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峰 金觀濤：中國最先現代化轉型的兩門人文學科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甲午中日戰爭這半個多世紀，是西學被納入儒學經世致用的時期；人文學科中與實用密切相關的地理學和語言學，最早向現代學術轉型。第二階段是1895年到民國建立的近二十年。這一時期，由中學的一元獨霸、獨尊，開始轉變為中學、西學分立的二元格局。其間，科舉制廢除，新知識潮水般湧進，新型教育及學術體制迅速普及。正是在第二階段，歷史學和文學開始向現代學科轉化。第三階段是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即從民國初年到1920年代中後期。在這一被稱為全盤反傳統、或者說是對學習和引進的西方現代觀念進行重構的時期，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核心——儒學的義理，終於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

在這三階段中，最為關鍵的是百年前全面學習、引進現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第二階段。經過三階段半個多世紀，中國現代人文學科才逐步確立起來。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不同，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不可能是單純引進、移植西學，而須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安頓、重構自身悠久豐厚的傳統。這就必定會涉及到中西文化互動中諸多複雜而又糾纏的問題。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現代人文學科建立和中國現代思想形成及演變的全過程相關，與中華帝國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相始終。

在接下來的系列文章中，雙體實驗室將會從學科用詞及其內涵的變化來分析這些詞彙背後主導觀念的轉變，以揭示中國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從1997年起，劉青峰、金觀濤兩位老師開始以關鍵詞為中心研究中國現代政治術語的形成，在持續十多年的研究中發現，漢語政治詞彙的演變也有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使用中國既有詞彙（觀念）來理解西方對應詞彙的意義，選擇性吸收西方觀念；第二個階段則是大量引進新詞彙，出現新名詞大爆炸，同一現代事物、學科往往出現不同的指稱；第三個階段則是眾多新名詞及其意義定型為現代漢語的固定用詞。十分有趣的是，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正好也與這三階段相吻合。

今天的這篇推送，首先講的便是中國最先現代化轉型的兩門人文學科：地理學和語言學。

為什麼地理學、語言學率先破土而出？

文/劉青峰 金觀濤

「地理」和「語言」是中文舊詞，但「語言學」和「地理學」卻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出現並開始使用的專有名詞。在「地理」和「語言」兩詞後面加上個「學」字，可視為這兩門學問與傳統母體相分離，向現代知識系統轉型。

地理這門學問在中國萌發很早。《禹貢》、《漢書．地理志》已形成了「九州」的系統地理知識，但在近兩千年的積累、演進中，它受到華夏文明中心的天下觀支配並服務於王朝治理和興替的經驗總結，一直從屬於史學，是儒學的一部分。顧炎武的《日知錄》第三十一卷名為〈論地理〉，其「地理」一詞所指涉的知識內容，正如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名中「天下」、「郡國」、「利病」三個關鍵詞所揭示的，主要是關心那些治理郡國的地理知識。

唐曉峰把傳統地理學問稱為「王朝地理」是很有見地的。他指出：中國傳統地理是受儒學「聖王之治不在荒遠」觀念所主導，士大夫不屑於理睬蠻夷世界，只關心治理屬於郡縣制的內臣地區。

早在明末，西方地理學已傳入中國，但在士人心目中，由利瑪竇（Matteo Ricci）引進的《萬國坤輿圖》，或是對沒有把中華帝國置於地圖的中心位置而牴觸，或只是對海外博物新奇之事感興趣，因此並沒有受到士人認真對待或重視。直到1839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官紳的政治目光再也不可能局限於天下的內臣地區了，才不得不睜眼看世界。

欽差大臣林則徐一手在虎門燒煙土，另一手組織編譯三年前剛在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集為《四洲志》。林則徐被遣戍伊犁路經鎮江時，把《四洲志》未刊稿囑交入幕兩江總督裕謙的好友魏源；1843年魏源的五十卷《海國圖志》初刻本在揚州面世。

另一本地理名著《瀛環志略》，是1842年道光皇帝召見福建布政史徐繼畲，向他打探各國虛實，並責成他纂書進呈的；兩年後，該書以《瀛環考略》問世。由此可見，在儒學經世致用思潮下，最早引起朝廷命官重視的是西方現代地理知識。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納入國際條約體系。

1861年清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4年該衙門編譯發行《萬國公法》。這本國際法譯著既是清廷官員解決外交糾紛的實用工具書，也是中文現代政治、法律用語的源頭。我們把該書的問世視為傳統天下觀向萬國觀演變的標誌。在天下觀中，世界秩序具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而在世界地理中，中國只是萬國之一國，各民族國家的疆界必須十分明晰。

