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基於中外政治學研究方法演進歷程的文獻綜述與中外政治學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中文與外文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類型上存在顯著差異；實證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運用是一種趨勢；我國政治學的混合研究方法有待提升，具體研究方法的種類還比較單一。我國未來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應從四個方面進行提升：實現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共同發展；不能陷入「唯方法論」的泥潭；增加期刊對專著介紹的版塊；研究方法的運用應朝著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關 鍵 詞：政治學研究；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全球化；本土化
一、問題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政治學的命運與國家戰略安排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之初奉行「蘇聯模式」，將政治學視為偽科學，並於1952年取消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我國政治學逐漸恢復，1980年復旦大學率先恢復政治學專業，全國和地方的政治學會也相繼建立，政治學的專業期刊《政治學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出版。隨後，我國政治學在學科建設、研究方法、專業隊伍、學術刊物等方面的發展取得諸多成果。
國際現代政治學的建立可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建立，標誌著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建立；赫拉爾多·L.蒙克(Gerardo L.Munck)和理察·斯奈德(Richard Snyder)將政治學的發展分為建立時期、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後行為主義革命時期以及第二次科學革命時期①。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政治學領域的每一次變革大都圍繞著研究方法領域的巨大爭論，而每一個新時期的到來都伴隨著研究方法領域的革新。新世紀以降，隨著跨學科的發展，政治學積極吸納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在消化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中實現了新的發展。
研究方法是一個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檢驗一個學科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標準。此外，研究方法也是影響人們對研究認可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謝爾頓·S.沃林(Sheldon S.Wolin)所說，「一個人接受或者拒絕關於社會生活論述的最終標準是它們被收集的方法」②。在西方的語境下，研究方法有方法論(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徑(approach)三種表述。方法論是體系化的方法，指導著研究實踐；方法和路徑則是具體化的程序和方式。由此可見，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宏觀、中觀與微觀層次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分析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對釐清政治學的演進邏輯以及展望其前沿趨勢具有重要意義，對提升政治學研究的質量和水平發揮著重要作用。
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21世紀以來，國際層面政治學研究方法與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各自呈現何種發展趨勢？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與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相比存在哪些差異？今後我國政治學的發展指向何方？
二、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
(一)國際層面的演進歷程
本文借鑑以往學者的研究，將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大致分為學科的建立時期、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後行為主義革命時期、新革命時期四個階段。「新革命」參考了程同順等人在《21世紀美國政治學的新革命》③一文中的提法。下文將重點梳理不同發展階段研究方法的變遷。
1.學科建立時期(19世紀80年代末期—20世紀20年代)
在政治學的學科建立時期，研究方法以傳統的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為主。以下研究者的研究即為典型。露和莫裡斯(Low，A.Maurice)對美國參議院的權力轉移進行了論述，認為共和黨人長期居於統治地位對參議院的權力構成威脅④。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吉伯特·託馬斯(Gilbert Thomas)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國南方法律中的種族差異⑤。哈特和阿爾伯特·布希內爾(Hart，Albert Bushnell)⑥運用歷史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的局限，認為美國政府民主運作的理論是非理論化的，在自由、平等、自治等原則下美國民主約束官員的權威，以及賦予他們治理國民生活必要的權力。本特利在1908年出版《政治過程：一項關於社會壓力集團的研究》⑦一書中，首次提出對政府過程進行研究的主張，以利益集團的角度描繪美國現實政治圖景。
在這一時期，研究主題由原來國家主義範式下的正式機構和制度逐漸轉向現實政治過程中的利益集團等。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科學在20世紀初開始關注現實情境，為政治科學領域的行為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時期政治學研究較少關注研究方法，歷史分析、敘事分析等傳統的人文主義研究傳統佔主導地位，缺乏對研究方法的重視、反思和發展。
2.行為主義革命時期(20世紀20年代—20世紀60年代中期)
