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閱讀時間也在被電子產品所擠佔。一位在作文培訓機構工作的深圳語文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小學生父母把孩子送到寫作機構是為了「戒網癮」，以防沉迷於抖音或手機遊戲。大城市孩子生活環境比較簡單，學校和家兩點一線，生活重心就是學習，與社會互動有限，很難產生共情能力，如果沒有閱讀和生活體驗，語文素養和寫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空談。
語文是什麼？眾說紛紜，各種說法的共識部分是「語文是一種母語學習」，新課標中對語文核心素養由基礎向上提出了四個要求，即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鑑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
所謂思辨性，就是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讓自己的大腦成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再高一點，鑑賞與創造，很難用分數評價。」董玉亮無奈地表示，現實對「好孩子」的評價標準就是單一的，只有學習好、分數高的是好孩子，完全忽略考分之外的優點，同時，這種通過比較分數得來的自信又是不牢靠的，一旦新環境沒有比分制度，很容易迷失，何談自我表達？
不管中考還是高考，閱讀和作文在語文考試中都佔據著絕對分值，與其他學科不同的是，語文分數的提高並不完全與應試訓練強度成正比。在王大績看來，題目千變萬化，本質上考察的無非是檢索和加工兩種思維能力，即從文本中快速準確地找到答案信息，並通過聯想或推斷使答案符合題目要求，這兩種能力都需要通過閱讀和生活感悟來提升，而不是光靠刷題、背套路。
「訓練學生思維能力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很多老師自己未必有這個能力，中小學教師其實是一個相對閉塞的群體。」一位高中語文教師坦言，公立學校待遇不高，留校的大多是女老師，方便顧家，伴侶大多是軍人、醫生、律師等典型中產階級，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自己的學生、學生家長和同事，生活安逸，本身也沒有拓展自己能力的主觀迫切性。
在「老師講-學生聽」的傳統課堂模式中，老師是主角，課上討論內容大概率不會超出老師的射程範圍，個別離經叛道的觀點只能作為「補充意見」。韓健舉例說，學古典詩詞時，年紀小的學生普遍更喜歡李白、不喜歡杜甫，現有教育體制裡，老師允許學生論證為什麼不喜歡杜甫，但最終還是要引導學生去發現杜甫的偉大，她也承認，「這確實有可能壓抑了孩子最真實的想法。」
教師的能力會直接影響教學效果。韓健曾應社會教育機構邀請到全國各地高中做考高衝刺準備的講座，在一些中學的早讀課上，她看到有語文老師抄了一黑板的成語和近義詞辨析讓學生背誦。「這些所謂的積累都不能算是寫作可用的磚塊，而是磚粉，抄板書、記詞語的做法太過低估一個高中生的學習能力了。」韓健說。
「不要用自己的學識限制孩子，學生被動去記憶老師講的內容，是沒有感觸的。」董玉亮介紹說，北大附中的語文課是翻轉課堂，把學習主動權交給學生。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開設了一門《魯迅作品選讀》 （下文簡稱《魯迅》），每次上第一節課前兩到三周，他都會把近兩萬字長的《回憶魯迅先生》布置下去，讓學生提前閱讀，課上分享一處文中最有感觸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課堂上，每人說一點，剛好一節課60分鐘。
起初董玉亮也會擔心，文章中有價值的內容會被學生忽略，但他很快發現，這堂課的價值是學生分享讀書的體會和感動，遠比老師講得多精彩深刻來得有意義，學生講完，會盼著上第二堂課，而老師講得再精彩，學生也不會對課程有更多期待。「作為老師，從教育精神和道義上，都不可以剝奪孩子思考和表達的權利。」董玉亮說。
精神價值的失落
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課上的小學生經常下意識地區分「哪些東西不可以寫」「有些東西寫了可以得高分」，課程總監、80後上海作家許佳分析說，孩子們很可能是從老師讀的範文、看的作文選中總結出的規律，這其實是一種惰性思維，覺得這麼寫就行了，直到學校要求更多的時候才會走到下一步。「對很小的孩子說，寫作就是這個樣子的，與他們的真實情感不相關，他們很困惑，很快失去興趣。」許佳說。
作文該怎麼寫？語文教育該怎麼教？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問題。1997年，一位從浙江來到北京教書的中學語文老師王麗感慨「中國的中學語文教育實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她將教材陳舊、考題荒謬等現象整理成《中學語文教學手記》一文，發表在刊物《北京文學》上。王麗沒想到的是，這篇文章與同期發表的另兩篇反映中國語文教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紀到來之前引發了一場關於語文教育的大討論，並促成了1999年開始的語文教學大綱和教材的改革。
當年最令王麗苦惱的是教材的陳舊與落後。那時高一第一學期的語文課本中，約一半編選篇目是從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來考慮的。作文教學的公式化、教條化更是讓王麗覺得「不可思議」。教學參考書提供的分析公式幾乎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議論文課文上，即「提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王麗稱之為「三股文」，且很多議論文篇目很不接地氣，不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是以議論的精闢、言辭犀利或審美價值引發讀者思考或美的感受，當時的高考作文題目也是「三股文」套路。