自1870年代起，中國在一系列邊疆危機中，不得不和西方各國籤訂邊境條約，世界地理知識成為清廷官員不可或缺的知識。隨著他們眼界的不斷開拓，「地理學」這個新詞彙出現了。

1891年出版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王錫祺憑一己之力、花十數年功夫搜集整理的中外地理著述彙編。從地理學科的建立上看，我們認為《叢鈔》有兩點特別值得重視。第一，《叢鈔》有關世界地理的記述中，攜帶大量與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教育體制及其相關的五花八門的新知識、新觀念；從其中八十四種清廷官員或士人出使、出遊外國的遊記、隨筆和聞見錄可以看到，由世界地理所引入的西學新知識是如何衝擊及改變中國士人的觀念。第二，《叢鈔》收錄了諸如《地球總論》、《地理述略》、《地理淺說》等與地理知識相關的理論著述，其中也有中國人傅雲龍撰述的《地橢圓說》，反映出中國人不但重視地理知識，也關注其理論基礎。

一般說來，某學科進入教育課程，代表該學科的建立。1886年赫德（Robert Hart）輯，艾約瑟（JosephEdkins）譯的「西學啟蒙」十六種，其中有兩種是地理教科書。此後，康有為在總結中國疆土被割讓、島嶼被佔領的教訓時曾指出，「推原其由，皆學校僅課舉業不講地理之故」。

甲午戰敗後，1895及1896兩年盛宣懷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先後在天津、上海創辦北洋西學堂和南洋公學，地理課成為必修課程。正是在南洋公學教地理課的張相文，1901年編著了中國人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初等地理教科書》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1908年又編出中國最早的自然地理學教科書《地文學》；他也是中國第一個地理學會的創辦人。也就是說，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現代地理學就已基本確立起來了。

與地理學一樣，外語（及其語言學基礎）也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時必須掌握的最直接的技能和知識，語言學也就成為最早起步的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在中國傳統學問中，經學是核心，也可稱為大學；語言文字工具作為理解經典的必要學問而附庸於經學，被稱為小學。小學包括針對中文訓詁、字書、韻書等的專門技巧和精細內涵，是不同於西方現代語言學的知識系統，在清代發展到高峰。但是，傳統語言文字研究的目的是明經，這種語言研究與儒學不可分離的狀況，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期才開始改變。

1862年總理衙門建同文館，下設英文館，後加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館，負責培養通曉外語和西方技藝人才。1876年同文館所設課程有洋文（英、法、俄、德四國文字）、天文、輿圖、算學、化學和格致。要學習西學各課目，就必須先掌握外國語言文字工具。

1872到1875年間，清廷還先後派出平均年齡只有十二歲的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國留學。學習及掌握外語，必然要學習相關的語法知識，作為專門學科的「語言學」一詞也開始被中國人使用。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十五卷列舉十五門主要學科的圖書，其中第十二卷是「文字語言門」，這一門所選860種書目中「言語學」又單獨作為一類。這種分類方法不同於小學附於「經部」的傳統，顯示出語言學擺脫經學成為獨立學科的思維。

語法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問中的弱項。自元代盧以緯寫出《助語辭》第一部文言虛詞專著後，中文語法研究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明末至清代來華傳教士編寫出若干本中文語法書，使用了「拉體諾」（拉丁文）、「葛郎瑪」（語法）等語言學新詞，為中國語言研究注入新血液，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中國士人研究中文語法的著述。

1898年，第一部中國學者編寫的以漢語為對象的語法書《馬氏文通》問世。作者馬建忠的家庭宗教背景及遊宦海外生涯，令他掌握多種西語；他又花費十幾年功夫深研語言學才寫成這本書。他之所以能編寫中文語法專著，是因為他認識到，第一，必須把中文視為人類所有語言中的一種，遵守普遍的語法規則；第二，須擺脫文以載道的束縛，做到事實與價值的分離，把語言作為客體來研究。因此，《馬氏文通》的出版被視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建立的標誌。

由以上分析可見，在清中葉以後興起的儒學經世致用思潮中，由於地理和語言文字兩門學問的工具性很強，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又處於附屬地位，因此在與西學碰撞過程中最早、並逐漸擺脫儒學，中國的現代地理學和語言學得以在十九世紀末確立。

相對於地理學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這三門主要現代人文學科對應的中國傳統學問的現代轉型就困難得多了。這是因為它們與儒家經典和倫理規範結合得更為緊密，深受經世致用主導原則的約束。在下一期的推送，我們將推出《經學去中心化：歷史學和文學的脫胎與重構》的主題內容，闡述文、史、哲相關的傳統學問現代轉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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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二十一世紀》2011年10月號，全文主標題《觀念轉變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注釋從略。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配圖源自網絡資料，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