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將數學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領域，其著作《經濟分析基礎》的扉頁引用了美國數學家J.威拉德·吉布斯(J.Willard Gibbs)的話「數學是一種語言」(Mathematics Is a Language)⑧。20世紀60年代，受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數學作為語言也被運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中。阿爾蒙德(G.A.Almond)在書中寫道，「社會科學最近最重要的發展在數據收集和評估方面，這一革命依賴於數據被收集和分析的技術」⑨。約翰·德雷澤克(John S.Dryzek)將行為主義定義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政治行為，並且宣傳自由的多元主義的主張⑩。奧利佛·加爾賽奧(Oliver Garceau)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的《政治過程的研究》(「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一文(11)，被公認為是行為主義的宣言。斯圖亞特·A.賴斯(Stuart A.Rice)論述了統計原理與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適用性(12)。1951年，戴維·杜魯門(David B.Truman)對本特利在20世紀初提出的團體理論進一步完善，運用大量的經驗分析方法，通過對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大量案例分析，論述了政府過程的複雜性(13)。行為主義革命也孕育了政策科學這一新的學科，哈珀·丁伯根用個案研究的方法研究歐洲的選舉行為，對美國政治科學領域的行為主義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與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學：範圍與方法之最近發展》(14)一書被視為政策科學誕生的標誌，該書提出功能過程理論，主張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知識相融合重建一門新的學科，即政策科學。
總地來說，這一時期的研究有著濃厚的行為主義色彩，將事實與價值進行區分，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事實部分，推動了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定量方法數位化特徵的優勢，促進著作的大量產生以及項目基金的踴躍申報，政治科學獲得了空前發展。但是定量研究佔主導的研究取向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定量方法易忽視社會或政治背景的影響以及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等，且因為數據收集和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等造成解釋力度的下降(15)。其次是忽視了研究的倫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學化，甚至出現了許多「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
3.後行為主義革命時期(20世紀6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
在後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定量研究進行了反思，出現了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論爭。1971年的《政治學方法手冊》(16)，對政治科學領域的定量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除了當時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和技術，還介紹了一些高級的數理統計方法如回歸分析、因子分析等，旨在為研究者提供指導作用。此書既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也促進了學者對定量研究現狀的深入思考。阿蘭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對比較政治學中的比較研究法與實驗法、數理統計的方法進行區分，認為比較研究方法是小樣本下的數理統計方法，由於小樣本與多變量的限制，比較政治學應綜合運用案例研究和數理統計兩種方法(17)。阿蘭德·利普哈特對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定量與定性研究方法也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但是對於案例研究與數理統計結合的具體研究路徑並未加以說明。
1994年加裡·金(Gary King)、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雪梨·維巴(Sidney Verba)(學術界簡稱KKV，為三人姓氏的縮寫)出版《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學推論》(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 fic In 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18)一書。該書認為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在本質上具有相同的邏輯，因而應該將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用定量方法來優化定性研究，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學性。此書成為採用定量研究的政治學者的方法論「聖經」(19)。該書的三位作者已是具有較高威望的學者，加之定量與定性之爭已有端倪(例如曼迪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前後便已出現定性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趨勢(20))，因而該書的出版也掀起了對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廣泛而深刻的討論。
後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傳統的定性方法重回政治科學研究的視野。但是這一階段的爭論仍以一種二分法的論調為主，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討論的深度不足，定量方法仍佔據主流地位，這從KKV倡導定量方法的書的影響力中可見一斑。
4.新革命時期(21世紀以來)
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為「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的郵件批判定量研究充斥政治科學的現狀，呼籲重視定性研究方法的貢獻和價值。Perestroika一詞在歷史上特指戈巴契夫改革，這封郵件也正如這個署名一樣成為政治學科改革的導火索。
