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來換取。」羅蘭·巴特在1968年如是說。那一年，馬丁·路德·金在涼臺上被刺殺，法國人民開始反對戴高樂，中國正確的聲音只能有一個。
福柯說：「知識就是權力。」「正確」則是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具體表現之一。就一個文本而言，正確並非哲學意義上的絕對真理，而是某個人的一種判斷，屬於經驗真理或偶然真理的範疇。因此，誰具有判斷「正確」的資格，誰也同時具有了否定別人的權力。另外，闡釋「正確」需要充分理由，這些理由往往昭示出某部分知識體系，那麼也就否認了與之不同的知識體系。
語文教師就是通過正確來樹立權威。他們一定會在文本中找出具體的所指和作者存在的證據，然後用以說明文本，再輔以考試把「正確」標準化為分值。有意思的是，大多數作者都不會在文本中直接說明其目的，那麼語文教師的解讀就是一種推理。這種推理所使用的條件只能是文本某些部分的提取與關聯，既不等於文本本身，也不代表作者本人。文本至此便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空間，學生只能在該空間內思考，語文教師則是該空間的神。閱讀於是遠離了文本，變成了對教師思維模式的模仿。在排除了其他可能後，教師的權力就由此形成。
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時候，作者的意圖可以被破解。不過，我們仍需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如何證明我們的解讀就是作者的意圖；第二，作者傳達的觀念正確嗎；第三，作者的觀念於我有什麼意義？顯然，第一個問題無法證明，第二與第三個問題答案因人而異。所以，即使我們相信自己的解讀就等於作者的意圖，這也沒有任何意義。文本的作者實際上有兩個，其一是創作者，其一是閱讀者。當我們把一個閱讀者的解讀視為正確時，也就排除掉其他所有可能性。畢竟在絕對的權力下，不會存在真正的自由。
事實上多數孩子都體會到語文教師的這種權力，他們才會天真地詢問：「老師，作者是不是沒有想這麼多，這都是你想的。」這個問題源自孩子的權力被剝奪而產生的不滿。當孩子陷入教師的邏輯無法跳出時，這種不滿就會轉變成以質疑對教師權力的挑戰。
因此，作者必須死去，無論是現實意義上的作者，還是權力視角下的作者。只有作者的死亡才能帶來閱讀的真正價值。於是，這堂課我將向孩子們展示從古至今作者死亡的例證，明確作者死亡的意義。就一個文本而言，我們不需要必然真理。
各位財主，請隨意。