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形成與演進，深受經濟社會重大轉型以及國家重大戰略調整的影響，既體現了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具有明顯的國情特點。隨著中央與地方在經濟和民生領域的交叉布局以及政府與市場力量的交互作用，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因素更加複雜，實現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的難度更大。進入新時代，隨著經濟力量和制度活力日益成為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進的決定性力量，以及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在價值、形態等層面發生的新變化，我們對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需要有新認識、新思路和新舉措。
關鍵詞：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政府調控；市場調節
作者簡介：劉國瑞（1965-），男，遼寧建平人，遼寧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區域教育發展戰略規劃研究。
基金項目：遼寧省「興遼英才計劃」資助項目（XLYC1804004）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區域發展和社會公平日益引起廣泛重視，關於高等教育的空間布局和均衡發展的研究呈上升態勢。基於教育地理學、空間布局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資源配置理論等視角，學術界在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演進軌跡、形成因素以及地區之間差距的實證研究和國際比較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既往的研究中有一個重要邏輯，即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失衡的根源是政府配置資源的偏差，改變不平衡狀態的根本出路是中央加大對落後地區的支持力度。本文通過對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進的歷史合理性、現實複雜性等特徵的分析和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展望，就此談些粗淺的看法。
一、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進的歷史合理性
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是指高等學校數量、結構、水平、實力等構成要素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區域的分布，其本質是一定時空內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狀態，離開經濟社會發展來探討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重大轉型，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演進經歷了兩個重要階段，發生了兩次大的變化。
1.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形成時期。新中國成立後，按照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需要，對接收的舊高校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一是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求，進行了兩次大規模院系調整，把仿效英、美模式的高校體系改造成蘇聯模式的高校體系，同時建立了新的院系設置、專業設置、培養模式、領導體制架構。二是借鑑蘇聯模式，新建了一批院校。一方面，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地方創辦的高校明顯增多；另一方面，根據國情特點，集中財力重點建設了一批高校。經過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發布《關於重點高等學校和專家工作範圍的決議》、1959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指定一批重點學校的決定》、1960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1978年2月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恢復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等一系列政策調整，我國形成了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重點院校格局。通過這一系列舉措，新中國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和制度,奠定了高等教育基本布局，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武漢、南京、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為載體，以重點院校為龍頭的若干高等教育區域中心，並以此為支撐奠定了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湖北、四川、陝西等省份的高等教育大省地位。
這一期間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演進有三個特點：一是「具有明確的目的性，體現出國家意志」。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既不是自發形成的，也不是地方主導發展的，而是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緊密結合國家戰略重點的變化，有目的、有計劃的主動建構過程，國家利益、中央政府、指令性計劃是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形成的三個決定性因素。二是突出經濟建設的需要。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初期是按大的行政區划進行安排的，北京、遼寧、江蘇、湖北、四川、陝西等政治、經濟重地是高等教育布局的重點區域，綜合性高校和理工科院校始終是建設的重點領域。三是因經濟發展、社會供給以及高校招生就業等均處於計劃的剛性控制之下，區域內經濟社會發展與高等教育之間的空間依賴性不明顯，區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問題不突出，整體上處於相對均衡狀態。
2.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大之前：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劇變時期。隨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原有高等教育空間布局受到了劇烈衝擊。20世紀80年代區域經濟的興起，促使一大批市辦高校風雲而起，「中心城市辦大學成為我國高校空間布局再生產的重要形式」；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與實施，既調動了社會資本投資高等教育的積極性，催動了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打破了人力資源的身份禁錮，出現了大規模的人才流動，成為影響區域高等教育實力的重要變量；以「211工程」「985工程」為核心的重點建設計劃的實施，拉大了中央部委院校與地方院校的差距；20世紀末期下放地方的大批原中央部委所屬院校，在拉近了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距離的同時，也因為地方財力等原因拉開了與未下放院校的差距；世紀之交的大擴招，為地方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和高等職業教育的大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與空間，一些省份的高等院校數量有了大幅增長；高等教育成為新的競爭重點，全國至少有11個省份（遼、魯、黑、川、皖、鄂、吉、陝、粵、浙、蘇）明確提出了建設高等教育強省的奮鬥目標。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院校數量、類型結構、層次結構等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區域經濟實力和活力的變化，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實力格局，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等省份的高等教育領先地位保持穩定；廣東、山東等省份伴隨經濟實力的提升，高等教育實力也實現顯著提高；而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傳統老工業基地受經濟轉型、財力下降等因素影響，高等教育實力出現下滑。
這一期間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演進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多種力量交互作用，高校與產業集群及城市的互動顯著增強。在影響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要素中，主導力量由單一的中央政府演變為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的作用，利益導向由單純的國家利益演變為國家戰略與地方需求兩個驅動，調控手段由單一的計劃調節演變為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中央與地方在經濟、民生等領域的交叉布局，是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進的重要動因。二是地方政府成為區域內高等教育形態再造、實力提升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空間布局的變化主要來自於省級政府的努力，省域高等院校數量增長和在校生規模發展首先取決於本省經濟增長的規模，省級政府努力程度顯著影響高等教育規模發展。」三是隨著全球化、知識經濟浪潮的興起，區域內經濟社會發展與高等教育之間的空間依賴性顯著增強，區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問題凸顯。伴隨大擴招而實現的地方高等教育大擴張，在緩解了地方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壓力的同時，未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不斷變化的對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多樣化需求。四是接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均等性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高水平院校與一流學科建設成為縮小高等教育區域間差距的重點。
從近70年的演變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進軌跡與經濟社會轉型進程具有同步性。
在第一階段，伴隨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轉變，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為主要目的，在中央政府主導下，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和高等教育制度建設，奠定了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基本形態。這一時期，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的關係，主要是適應國家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布局的需要，與地方的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有相當大的關係，與地方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繫；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主要是著眼於國家利益，通過中央以計劃為手段的一盤棋調控來實現的，無論院校設立、規模控制、專業布局、層次結構，都是由計劃決定的。高等教育與產業布局、人口密度等基本協調以及區域間高等教育相對均衡，是計劃體制下人為控制的結果。這一狀態適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資源極度貧乏的特殊國情，為鞏固社會主義新生政權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低水平的均衡也影響了社會活力和生產效率。
在第二階段，隨著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確立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為適應經濟區域化和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政府和市場的共同推動下，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發生劇烈變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開始凸顯。這一時期，經濟區域化、人力資源配置市場化催生了地方發展高等教育的衝動；民營經濟以及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引發了日益多元化的需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理念的確立，使高等教育成為省際競爭的焦點。經濟發展活力強、發展水平高的省份，越來越要求突破計劃限制和各種管制，擴大地方發展高等教育的自主權；而經濟落後地區往往也存在高等教育落後現象，因而強烈希望國家加大支持薄弱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力度，使本省適齡人口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均衡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均衡交織在一起，成為推動高等教育空間格局演化的重要動因，促使原有的依靠統一的計劃手段建立起的區域內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同性迅速瓦解。區域高等教育相對均衡狀態的打破，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演變有效激發了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但也引發了備受關注的公平與效率之爭。
新中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形成與演化，是與從中央集權到中央與地方共治、從大一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同步的，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共同奠定了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的基本形態，而地方治理權力的擴大與區域經濟的大發展共同改變了原有相對均衡的狀態。近70年來的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變符合我國不同階段的國情，也基本體現了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規律，具有歷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