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因為激動吧，第一次從荷蘭動身來中國前夕，我的口吃又嚴重了。腦子轉得飛快，嘴上就是說不出。我一邊逢人就講我要去神秘的中國了，一邊臨陣磨槍地練習中文。1991年6月25日，27歲還在萊頓大學讀書的我，終於在暑假裡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而我的口吃也讓北京朋友的直率給治好了一大半。荷蘭人從小被要求對別人的缺陷和毛病要「禮貌」地裝作沒注意，而我的北京朋友就問：「你說話怎麼這樣？能好好說嗎？」大概我就欠這種直接的刺激，居然管用了。
我說漢語一直帶北京味兒，就來自那群北京哥們兒姐們兒的薰陶。他們帶我深入體會了首都的生活。那時的北京城好像還不到現在的1/4大，街道上像荷蘭一樣，到處是自行車，不過大家把車座調得很矮，似乎騎得很悠閒；人人拿一個帶毛線套的玻璃瓶喝茶，上班的職員每天還睡一個長長的午覺。後來我又去了中國很多省份旅行：火車上，在香菸、泡麵和腳臭的混合味道裡大家熱情地聊天，總能交到新朋友；那時的麗江只有一個簡陋的客棧可以住，瀘沽湖還只是一個湖而已；昆明還是個可愛的小城市，整個南京還可以步行逛完。那時生活簡單又緩慢，大部分路況和旅途條件都很差，班車又髒又破。當時我已經學了兩年中文，能交流和照顧自己。我拼命地吸收，感到非常充實又開心，回憶起來好懷念。
樂安東在營盤小學的大榕樹下。圖 武傳華那次來中國還帶著一個特殊任務：為我的畢業論文研究找一個講載瓦語的景頗族寨子。少得可憐的學術資料上寫著：在雲南德宏州某些地方就有。那個暑假的後半段我就開始找了，一個人從昆明到德宏。我坐在夜班長途車的最後一排，路顛得誇張，為了不摔下座位，只能跟同一排的其他乘客像跳小天鵝芭蕾舞那樣互相手挽手，大家隨著每次顛簸一起飛起來，一整夜就這麼飛起、落下，根本不能睡。第二天早上，這一排陌生人成了兄弟姐妹，好像一起做了什麼偉大的事情。
沒有網絡和手機，我舉著一張寶貴的地圖，抵達德宏就開始到處打聽，賓館服務員和班車司機都是我的好嚮導。你聽說哪裡有景頗族寨子嗎？知不知道那裡講景頗族五種語言中的哪種？第一次走進一個講載瓦語的景頗寨，被突然出現的一群大水牛給嚇跑了，當時我還不了解它們那溫柔害羞的性格。最後，我遇到一位正好有休息日的赤腳醫生，我倆騎上自行車，邊聊邊騎了幾小時，終於到了他熟悉的一個村莊：雷弄。這趟沿著水田和竹林的騎行決定了我後來幾十年和景頗族切不斷的聯繫。從此我就慢慢開始講雷弄口音的載瓦語了。
我總喜歡挑戰自己，做另類的事。1989年在荷蘭萊頓大學選讀漢語本科，也是因為當時學漢語的西方人還很少，而且印象裡這個龐大、古老又神秘的國度，只能從歷史書裡讀到，似乎沒人了解它最新的消息，我於是就想去探險一番。學了一年多後，我發現一個更「另類」的專業：藏緬語系的比較語言學，並把它選為第二專業同時進修。
比較語言學家大概分兩類：一是書呆子型，喜歡在書齋裡不停地分析出新理論、語言之間的新關係和遷徙分化的故事。二是探險型，喜歡實地考察，為找到語系最寶貴的活跡，鑽到偏僻、艱苦的地方去。理想的比較語言學家是兩種兼備，我主要屬於第二種。不過所謂的「艱苦」其實要看自己的態度，對我來說主要是新鮮感和樂趣。