2001年4月美國政治學會出版《政治學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期刊，推進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為定性研究文章的發表提供平臺。2002年美國成立「定性與多重研究方法中心」(Center for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Inquiry，CQMI)，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也專門成立了「定性與多重研究方法」分論壇，推動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融合。亨利·布蘭迪(Henry E.Brady)、戴維·科裡爾(David Collier)對KKV在20世紀末提出的主流定量方法(mainstream quantitative methods)進行深入反思，認為它在因果評估中存在局限，且由於對定性方法的忽視導致KKV的書的子標題(定性研究的科學推斷)名不副實(21)。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羅格斯·M.史密斯(Rogers M.Smith)和塔瑞克·E.馬桑德(Tarek E.Masoud)出版《政治研究中的問題和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一書(實際上是一部論文集)，收錄了世界上傑出學者關於政治學方法論的思考，在此基礎上提出政治科學是什麼以及應致力於哪些方面的研究的論點(22)。大衛·派恩-柏林(David Pion-Berlin)和丹·克林瑞(Dan Cleary)對1991年到2000年的《美國政治學評論》的論文進行分類，發現大約53%的論文屬於數理統計分析，21%使用數學模型，25%屬於規範理論，而僅僅1%採用定性的研究方法(23)。維斯(Vis)運用西方民主政體的政府在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中擴大支出的數據集，對模糊集定性比較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與回歸分析的優劣進行了對比分析(24)。由此可見21世紀以來，學界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得到加強。
除了定性與定量方法之爭，政治科學也呈現混合研究的趨勢。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的論文提出比較分析中混合研究方法的嵌套研究設計，將案例研究和數理統計分析進行系統結合(25)，但是僅關注方法論意義上的重構，忽視了理論指導。德克·伯格-施洛塞爾(Dirk Berg-Schlosser)提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結合的詳細程序，認為在進行混合研究時應重視理論指導而不能僅僅考慮便利性(26)。Jon Nyhlén和Gustav Liden在決策分析領域提出框架路徑，該路徑考慮了因果機制的建立以及技術分析的運用(27)。馬卡坦·漢弗萊(Macartan Humphrey)和艾蘭·M.雅各斯(Alan M.Jacobs)提出了混合研究的定量與定性數據的貝葉斯整合分析(BIQQ)，論述了這一路徑如何在不同研究條件下推動定量和定性的最優組合(28)。愛克蘭布姆(Eykelenboom)等人運用混合方法系統綜述(mixed-method 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對含糖飲料稅的政治和政策接受度進行了分析(29)。
新革命時期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定性與定量研究呈現優勢互補、積極融合的態勢，從相關分析到因果效應和因果機制的識別成為普遍趨勢。此外，方法的科學化、精準化和開放化也成為新革命的重要特徵，許多先進的研究方法如模糊集、貝葉斯等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
(二)國內層面的演進歷程
我國政治學在發展過程中對國外百年曆程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大有兼收並蓄之象，因而很難釐清具體的演進歷程。王中原、郭蘇建將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分為恢復調整、全面發展以及精細化發展三個階段，梳理了各個階段學科體系、學術隊伍、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成就(30)，但是這一划分難以體現研究方法的演進，作者也並未詳細闡述不同階段研究方法的變遷。韓冬臨、釋啟鵬按照不同研究方法而不是時間脈絡對政治學研究方法進行梳理(31)，但是參考的研究成果大多是21世紀以來的，對政治學恢復初期的研究涉及較少，且難以體現時間維度上的變化。本文將研究方法的演進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希望可以較為清晰地呈現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歷程。
1.研究方法的興起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政治學者開始對研究方法給予關注，並逐步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景躍進、王國勤將研究方法界定為方法和技術、研究途徑和範式以及哲學假設三個維度，通過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國逐漸引入了理性選擇理論、行為主義、制度主義、政治系統理論等方法論(32)。謝宗範對行為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和演進做了較為清晰的梳理(33)，但是論述過程缺乏參考文獻，文章只引用了戴維·伊斯頓在1988年5月北京學術討論會上的論文，這不免令說服力有所下降。陳明明認為，行為主義革命推動跨學科研究和新理論分析模式的出現，從而促進了政治發展研究的興起(34)。倪星對投票行為中的理性選擇進行了述評，認為選民參加投票是基於個人的成本與收益的計算，並且認為只有改變制度才能提升政治活動的效率(35)，但並沒有對政治選舉制度進行詳細的論述。房寧將西方政治學方法論分為規範研究與經驗研究，對二者的特點以及不同點等進行了論述(36)。但是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不利於對不同研究方法的深入學習，且定性研究應屬於實證研究的一種，不應是規範研究。
此外，學界採用規範分析或實證研究的方式對國內外的理論或問題進行了論述。王滬寧對現當代西方主權理論的發展進行了述評，闡釋了西方理論界否認主權與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和維護主權的論爭及其背後的深刻根源(37)。沈仁道對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及其特點進行了論述(38)。徐功敏對我國事業單位的內涵、特點及其改革的路徑進行了分析(39)。魯振祥運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對20世紀30年代鄉村建設運動進行了評介，認為鄉建運動屬於改良主義的運動，應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40)。但是文章所用的案例研究的方法較為粗淺，且大量引用二手資料，規範性與科學性稍顯不足。王滬寧出版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41)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對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鄉村進行村落家族文化的研究。作者對全國多地的農村進行了實地調研，最終選取了15個案例編入書籍，該書的案例研究方法較為系統和規範，此書也榮獲1999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二等獎。1986年陸紅軍運用情景模擬法對不同企業中管理幹部選拔問題進行了研究(42)，這篇文章採用了定性模型與定量測評相結合的方式，是這一時期為數不多的涉及定量研究的文章，不過文章雖發表在《政治學研究》雜誌上，但是研究內容更側重企業的管理問題。
這一時期學界開始重視研究方法的相關問題，積極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這些研究方法對國內外理論與現實進行研究。然而，學界在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時呈現出不均衡的態勢，對理性選擇理論較為關注，而對其他研究範式關注較少。此外，這一時期的研究大都為定性研究。孫嘉明在1986年對政治學運用定量研究的可能性進行了論述，並且列舉了一些具體的定量方法(43)，然而這裡提到的定量方法僅停留在問卷調查、描述統計等層面，較為簡單。
2.研究方法的快速發展時期(21世紀至今)
