則「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8]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9]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給校長蔡元培先生的投書——《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 》。文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材料來源於自然科學，「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時，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以歷史為哲學之根據，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學為哲學之根據，其用至博。」主張哲學應入理科。[10]此文引起蔡先生的注意。他對這位高材生寄寓厚望，題詞贈曰：」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11]
這年夏天，傅斯年約集毛子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北大學生中第一個傾向於新文化的團體——新潮社，並開始籌辦《新潮》雜誌。蔡元培、陳獨秀對他們的行動給予了熱情贊助，他們從北大每年四萬元的經費中提出兩千元給傅斯年辦《新潮》，胡適則出面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傅斯年強調該刊是為了幫助青年學生「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12]其宗旨與《新青年》如出一轍，怪不得它的出現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個陣地。傅斯年還豪邁的宣告：「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國。」[13]
傅斯年在《新潮》上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內容涉及文學語言、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哲學歷史等領域，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從此他蜚聲文壇，成為北京大學一位富有魅力的學生領袖人物。
「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大。為抗議巴黎和會把原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轉讓給日本的決定。5月2日，蔡元培校長將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訴《新潮》社的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人。5月3日晚，北大全體學生召開大會，傅斯年等新潮社同人出席了這次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傅斯年等20名學生被推為代表，負責第二天大示威的組織事宜。
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國立法政專門學校主持十三校學生代表會議。該會議決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學，下午一點在天安門前集合匯集，全體抗議帝國主義在巴黎和約上關於山東問題的不公正的決定。下午，各校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舉大旗，走在隊伍的前列。學生遊行隊伍走至東交民巷西門口美國使倌門前受阻，遂轉向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憤怒的學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北洋軍閥派兵趕赴現場鎮壓，當場逮捕學生32人。傅斯年「是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的住宅的」，但離開現場較早，故未被捕。當天晚上他回校時對同學姚從吾說：「這回北大損失太大了，同學被捕去好多。」[14]
5月5日，傅斯年與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吵架，對方將其金絲眼鏡打落了，於是他一怒之下，賭氣不到北大學生會裡來工作。[15]這樣，傅斯年遂退出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這年夏天，傅斯年畢業於北大文科國文門。談及自己北大時期的學生生活時，傅先生本人曾有一段回憶：「我在北京大學六年(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從民國二年到民國八年。那時候學生的平均購買力比現在高得多，吃個小館，不算稀奇。我是個中產階級的無產貧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東安市場買肉回來吃。我在這六年中，五年住宿舍，飯食的錢，一月合四塊多錢 ，吃的和現在銀行下級行員差不多。我在學校的宿舍裡住了五年，最後一年因為在報上作點小文，有幾個錢，便『住公寓 』去了。那時候北京大學左右的公寓不計其數，小飯鋪不計其數，買零肉的尤其不計其數。」[16]
傅斯年的大學成績優秀，在班上居於前列。第一學年，中國文學160分，文字學180分，中國史90分，中國文學史85分，論理學100分，操行140分，總計755分，平均89。9分，扣分1分，實得88。9分。居全班第一名。第二學年，古代文學史93。5分，近代歐洲文學史80分，日文67分，文字學80分，總計320。5分，平均80。1分。列全班第三名(排在楊振聲，羅常培之後)。第三學年，近代文學史87。5分，文字學85分，言語學96分，詞曲82分，日文C班70分，總計420。5分。平均84。1分。居全班第五名(排在區文雄，崔志文，張煊，俞平伯之後)。[17]
北大「中興」的軍師