當時的語文教材已經經過一定改良。此前，語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化作用，甚至一度沒有教材，1977年恢復高考後，才逐漸轉向對語文知識和讀寫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視。這原本是好事，但過於強調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訓練，語文逐漸淪為「考什麼、教什麼、學什麼」的應試教育，忽視了語文本身的人文性，缺少人文關懷。
應試環境下，學生缺少宣洩渠道。時任《萌芽》編輯孫悅在《「新概念作文大賽」是如何萌芽的》一文中回顧，當時雜誌銷量下滑，面臨市場困境，幾經改刊最後決定「重新回到青年中」，以「提高學生文學修養」為目標。編輯部很快也發現了當時語文教育的問題，即只重視語文知識的量化，忽視了從文本和人本角度培養學生語文能力，學生死記硬背、套話套作、所想不能表達。為什麼不針對想像力豐富的高中生搞一個類的徵文大賽？「新概念作文大賽」應運而生。
「新概念作文大賽」提出的「新概念、新表達、真體驗」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七所全國重點大學認可，第一、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者甚至能得到保送北大的機會，前幾屆比賽中湧現出一批80後作家。隨著高校保送制度取消和類似作文大賽的增加，以及一些明星作者涉嫌抄襲的指控，越來越套路化的新概念大賽作文也慢慢淡出大眾視野。
「培養作家不是語文教育的任務，儘管文學藝術創作與語文教育有聯繫，但不能混為一談。」浙江師範大學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顧之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首先解決的是教材問題，1999年，教育部啟動課程改革，修改當時正在使用的教學大綱，同時編寫新教材，顧之川正是新課改高中語文教材（人教版）的主編。新教材在增加文學性內容的基礎上，還加入了「選擇性」，5本必修用來打基礎，7本選修用來發展個性特長，例如喜歡古典文學的學生可自學《先秦諸子選讀》，這套教材至今還在使用。最新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提出了語文教育「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的要求，但現實中，語文教育似乎一直遊走其間，從沒有真正實現二者中任何一個目標。
在高校執教二十多年，陳躍紅髮現，大學老師時常都在抱怨學生們寫不好文章，主要問題是邏輯不清，文體格式不對，結構不嚴謹。不少理工科學生寫課題申請書、擬學術報告稿子、寫研究論文等，常常表達不清，使得教授們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在給學生改文字文本上，有的學生甚至連給老師寫電子郵件的基本格式都不懂。
「這種現象在中國高校是普遍存在的。」陳躍紅說，即使在匯集了全國頂尖學子的清華、北大，仍會感到學生寫作能力的差欠，所以近幾年，清華等高校都在下大力氣抓學生的寫作與交流教育。
重視啟發孩子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芬蘭教育模式」在課改初期也被一些學校和社會機構引入國內，但真正落地的並不多。「以我了解的情況，現在的作文教育模式並沒有比我小時候好多少。」許佳說，很多家長把二三年級的小孩送來時，反饋最多的問題就是孩子沒有閱讀和寫作的興趣了。
主要問題在教學方法上。很多中學課堂仍在沿用「學生閱讀朗誦-老師串講中心思想」的模式，這不是老師一個人所能改變的，是生源質量、應試要求、教學評價等等因素合力的結果。
「語文教學的問題，一方面，中學老師在使用話語霸權；另一方面，老師又是失去話語權的群體。照本宣科，教材規定什麼，就講什麼，不敢越雷池一步，還有人專門研究試卷，根據考試需要決定教學內容和形式，原因就在老師怕學生考不好。」浙江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蔡偉說。
應試教育的要害是閱讀指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在《語文教育的弊端及背後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指出，「應試教育將學生的閱讀範圍與視野局限在死記硬背教科書和高考複習參考書，造成學生文化、精神空間的極端狹窄；在寫作指導上則引導、鼓勵學生說假話、說考官和權勢者要求自己說的話，不說真話，不說自己的話。應試教育下的寫作教育，就是培養各式各樣的八股，全是空話」。而培養什麼樣的話語方式就是培養如何做人，「說別人說的話就是奴隸，說假話、大話、空話，講歪理，就是奴才」。進行中小學語文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學會像人那樣說話，像人那樣思考問題」。
最近十年，語文應試在商業化夾擊下被繼續強化。實施「新高考」後，語文學科在高考中的權重得到提升，語文培訓需求得到釋放。據艾瑞諮詢數據，2019年，中國語文行業市場規模達395.8億元，同比增長22.1％，其中，作文類課程培訓佔比為52.3％，是語文培訓的主要模塊。「今人讀書如投資，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在華東師範大學2015年舉辦的「百年語文的歷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指出。
中學語文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1998年，王麗帶著這個問題去採訪了錢理群，「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小學的問題, 也不僅僅是大學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教育的問題。其根本的問題就是教育的精神價值的失落。」錢理群說。「應試教育的本質就是實利性教育, 就是急功近利, 不注重對人的終極關懷的培養。」