漢語和中國許多少數民族語言以及一些周邊國家的語言都屬於藏緬語系，也叫漢藏語系，包含400多種語言。從學者角度，我能做的最有價值的事，就是找個幾乎沒人研究過的民族語言，也就是學術空白來做。如果課題是新的，我努力做好，我就是專家。我當時蠻有野心，為自己即將開始的藏緬語系研究事業而興奮，準備開個好頭。來中國前，我在許多學術空白裡挑了景頗族載瓦語，是中國境內多半景頗族所講的語言。雖然我對此還一點也不了解，但德宏州特殊的地理和社會條件聽著很誘人：在滇緬邊境上，又是亞熱帶，多民族混居，還沒有遊客搗亂。就這樣我選擇了本科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想不到會是我後來十多年的博士研究課題，更想不到會安家在這裡。
雷弄村：像瘋子一樣考察，像景頗人一樣生活雷弄村，是我最主要的載瓦語研究基地，也逐漸變成灑滿我最濃厚感情的幾個寨子之一。在雷弄山的半山腰上，往西、南、北三面望去，都是緬甸的山。1990年代，村路還是紅土泥路，老百姓沒有摩託車，靠走路或偶爾搭上難得的拖拉機去到遠方。村裡一座磚房都沒有，人們住在各種各樣的竹樓裡。現在的景頗人跟我一樣，認為還是竹樓住著最舒服：隔熱好，透氣又通煙，地板很有彈性，從竹編牆的小縫能看到外面誰來了，不用很大聲，屋裡屋外的人也可以說說笑笑，問問有什麼事，吃飯了沒。每座竹樓各不相同，寨子本身就是個很有看頭的博物館。全村只有幾臺黑白電視，鄰居們喜歡湊在一起看，其實也不怎麼看，主要是聊天，經常停電也無所謂。
枯燥的研究工作中，每天在鄉親家蹭飯，傳統景頗菜好吃得讓我幸福無比。偏素、油不多，有許多種味道很香的野菜，生拌的、舂的、煎的、剁細後包在葉子裡燜燒的、竹筒裡烤的，放許多姜、山姜、小西紅柿、發酵的豆豉、當地特有的佐料、溪流裡的小魚蝦、還有許多許多辣椒，吃起來極其開胃。在大城市，中國人老問我喜歡哪個菜系，我誠實地說我最愛景頗菜。雖然我知道對方大概根本沒聽說過這個國內人口才13萬但勇敢能幹的民族。因為地理氣候原因，這裡經常能吃到菠蘿、芒果、木瓜、菠蘿蜜或其他野生熱帶水果。有的很香甜，有的酸得牙齒要掉光，不過都沒關係，沾上鹽巴和辣椒，大大小小，紅綠酸甜，都能吃得很開心。我在寨子裡第一次發現連早飯也可以是辣的。對長腿的我來說，唯一比較不便的是小板凳總是矮得像從小人國搬來的。我當時沒見識過中國鄉村，驚訝於用牛糞種出的蔬菜長得特別好；大家很少用肥皂，碗筷衝衝就行，以水為淨；沒有冰箱，肉就那麼掛很久才吃也沒人拉肚子。我開始懷疑自己以前是不是有點過度講究。
語言學是門挺變態的學科，要沒點強迫症還真堅持不下來。我在寨子裡的任務是從零開始，把載瓦這門語言從頭到尾梳理、記錄和描述下來，這個過程聽起來就困難，實際上也是。總之，要模仿和追問一切聽到的最準確的發音、琢磨聽到的一切句子裡每個小零件最基本的意思。懂了它們的意思才能明白它在句中的用法，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用，漸漸開始找到規律和邏輯。語言是有生命的，一切運轉都有原因。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既枯燥又很難放下的過程，也經常有新發現帶來的快樂和刨根問底的有趣交談，才能讓我做得不那麼痛苦。不過，發音和語義的區別問得太細，常常會把「發音人」逼瘋的。我主要的發音人和載瓦語老師叫排昆，當時還是小夥子、小學代課老師，是個極聰明和認真的人，他和我一起忍下了這個艱難的過程真是很偉大。