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這年冬天，他踏上了赴歐留學的旅程。在英、德學習七年，傅斯年先後就讀於倫敦大學大學院、柏林大學文學院。1926年秋回國，隨後擔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應蔡元培先生之邀，他籌備並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29年，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這年秋天，傅斯年被聘為北大兼職教授。不久，蔣夢麟主長北大，他續聘傅斯年任北大兼職教授和北大歷史系名譽教授，傅斯年遂成為他治理校務的重要幫手。
1922 年夏，傅斯 年（立排右二）跟陳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釗（立排左四）、陳西瀅（立排右四）、何思源 （前排右二）等人在德國
據蔣夢麟回憶：「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18]蔣還稱讚傅斯年為人處事的兩大特徵「辦事十分細心」和「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果斷精神。
現能查到傅斯年在1930年代給北大所上的課程有六門：第一門「史學方法導論」(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度，歷史系二年級必修課)，其內容為：「一，中國及歐洲史學觀點之演進。二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係。三史科之整理方法」。[19] 第二門「中國古代文學史」(民國二十三年度，國文系二，三四年級選修課，周四時)，其內容為「(1)自殷周至漢末文籍之考訂及分解；(2)同期中詩文各體之演進；(3)同期中文學與政治社會之相互影響；(4)同期中文學在後代之影響」。[20]第三門「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民國二十三年度歷史系選修課，周四時)，「此科所講，大致以近年考古學在中國古代史範圍中所貢獻者為限；並以新獲知識與經典遺文比核，以辦理下列各問題：(1)地理與歷史。(2)古代部落與種姓。(3)封建。(4)東夷。(5)考古學上之夏。(6)周與西土。(7)春秋戰國間社會之變更。(8)戰國之大統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國。(10)秦漢大統一之因素。」[21]第四門「中國文學史(一)(二)」(民國二十四度國文系二、三、四年級文學組課程，周二時，本年停)，第五門「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與胡適、羅庸合開，周二時)，第六門「漢魏史擇題研究」(與勞幹合開，民國二十四年度歷史系選修課，周二時)。[22]時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他見史語所知名學者多，樂於在該所延攬兼職教授。史語所所址在北海靜心齋，離北大很近，所內人員亦多願前往。但兼課多了，勢必影響本所科研工作，所以傅斯年對史語所研究人員外出兼課嚴加控制，經他允準兼課的只有陳寅恪、李濟等幾位大學者。
傅斯年在考古現場
對傅斯年在北大的教課情形，聽過他的課的學生反應不一。鄧廣銘先生回憶說：「我到北京大學讀書的第一年，正趕上胡適先生做文學院長，他聘請了各 方面的專家來教《中國通史》課。…… 北大歷史系主任陳受頤第一堂課就請來了傅先生，想讓他講個商周史的開場白， 但陳先生沒把話說明白，傅先生以為是來和北大歷史系的同學們隨便座談，所以沒做任何準備，來到一看，北大二院大禮堂裡坐滿了人。他說，『沒想到這麼多人來聽課』。那堂課他講得雜亂無章。」對傅先生的講課，鄧的評價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23] 楊向奎先生比較了錢穆、顧頡剛、傅斯年三位講課的各自特點：「錢先生是長江大河，滔滔不絕；而顧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寫黑板；傅先生總是坐在講桌後面，議論不休。」[24] 楊志玖先生則另有一番感受：「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時，曾旁聽過傅先生的先秦史專題課。我雖不能完全領會他講課的內容，但對他發表的獨到的見解，對史籍的熟悉，旁徵博引，融會中西的學識以及滔滔不絕的口才，卻深感新奇和欽佩。他時而背一段《左傳》，時而翻一篇英文文獻，中西互證，左右逢源，宛如一個表演藝術家，聽他的課也是一種藝術享受。」[25]
傅斯年去北大教課，附帶一個任務就是選拔尖子，充實史語所研究隊伍。時在北大在讀書的鄧廣銘先生回憶：「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諸先生都在北大講課，想發現選拔人才。後來，北大畢業生到史語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學中就有胡厚宣、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等人。」[26]
史語所同仁在北海合影，內有：（前排）李濟（右一）、吳稚輝（右二）、（後排）趙元任（右一）、傅斯年（右二）、董作賓（右三）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發表一篇《滿蒙藏本來並非中國領土》的論文，別有用心地鼓吹出身東北的滿洲皇帝理應有權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個獨立國家，以為其支持滿洲國提供歷史依據。傅斯年聞訊心急如焚，憂憤交加，他在百忙之中，組織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一起編寫《東北史綱》，專駁日本人「滿蒙藏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謬論。該書第一卷於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這部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27]此書曾經李濟節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後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中表示東北是中國的領土，顯然接受了該書的觀點。1932年，傅斯年還與胡適、丁文江等在北平創辦《獨立評論》周刊，在該刊他發表《日寇與熱河平津》《『九•一八』事變一年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等多篇時評，揭露日寇侵華野心，警醒國人不忘國恥。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的黑城發現簡牘一萬餘枚，即是」居延漢簡」，次年運抵北平，藏於北平圖書 館，由馬衡等人整理釋讀。為了妥善保存這批歷史文物，1933 年經過胡適與傅斯年的協調，移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28]北平淪陷後，傅斯年又將這批材料運往美國妥為保管，使之免於淪落日偽之手。
