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硬漢子」的視角,最初來自美國評論學者,當時菲利普·揚提出「重壓下的優雅」(Grace under pressure)的「準則英雄」(Code Hero)這一概念來評述海明威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後來貝克在其《海明威:介紹與闡釋》中把海明威的人物看作兩個獨立人物:一種是被動的、被打敗的,另一種是沒被打敗的,他們並不作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並存於同一作品中,而是出現在不同時期的。
在中國,1962 年董衡巽先生發表的《海明威淺論》裡運用了「硬漢性格」這一詞,用來指海明威小說中的那些不屈不撓、身臨險境奮鬥不息而不失人的尊嚴的人物所具有的男子漢氣概。後來又在《國外海明威研究》一文是指出,「《老人與海》是他許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硬漢子精神的概括和升華」。此後「硬漢子」一詞在國內廣泛使用。中國評論者分析聖地牙哥這一角色時,將其視為「硬漢子」的代表,如劉文榮把聖地牙哥看作是「鮮明地、集中地、強烈地表現了『硬漢性格』的幾乎所有特點。」從倪受喜的《<老人與海>中的聖地牙哥形象》、鄭少鋒的《試談硬漢子桑迪亞哥—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楊大亮和趙雲龍的《<老人與海>的主角模式》到葛麗萍的《最後的英雄—評<老人與海>中的「硬漢式」主角桑提亞哥》等多篇,也都一一延用了「硬漢子」這一概念來解讀。
對於「準則英雄」這一概念運用在我國也並不少見,國內有的評論者將《永別了,武器》的享利、《喪鐘為誰而鳴》的喬丹、《太陽照常升起》的傑克為代表作為「準則英雄」的一個系列來解讀。如劉久明的《「重壓下的優雅風度」和準則英雄》將聖地牙哥看成「準則英雄」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聖地牙哥「是海明威的最後一位悲劇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漢性格的最後總結」。而楊大亮、吳秀玲的《海明威筆下「硬漢」形象的成長軌跡》則是將這一系列人物作為「硬漢」系列成長史。從總體上來看,評論者很多還是在文中將「硬漢子」與「準則英雄」交替混用的。對於「準則英雄」蘇順強在其《論海明威的「準則英雄」的本質》專門論述了這一現象,他在文中指責了「硬漢子」概念泛化的運用,在他看來「硬漢子」偏向性格特徵,而「準則英雄」側重價值觀念,而且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個體無法單一去闡釋。
沿用西方評論者的「硬漢」或「準則英雄」的概念對小說中聖地牙哥乃至曼諾林的角色分析,使國內的評論既打上了西方文學批評的烙印,同時也揉和進了中國的元素。國內評論者往往把《老人與海》中的「硬漢」形象看作是一個積極抗爭的英雄,認為他有其不向認輸的堅強性格,表現了人的尊嚴和勇氣,更是對一種精神進行讚揚,即「鬥爭精神和精神上的勝利,即便物質上一無所得,即便身陷失敗之境,仍永不言敗。」所以,批評者無論是從「硬漢」還是「準則英雄」概念來分析這部小說,都是在肯定小說中的積極態度。但我們也看到隨著國內學術的開放,東西學術交流不斷擴大,國內的學者評論群體對於「硬漢」開始存在差異的解釋。
如劉文榮的「…概括地說,『硬漢性格』的特點可歸結為這樣三點:一、心理上的孤獨感,二、思想上的消極性,三、行動上的堅定性。這三點是相互聯繫著的,它們互相映襯,互為因果。在海明威早期、中期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這三個特點,往往是某一種表現為主要傾向,而在桑迪亞哥身上,則兼而有之。」吸收了西方評論者對海明威「硬漢」中存在的悲觀的一面。另外,美國六、七十年代興起女性主義批評,評論家們將海明威的作品也送上了性別批評的戰場,認為海明威的小說中相對於男性角色「硬漢」的強勢,其女性角色存在著弱化甚至缺失。
在我國隨著對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關注,90 年代後批評的異聲也逐漸顯現,如何曉濤的《硬漢精神新解—<老人與海>中聖地牙哥形象分析》等文,就認為「硬漢」的出發點是父權文化價值觀,缺少男女平等對話。這些對「硬漢」批評的多元化使國內的學術在這一角度上理解更加豐滿立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