這一回答如今依舊適用，在錢理群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的文章中寫道：「我們這些年所貫徹的教育，也還是被攔腰砍斷的教育，是片面的、殘缺的、喪失終極目標的教育。」
所謂「片面」「殘缺」，是以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五育並舉」理念為對比，即軍國民教育（即現在所說的體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錢理群認為，前三者是教育現象學的問題，服從於現實需求，世界觀教育則是告訴學生如何看待物質世界，追求對人格的培養，是超越政治和科學的關懷，美育正是超越現實到達彼岸的橋梁，甚至可以替代宗教。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經世致用，看中實用性、功利性，導致國人缺乏想像力和終極關懷，無法接受超功利的美育，美育在今天被縮小成了音樂、美術課，這也使今天的教育成了「半截子教育」。
語文到底怎麼教？
2007年秋天，從頭帶高一理科實驗班的董玉亮做了一個實驗，他找來班上幾名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讓他們按高考要求在兩個半小時內做完一套卷子，結果最高有120多分，最低的也有110多分，學生不知道，那就是一套高考真題。「在沒有任何訓練和暗示的情況下，裸考120多分，所以這三年到底要教什麼？」董玉亮想，「如果一直做應試訓練，沒準分數還下降了。」
不久，北大附中就開始了一場備受爭議的教學改革。2010年起，學校取消了原來的教研組，按照課程體系建立了4個學院，行知學院主要圍繞國家基礎課程展開，董玉亮就是行知學院教師。其餘三個學院各有偏重，比如元培學院偏理科，博雅學院則以文科為主。學生也不再像傳統教學模式那樣坐在固定的行政班裡等老師來，而是按照自己選擇的課表去不同教室上課，類似於大學生上課模式。
改革後，語文課程將原來高中階段5本必修教材分類整合成4本，對應在高一一學年學完。學生到高三進入預科部，做應試訓練。董玉亮所在的行知學院在高二階段開設了17門經典專書閱讀課，他本人每個學段都會開設《魯迅》《論語》和《古代文化史》三門課。
以《魯迅》課為例，第一單元是給魯迅「撕標籤」，褪去「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的新衣，還原魯迅真人，看他是如何做兒子、父親、學生、老師和丈夫的。為此，學生要了解周伯宜對魯迅的影響，魯迅對兒子周海嬰的教育，讀魯迅妻子許廣平寫的回憶錄和魯迅身邊人對他的評價，以及參考魯迅自己在「五四」運動後寫的一篇著名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提倡家庭改革，反對父權在家庭中對子女的羈縛。
對比之前學生讀完朱自清《背影》後所寫的「父親」，董玉亮發現，學生讀完《魯迅》「父親單元」後，所寫的「父親」與「我」的關係是辯證發展的，父親如何影響了「我」、「我」又如何改變的了父親，會讀到父子相處中的衝突、反思、變化與依戀，學生筆下的父親在「我」的生命中、又不在「我」的生命中，而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我看到的山一樣的「父親」形象。
「這些東西不是老師教給學生的，學生自己讀完之後，就想寫，就想表達，會寫出上萬字的文章，至少都是思辨層次上的創作內容，學生收穫的也不僅是寫作能力，還有對社會和人生的關照。」董玉亮說到這裡格外激動。
理論上講，學科素養提高，考試成績自然不會差，但在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中，最大的反對聲音就是「影響了學生高考成績」。北大附的一些畢業生戲稱2010年是「最後的輝煌」，當年高考，該校600分以上學生總數多達224人，位居北京市海澱區第二名，進入北大清華的學生超過50人。但到了2018年高考，北大附中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減少為22人，居「海澱六小強」最後一名。但在董玉亮看來，這恰好是素質教育改革效果的體現——不再以應試成績為唯一考量。
在北京，像北大附這樣的教育模式仍是少數，而類似這樣的教育改革也很難得到推廣。今年高考放榜後，南京一中就因素質教育改革後高考成績下滑遭到圍攻，家長舉著「一中不行」「校長下課」的標語圍堵在學校門口。事後，南京一中認錯，發文宣布調整高三教學方向，「為應對新高考提供科學的依據和方法」，這場風波才逐漸平息。
韓健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她看來，既然高考仍是多數人一生中最公平的選擇機會，那麼即使學校不教應試，學生自己也會出去補課。實際上，北京高中階段補課最瘋狂的就是就教改先鋒學校的學生。
但這已經遠遠地偏離了語文教育的終極目標。錢理群認為，從語文文學性的一面來看，中學文學教育的基本任務就是喚起人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嚮往，喚起人的想像力，探索的熱情，或者說是一種浪漫主義精神。
中小學階段是一個人構建自己精神花園的時期，在漫長的人生流浪中，這個精神世界將是一個人內心的棲息之所。當孩子們走出校園，面對社會黑暗與現實落差而痛苦時，是否有足夠的精神力量與之對抗？錢理群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小學教育的影響是輻射到人的一生的。」「光明的底子愈深厚，抗衡黑暗的力量愈強大。儘管他們會有困惑，有妥協，有調整，但終究不會被黑暗所吞沒，更不會和黑暗同流合汙，而能夠最終守住從青少年時代就深深紮根在心靈中的做人行事的基本原則和底線。」這正是包括語文在內的中小學教育的影響和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