1936年春，史語所南遷，傅斯年辭去北大兼職，隨所南下。不久，日寇大舉進攻華北。為了保護文教設施，傅斯年提出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合組的建議，被國民政府採納。[29]三所大學後遷至昆明組建成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傅斯年繼胡適去國後，接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一職。
北大復原的代理校長
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此前蔣夢麟因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按有關規定，政府官員不能兼任大學校長，蔣只好去職。國民政府和蔣介右屬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長，並通過教育部長朱家驊轉告，傅斯年獲悉此訊，立即回信蔣介石，表示堅辭。信曰：
日昨朱部長騮先先生，以尊命見示，謂蔣夢麟先生之北京大學校長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國家艱難，未敢自逸，故時作謬論。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辦事，必累鈞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於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醫生告誠，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抑有進者，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今如以為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為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為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得者也。[30]
言詞懇切。國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請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因為胡適在美未歸，轉推他暫時代理北大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朱家驊後來敘及此事原委：「抗戰勝利，各校復員，北京大學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請胡適之先生擔任校長，他也竭力的主張。不過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國，結果，又把代理校長推在他的身上。他當時雖表示不願，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師，我以大義相勸，他不得不勉強答應。」[31]
傅斯年上任後，一方面面臨北大的復員問題，一方面要處理偽北大的遺留問題。西南聯大地處偏僻的邊城——昆明。要將數以千計的北大師生和龐大的校產從昆明搬到北平，其組織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
傅斯年是一個民族感情極強，並極講民族氣節的人。平津淪陷時期，敵偽在北京大學舊址繼續辦學，國人以「偽北大」視之。抗戰勝利後，「偽北大」留有數千名師生無從處置。北大復員前，國民政府曾派陳雪屏去北平負責教育方面的接受事宜，陳在北平設立了補習班，收容「偽北大」學生，並徵調一批偽教職人員維持其課業。傅斯年認為文人尤其是教師，為人師表，更應保持個人名節。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尤其應做表率。因此，他於10月和12月兩次在重慶聲明，堅決不任用偽北大人員。認為：「專科以上學校，必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看。」[32]「偽北大」教職員在國難當頭之時為敵服務，於大節有虧，故不擬繼續錄用。北平報紙評論說他對偽職人員「有一種不共戴天的忿怒」。偽教職人員組織團體，四處遊說，請願，要求北大繼續留用，不少政府官員和朋友也出面講情。傅斯年頂住各方面壓力，堅決辭退了這批偽教職人員。不獨如此，他堅決主張嚴懲漢奸。「偽北大」校長鮑鑑清附敵有據，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無罪，傅先生搜集鮑氏四項罪狀，向有關機關繼續抗告，表明了他對偽職人員的嚴正態度。
對於「偽北大」的青年學生，傅斯年則網開一面。他認為：「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33]對偽北大的學生除原陳雪屏代表教育部在北平設立臨時大學進行收容外，傅斯年又派鄭天挺代表北大籌備復原，對偽北大學生給予了妥善安置。
傅斯年在北京大學接受和復員中，還抓緊進行學校的各項建設。他設法延攬知名教授來校任教，充實北大師資力量。他除把北大遷往南方的圖書資料和其它設施運回外，還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東廠胡同黎元洪舊居，舊國會大廈數處力爭為北大校產。他在接受偽北大的基礎上，將原來的文，理，法三個學院擴大為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使北大成為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34]
在北大復校過程中，傅斯年面臨種種複雜的問題，其間還遇到處理西南聯大的「一二·一」學生運動，各種事務使他身心交瘁，從他1945年10月28日給周枚蓀的信中可見一斑：[35]
枚蓀吾兄：
惠示敬悉，盛情熱心感佩之至。弟貿然代理，半年之後，必遭天殃，有不得不與兄等約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帳，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此間事，看來與北大無關，實皆息息相關，故教育會議不得不努力，會後不得不留數日，雙十前後可到昆明，住一月再返重慶，即謀北上一看，然後再回來，身體能否得付，亦未可知也，適之先生長校。各方騰歡，宋江出馬，李逵打先鋒，有利亦有弊。
