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文行:辨體知類,分理篇章——劉鹹炘《禮記》學探微

劉鹹炘讀書治學特重辨體知類，而其辨體知類的方法即是校讎，其《認經綸》引言謂：「無論治何書，必先知校讎法，不獨為翻書也，校讎者乃一學法之名稱，非但校對而已，不過以此二字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更為重要的是，劉鹹炘知類辨體有著一貫的綱領，他在《認經綸》「凡文皆本六經」條中說的非常明白：「凡一切文字之體，無不本於六經，故六藝統群書。辨六藝以辨群書，則得其體。因所載之殊而後體殊，故辨體即以辨義，是謂校讎。」

劉鹹炘辨體知類，一切皆以六經為本，他對六經本體的認識，導源於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思想，又將章學誠關於《易》是史科的論述發展的更為完善，並以為「史」是記實事之稱。在這樣的學術思想指導下，他指出六經並不直陳大義，並非說理之文，因之而辨明《禮記》的本體是解經之書，宗旨即為說理，故能與諸子異體同實，這是劉鹹炘《禮記》學的根本所在。基於這樣的本體認識，劉鹹炘對《禮記》分理篇章，止取其中說理之文，儀文節度篇目一概摒除，並提出「養生送死事鬼神」的禮學大義，以此疏通說解其所次之篇目，首尾相連自成體系。這與乾嘉以來的樸學傳統截然不同，可謂在民國時期新舊交替的時代環境中，在並不動搖《禮記》經典地位的前提下，開創了《禮記》研究的新思路與新方法，這對今天的《禮記》研究，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劉鹹炘的《禮記》學觀點與蔡孑民《禮記通論》中所提出的《禮記》史學化的思路也不相同，蔡孑民在《禮記通論》中亦對《禮記》的篇章進行分類，但他的目的卻是將《禮記》對象化為史學研究等的基本資料。因此，劉鹹炘的禮學，與蔡孑民相比，就顯得更為保守，但我們不能以此而評價二者的優劣，因為對象化為史料的《禮記》所承載的文化倫理內涵，顯然已經打了折扣，是以作為民國時期的學風新變，二者是平等的。如劉鹹炘所論述，《禮記》的本體是說理之文，但我們知道《禮記》的成書卻有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禮記》的本體實質上也產生了一定的變化，隨著所收無關說理內容的增多，《禮記》已經不能再以單純的說理之文來概括。在乾嘉考據學風影響尤在的民國，又值新舊交替之際，劉鹹炘回歸原本只取大義的治《記》方法，具有變革學風的作用。但今天的《禮記》研究，卻不必仍舊摒棄儀度曲節的考察，因為《禮記》本體並不能完全以說理之文來概括；而禮學本身就是實踐的學問，無論多麼高明的大義，最終仍舊需要身體力行方能落實，這也是研究劉鹹炘《禮記》學以及禮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