21世紀以來，我國積極吸納國外的先進研究方法，並且重視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作用，多種研究方法得到廣泛應用。首先，定量研究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馬駿、林慕華運用問卷法以及回歸分析等對人大預算監督的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44)，但受制於樣本數量的限制，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較弱。劉啟君對各級各地人民法院1978年至2012年期間審理結案的貪汙腐敗案件進行收集整理，並據此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腐敗狀況進行實證分析(45)。此文以收集的一萬一千多個案例為數據來源，並且對案例按照指標進行了逐一的分解與統計，有助於把握案件細節，深入了解腐敗案件的特性；但根據作者估算，收集的案例僅佔當時全部腐敗案件的1%，代表性方面稍顯不足。任中平以四川嘉陵區社區主導型發展的項目為例，對社區主導型發展與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有機結合進行了分析(46)。作者對嘉陵區的社區主導型發展項目進行了實地考察和調查研究，但缺乏理論視角，研究的理論化程度不足。祁玲玲運用定量定性混合分析方法對1974年以來的91個第三波民主國家的選舉數據進行分析(47)。夏瑛以A市重複集體信訪為例，解釋信訪制度政治與行政的雙重製度邏輯(48)。該文以A市的信訪資料作為實證分析的基礎，具有代表性，對信訪制度的雙重邏輯進行了學理與現實意義上的闡釋。楊冠瓊、劉雯雯運用博弈論對國家治理體系進行研究，認為國家治理應關注影響社會各領域與個體互動的制度規則(49)。博弈論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論體系，文章運用博弈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對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治理現代化進行了論述，研究方法的嚴謹性科學性以及使用的規範性程度都較高。包剛升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1973-2013年間的選舉制度及其效應進行研究(50)，但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為描述統計和方差分析等，較為簡單。鄭石明、張大維、張春滿等人運用期刊文獻計量分析對國外政治學進行了研究(51)。
其次，國內也出現了對定量與定性方法的反思。2015年《公共行政評論》推出專欄，圍繞KKV撰寫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學推論》一書探討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方法論問題。盛智明認為定性研究應借鑑定量的方法，提高定性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52)。陳瑋、耿署等人認為這本書在變量和案例選取以及測量偏誤方面提出的原則對定性與定量研究都有所裨益(53)。陳碩認為實證研究需要嚴謹的語言邏輯和數理邏輯(54)。唐世平認為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各有千秋，不應只強調運用定量方法尋求因果解釋(55)。朱天飈認為定性研究遠超出科學的範疇，研究者認識世界的角度決定了研究採取定量還是定性的範式(56)。陳那波呼籲方法應用的多元化取向(57)。青覺提出定性與定量方法相融合的中國民族政治學的研究方法(58)，但是對於二者融合的建構過程並未深入論述，且對於定量研究仍停留在較淺的回歸分析層面。學界對定量與定性方法的反思與爭論，有助於促進對方法論認識的深化，推動方法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新世紀以降我國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對定量與定性方法既有發展也有反思，同時密切關注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動態，積極借鑑新興研究方法。但是當前學界也存在重定量貶定性之勢(59)，重視定量研究方法而輕視定性研究方法的學習和運用。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思路
(一)數據來源
分析期刊論文對了解學科演進與前沿具有重要意義，文獻計量又十分適用於大樣本文獻的分析，運用文獻計量的研究方法對期刊文獻進行分析，有助於全面系統地了解國內外政治學的研究動態。
為了分析國內外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本文選取了16本國內外重要的政治學研究專業期刊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包括8本外文SSCI期刊與8本國內CSSCI期刊。8本外文SSCI期刊分別是：《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以下簡稱AJP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簡稱APSR)、《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以下簡稱CPS)、《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簡稱EP)、《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簡稱GEP)、《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GIJPAI)、《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以下簡稱IEAPLE)、《Policy Studies Journal》(以下簡稱PSJ)；8本國內CSSCI期刊分別是：《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世界經濟與政治》《公共行政評論》《國際政治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行政論壇》和《探索》。
(二)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區間為2001—2016年。考慮到期刊論文的篇數總體量較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為了節省工作量又保持研究的嚴謹性，通過抽樣與全樣本結合的方式對需要統計的期刊進行處理。思路是：外文與中文各選取3本期刊對2001—2015年(或2001-2016年)論文進行全樣本分析；剩餘的5本外文期刊與5本中文期刊則抽取了其中的5年進行分析，分別是2001年、2006年、2011年、2013年、2015年，這樣就可以反映政治學研究方法變化的趨勢。
本文將所有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分為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兩大類別。進一步地，又將實證研究分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混合方法研究。為了確定論文所屬的研究類型，首先，確定每篇論文所使用的具體研究方法，結合論文摘要、論文全文內容進行摘取；其次，將具體的研究方法按照相同、相近、類似以及儘可能少類別的原則進行歸類合併，全部根據人工統計與歸類合併；在初步確定論文的具體方法與所屬研究類型後，再經過研究者的反覆把關與審核。這些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數據的真實可靠。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研究數據的收集過程，以回歸方法為例進行演示說明。首先，根據論文摘要與論文全文搜索，數據搜集人員搜集到的具體的回歸方法包括：OLS回歸、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廣義估計方程模型、logistic回歸、logistic多層多項回歸、負二項回歸模型、貝葉斯回歸、工具變量(IV)法、二階最小二乘法、面板校正標準誤方法、穩健標準誤回歸、空間面板回歸等，方法種類不下30種。這些具體方法的關鍵詞中，有些是與數據類型相關的，有些是與估計方法相關的，有些是論文中用到較多的，有些是論文中少有用到的等。根據相同、相近、類似以及儘可能少類別的原則，最後確定本文的回歸方法分為：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面板回歸分析、多層回歸分析、空間計量法5類。