弟赴昆明日期，未能即決者，因騮先月底赴英，諸事均得與之商一大概。以便彼與適之先生面談，尤其是添院之事，弟如早到昆明，返來騮先不在，亦甚不方便也。
前需百萬元是借的，其用處已函。錫予先生，即為生病同人，有生病眷屬同人，子女不得上學之同人借用之。錫予附匯西先生，似故借若干(例如每人十萬)，錫予先生或不肯自借，乞兄借付。
建設計畫，已佩佩，一切面談。
景鋮先生近來一信，另紙作復。如已行乞設法轉安。
奚若兄，弟多年敬畏之友人，而立意不與弟談話，弟雖竭力設法，亦無是何。此為弟赴昆明心中一大疙瘩，盼大為一說。數年以來，」吾甚慚於孟子」，然彼必諒弟之無他也。昨雪屏示弟，奚若謂弟之辦法，有甚妙者，有甚糟者，不可悉聽，聽時有dicrimination。誠哉是言。深知我者也。
專此教安
弟斯年二十八日
端升兄同此不另
傅斯年代理校長僅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軌。從其效率之高，進展之迅速，可見其辦事能力非常人所能比。但這一切卻使傅斯年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消耗。1946年3月，蔣介石曾請他出任國府委員，傅斯年在其辭謝信中即寫道：「斯年久患血壓高，數瀕於危，原擬戰事結束，即赴美就醫，或須用大手術。一俟胡適之先生返國，擬即就道，往返至少三季，或須一年。今後如病不大壞，當在草野之間，為國家努力，以答知遇之隆。」[36]信中雖有託詞的成分，但身懷疾病的確是真。朱家驊後來說：「從昆明遷回北平，再以後來的規復設施，又是一件極繁重的事情，使他身體再度的吃了大虧。」[37]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彩信中云：「北京大學可以說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38]
1947年7月胡適回國。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傅斯年與他進行了交接。9月20日，北大為傅斯年卸任舉行了茶話會，「席間胡適先生對先生一年來為北大盡瘁工作，備致稱揚。教授亦相繼致詞，謂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時代力謀恢復北大文科研究所，復員後又為北大廣延教授，增加數培之校舍，至足感謝。先生則謙稱：過去為北大辦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為機會，百分之三十為努力；所謂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為教授不辭萬裡歸來之結果。」[39]29日，傅斯年離開北平前往南京，繼續主持史語所的工作。
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間，傅斯年對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種種流弊有了深切的體驗，從而產生了改革教育體制的一些想法，離開北大前他發表了一篇《漫談辦學》。後來他去臺灣擔任臺大校長，又提筆寫了《幾個教育的理想》、《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等文。[40]將自己在辦教育中所經受的苦痛和盤託出，特別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風氣，若風氣不改?一切事無從改，不止教育而已」。[41]
一般人都對「五四」時期主長北大的蔡元培先生給予很高的評價，這自然與當時蔡先生的治校業績分不開。三十年代以後，北大曆經磨難，而蔣夢麟、胡適、傅斯年諸人苦心經菅之。關於這幾位師友之間的關係，傅斯年去世前夕，曾發表一個趣談。他說：蔣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在場的蔣夢麟補充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42]這一席話算是傅，蔣兩位對自己在北大工作及其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定位。
1949年傅斯年在臺大校長室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北列席省參議會時，因腦溢血猝發而去逝。哲人其萎，不亦悲乎!胡適在紀念文字中稱讚這位學人「是希有的天才——記憶力最強，而判斷力最高」，「是第一流做學問好手，而又能組織，能治事」，能做領袖人物，而又能細心辦瑣事。」[43]在自己的朋友中，除了徐志摩、丁文江以外，傅斯年大概算是胡適最看重的人物了。
[注釋與參考文獻]
[1] 傅斯年預科期間的學習成績現藏於北大檔案館教務檔中。除了這份畢業考試成績單外，此外還保存有民國二年(1913年)十二月，民國四年(1915年)六月兩份成績單。參見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附錄：傅斯年先生年譜簡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00頁。
[2] 伍俶：《憶孟真》，收入王富仁、石興澤編：《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7月版，第83頁。
[3]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傳略》，原載1951年1月1日《自由中國》第4卷第1期。收入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第160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北京：樸社，1926年版，第36頁。
[5]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原載1950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日報》。收入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1日版，第166頁。
[6] 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收入《胡適作品集》第25冊，第55頁，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3月版。