也是排昆帶我去了雷弄山後更偏僻的武甸寨，拜訪他叔叔跑齊幹——武甸寨的董薩（巫師）。在跑齊幹的客廳，被煙燻黑的牆上掛著好幾套傳統長刀和布包，是他在祭祀中和不同鬼神打交道時用的。我們靠在火塘邊，久久地聽他講各種關於鬼神的事。老人講了個很長的故事，關於遠古的大洪水時期，很多鬼神和人類的起源。那時彩虹媽媽常常哭，因為她那被剁碎的孩子變成了我們人類無數個祖先，但他們卻不認得她了，還彼此廝殺。很神奇的是，故事裡除了好多沉重的成分，也包含著許多幽默。故事被前輩人無數次講過之後，故事裡鬼神的家也變成人類家中的模樣，要做飯刷碗等。文化的傳承真是個生動的過程。
說起我和景頗，不能不提目瑙。目瑙縱歌是景頗族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日，周圍許多寨子的人穿著盛裝趕來參加。最主要的活動是白天在一個圓形場地，和幾千人一起跟著瑙雙（領舞的神職人員）進行一種快樂又隆重的舞蹈，聽著那激昂的鼓聲，你腳下就沒法不跳舞。景頗男人都舉著長刀所以我也舉，一跳就是三個小時一場，參加三天至少跳四場，夜裡還在篝火旁盡情跳舞、唱歌、喝酒。1995年我第一次參加目瑙，跟雷弄寨好多親戚們坐拖拉機一起去。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天，其實不是一天，是根本不睡覺的兩天一夜。最後，又困又累的我們擠滿了幾輛拖拉機一起回雷弄，好多人尤其是孩子都睡著了，我和另外幾個人就一直忙著支撐或抱住快掉下車的人，我們顧不上自己的疲憊，只覺得睡得東倒西歪的人樣子很滑稽。下了車，我和排昆發現自己的腿已經沒法正常走路，只能用跳舞的步法跳回家去。
20多年了，雷弄變化很大。現在大家住著磚房，彩電、手機和自來水已經普遍，原始森林被砍了一些，橡膠林面積越來越大。我們已經搬家定居在另外一個景頗鄉了。但每次回到雷弄，我特別享受這裡很特殊的安靜和舒適感。當時我抱著的小孩子都長大了，已經做了爸爸媽媽。長年留我一起住的勒度、木介一家讓我感覺太親切了，真的就是家人。我很難理解，這麼多年到底是怎麼一下子就過去的，每次回去還呆不夠。
文化、思想間的竹橋我在萊頓大學的博士論文早已於2002年答辯通過，1700頁的《載瓦語語法和詞典》也在2010年出版，但我和德宏、景頗族的感情沒斷過。
我一直想為景頗鄉親做點事，原來還抱著很簡單的想法：在某個小學每天早上給小朋友教書，下午畫畫，晚上看書和作曲。但2007年，我在北京認識了後來成為我妻子的李暘並帶她來體驗景頗村寨後，我才開始意識到，這裡需要我們付出特殊的努力，我也漸漸跟著她一起走上了創辦公益組織的路。
我從沒想到最初對中國和中文的好奇心，會把我引向景頗山寨這個神奇的世界和現在這種特別的生活方式：面對綠色的大山和彎彎曲曲的龍江，我和李暘親手蓋起榕樹根，為景頗孩子們提供另一個家。教他們知識，鼓勵發揚他們的天性。我們和幾百個聰明、能幹又可愛的景頗小孩一起創造著奇蹟。我想我們就像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間的小竹橋，讓人們可以通過我們，踏上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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