考慮到指標的可獲得性與工作量之間的平衡，本文對中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比較還選取了以下指標：研究主題、作者數量、外文第一作者國家等指標。
圖1 中外政治學期刊研究方法類型佔比的對比
四、文獻統計與結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類型
1.中外期刊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對比
統計顯示，本文所統計的8本外文SSCI的發文量為2361篇。其中，881篇論文為規範研究，規範研究論文佔比為37.3%；1480篇論文為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論文佔比為62.7%。在實證研究論文中，699篇論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719篇論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62篇論文使用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混合方法。
本文所統計的8本中文CSSCI的發文量為6600篇。其中，5362篇論文為規範研究，規範研究論文佔比為81.2%；1280篇論文為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論文佔比為18.8%。在實證研究論文中，841篇論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383篇論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14篇論文使用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混合方法。
表1 中外政治學期刊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統計
期刊類型 定量 定性 混合方法 規範 總計 匯總 外文期刊 719 699 62 881 2361 中文期刊 383 841 14 5362 6600 佔比 外文期刊 30.5% 29.6% 2.6% 37.3% 中文期刊 5.8% 12.7% 0.2% 81.2%
2.研究方法類型的趨勢統計
統計顯示，2001年，5本外文政治學期刊共發文205篇，按研究類型分，規範研究論文79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73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52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達到61.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36.1%。至2015年，5本外文政治期刊共發文211篇，按研究類型分，規範研究論文35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131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26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9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達到83.4%，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71.1%。另外，3本全樣本外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從2001年25.3%上升至2015年的69.2%。
2001年，5本中文政治期刊共發文566篇，按研究類型分，規範研究論文535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11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19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僅為5.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僅為2.1%。至2015年，5本中文政治學期刊共發文698篇，按研究類型分，規範研究論文527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56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113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2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24.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8.3%。另外，3本全樣本中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從2001年18.5%上升至2015年的39.2%、2016年的39.3%。
從6本全樣本期刊來看，外文期刊中，EP、GEP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相對比較高，從趨勢來看，GEP對實證方法的偏愛程度上升更快，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17.9%上升至2015年的81.5%；EP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26.7%呈波動狀態上升至2015年的76.4%；而IEAPLE在早期就有較高的實證論文，但近10多年來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僅有小幅度上升，2013年實證方法運用比例達到最高的58.3%，但2015年又回落至36.4%。
表2 中外政治學期刊使用研究方法類型的趨勢統計(抽樣期刊)
外文期刊 中文期刊 定量 定性 混合研究 規範 總計 定量 定性 混合研究 規範 總計 數量 2001 73 52 1 79 205 11 19 1 535 566 2006 85 50 6 67 208 9 58 637 704 2011 116 31 20 63 230 39 119 577 735 2013 146 30 15 36 227 52 95 1 583 731 2015 131 26 19 35 211 56 113 2 527 698 佔比% 2001 35.6 25.4 0.5 38.5 1.9 3.4 0.2 94.5 2006 40.9 24.0 2.9 32.2 1.3 8.2 0.0 90.5 2011 50.4 13.5 8.7 27.4 5.3 16.2 0.0 78.5 2013 64.3 13.2 6.6 15.9 7.1 13.0 0.1 79.8 2015 62.1 12.3 9.0 16.6 8.0 16.2 0.3 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