[7]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逝者如斯集》，第166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版。
[8]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逝者如斯集》，第168頁。
[9]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逝者如斯集》，第167頁。
[10] 傅斯年：《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原載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7頁。
[11] 原件影印載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31，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5年版，第31頁。
[12]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載1918年1月1日《新潮》創刊號。《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1頁。
[13]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原載1918年1月1日《新潮》創刊號。《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79頁。
[14]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與五四運動\》，載1968年4月23日臺北《聯合報》副刊。
[15]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逝者如斯集》，第172頁。
[16]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9月初版，第270—271頁。
[17]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00——401頁。
[18] 蔣夢麟：《憶孟真》，原載1950年12月30日臺北《中央日報》。
[19] 民國二十二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第219、223頁。
[20] 民國二十三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第217、222頁。
[21] 民國二十三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頁252、259。
[22] 民國二十四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第165、167、193頁。
[23] 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頁。
[24] 楊向奎：《回憶傅孟真先生》，收入《傅斯年》，第10頁。
[25] 楊志玖：《回憶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第34頁。
[26] 鄧廣鉻：《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3頁。
[27] 陳槃：《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收入《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7月版，第55——56頁。
[28] 參見王汎森，杜正勝：《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 78頁。
[29] 參見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第180頁
[30] 傅斯年：《致蔣介石》，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85——286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31] 朱家驊：《憶亡友傅孟真先生》，原載1950年12月31日《中央日報》。
[32] 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載1963年5月臺北《傳記文學》第2卷第5號。
[33] 《對〈世界日報〉記者談：不用偽北大人員，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13頁。
[34] 參見蕭超然等著：《北京大學校史》（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405——-418頁。
[35] 傅斯年：《致周枚蓀》，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89頁。
[36] 傅斯年：《致蔣介石》，《傅期年全集》第7卷，第304頁。
[37] 朱家驊：《憶亡友傅孟真先生》，原載1950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日報》。
[38] 傅斯年：《致俞大綵》，《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99頁。
[39]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9月初版，第318頁。
[40] 上列文章均收入湖南教育版《傅斯年全集》第5冊。
[41] 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20頁。
[42] 參閱蔣夢麟 ：《憶孟真》，原載1950年12月30日臺北《中央日報》。
[43] 胡適：《關於傅孟真先生生平的報告》，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5年3月26日印行。
作者簡介：
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嚴複評傳》《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等。編著有：《胡適文集》（12冊）《傅斯年文集》（7卷）《丁文江文集》（7卷）等。
原文連結：傅斯年與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